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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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严酷的劳动统制下井下矿工劳累致死。
日本侵略者为大量掠夺煤炭，实行“人肉开采”、“以人换煤”政策，每条巷道每车煤都凝聚着劳工的血汗。井下工人作业极为艰苦，原始的手刨肩扛，操作环境恶劣，矿工嘴叼油灯，背荷重载，要从百米甚至几百米深的坑下爬出坑口，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煤滚下坑去。每人每天必须用镐头刨二三吨煤，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完不成任务不准出坑并减少伙食供给。
据老人廉成山回忆：“1942年兴山二坑从关内招来1000多名18～30岁的工人，因干活时间太长，吃的全是橡子面和发霉的包米面，喝臭水沟里的水，到后来这些人只剩下90多人，其余的人都被活活累死了、饿死了。”鹤岗矿务局矿史办材料。
南山矿退休工人许延岭说：“康德六年（1939）为修南一东线铁路，从天津招来外包工600多人，日本人为加速对我煤炭的掠夺，不顾工人死活，逼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披星戴月干着繁重的体力活，铁路尚未修好，人已累死500多，全部扔到东面的荒山坡上。”《鹤岗文史资料》第1辑。
二是野蛮的掠夺式开采、井下事故不断发生，导致矿工大批死亡。
日本侵略者为掠夺煤炭资源，采用“高落式”、“残柱式”等野蛮落后的采煤方法，塌方、冒顶、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使无数劳工葬身井下。据老工人姜长旺回忆：“我在兴山二坑干活，我们7个人下山（下坡的坑道）送40多米，我因去取钎子，等我回到场子时，40米无棚区全部塌方，那6个人全被埋里了。待我爬出来后，日本人硬说我偷懒没在井下干活，不容分辩就毒打一顿。”老工人卢本忠讲：1945年6月，西三槽作业场一次就冒顶18架棚子，除了在掌子面上干活的5人外，其余30多名矿工全被砸死，葬身井下。
恶性事故屡有发生，令人发指的是一项事故发生后，日本人竟人为地将发生事故的井口堵死，井下死难的矿工和事故后侥幸活着的人全堵在井下，生者被活活闷死。1943年1月6日鹤岗南山三坑发生瓦斯爆炸，事后日本人为保住井口，置井内工人生死于不顾，硬将井口堵死。以后清理现场时，好多人都死于井口附近，此次事故死亡矿工94人。原伪满鹤岗陆镜采炭所计划系、今鹤岗矿务局科研所退休干部，68岁的吴文海讲：“只要瓦斯爆炸，日本人都采用封住井口的办法，那年南山爆炸后，我跑去看到封住的井口，待井口重新打开后，抬出的死尸一大片。”
三是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劣、瘟疫流行导致矿工大批死亡。
鹤岗煤矿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吃的是玉米面、豆饼面、橡子面掺一起的“杂合面”。如果矿工有病或误工还要扣发口粮，劳工穿的是更生布或麻袋片，饥寒交迫，劳工染病又得不到治疗，死者甚多。
据老工人李春秋控诉：“伪满时期吃水困难，工人吃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马粪和死尸。1939年霍乱病流行，哪一座房子里有人生病，鬼子和把头就用铁丝网将房子全围上，不许里面人出来，等人死了就抬出来扔到荒山坡。我们工棚就在现在万人坑下边，工棚死了人就扔进大坑里。”《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矿工孙永山说：“康德十年（1943）伤寒病流行，我们工棚里的工人李连义得了病，夜里把头来抬他，他还会说话，硬把他扔到工棚后边野狼出没的荒山坡上。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他，只看到一只鞋。”1942年，从华北招来的劳工400余人，因天天吃橡子面，拉肚生病，最后只剩下30多人。
四是政治压迫、日伪把头随意残害矿工。
日伪法西斯统治机构遍布整个矿山，工人毫无人身安全保障，随时都有被抓、被打甚至坐牢丧生的危险。几个人小声说话是思想犯，谈论时事是国事犯，走路低头是嫌疑犯……军警把头看到劳工不顺眼抬脚便踢，挥手就打。山东劳工李根生因病卧床不起，催工的把头挥镐，雨点似的落在他的身上，他只好支撑病弱的身子爬到井下，最后死在作业场上。矿工李道立病卧板铺，日本把头举镐便打，李头部被打破两个窟窿，脑浆迸裂，顷刻身亡。
据老工人陈学增回忆：1943年我在南山五坑七片当维修木匠。一天，开压风机的矿工老张来到坑口，日本监工小野见到他，就让他快点给风，小野恶狠狠地将老张推到压风机旁，随即给了电；老张被绞进压风机内。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只见老张全身挤在压风机皮带的大轮之间，仅露出一个血淋淋、被挤偏了的头，他痛苦地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五官被挤扭曲，脸完全变了型，嘴里淌着血……《鹤岗文史资料》第2辑。
在鹤岗东山“万人坑”展览馆内堆堆白骨中，有带手铐脚镣的尸骨数十具，其中有的躯体被铁丝捆绑着，有的尸骨上留下刀痕，日伪把头像恶狼吞噬着矿工的骨肉，似毒蛇吸吮着矿工的血汗，真可谓：
腥风惨惨天日暗，恶狼野狗绕骨堆，
乌鸦老鹰噙人肉，荒山枯树也伤悲。摘自鹤岗东山“万人坑”展览馆简介。
日本帝国主义驱使中国劳工，掠夺东北资源，造成大量中国劳工死亡，这种情况以矿产业最为突出。鹤岗煤矿的东山万人坑就是这种罪恶的真实写照。
三无人区
村庄本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自然形成的人群居住地，然而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许多自然村落被人为地除掉了，原住民被强行搬迁，原住地变成了荒凉的原野。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制造的无人区。其过程是，首先破坏原有自然村屯，然后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结果使原住地变成无人区。按时期划分，自1933年提出建立“集团部落”方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3～1935年，为初期建立阶段。第二阶段，1936～1941年，为建立“集团部落”高峰阶段。第三阶段，1941～1945年，为次高峰阶段。无人区形成的基本特征是：“集团部落”的实施、转移，以及时间高峰的出现，与军事围剿紧密联系。即随着“治标”工作的实行，“治本”工作亦随之展开。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以后，中国人民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日本侵略者便动用大量军队和各种镇压工具，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暴力镇压。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这种情况迫使侵略者感到，仅仅依靠武力围剿这种“治标”方法是无法彻底剿灭抗日武装力量的，还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治本”措施。“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就是所谓“治本”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侵略者镇压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伪满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设“集团部落”的构想，最早是由伪吉林省磐石县参事官前岛升于1933年11月提出的。有的著作如《苦难与斗争》（上）第363页、《暴行》（辽）第343页；指出：磐石县参事官荒谷千次和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最早提出建议“集团部落”的方案。而《满洲国史·分论》（上），第3编“地方”部分指出；是前岛先提出来的。当时该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十分活跃，日伪当局虽经多次武力讨伐，收效甚微。因此，前岛认为：“若将分散于山林地区的农户集中于一地，可以截断匪贼（日伪当局对抗日武装的称呼——笔者）的粮道，切断敌人的情报网，而对我方来说，则可成为讨伐队的据点，进行部落的联合防卫。”《满洲国史·分论》（上），中文本，第316页。之后，继任前岛的参事官荒谷千次，经与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等人研讨，制订出建设“集团部落”的计划，报告给伪满中央政府和关东军。关东军认为这一方法对强化“治安肃正”是切实可行的，决定先在伪间岛省的延吉、和龙、珲春3县进行试点。伪间岛省在朝鲜总督府的协助下，在上述三县以毁房、枪杀等残酷手段强制实行“归屯并户”，将原地居民强行迁入8个“集团部落”。由此，日本侵略者推行“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和人们的习惯生活，制造了大量无人区。
经过在伪间岛省进行建设“集团部落”试点后，日伪当局认为，这措施对于治安肃正卓有成效，在全东北各地进行推广。1934年12月，伪民政部以第969号训令下达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东北“大讨伐”》第174页。；规定“将星散住户加以整理，使之结成互相联络之集团部落”，并配以强有力的防卫设施和警备力量。通过这种集团化和半军事化的行政形式，以实现彻底的“匪民分离”，断绝抗日武装赖以生存的生活补给之路，“使其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杜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俾陷于自行消灭之境”。《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544页。
在《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颁布之后，日伪当局加快建设“集团部落”。伪间岛省当年建成36个“集团部落”。从1935年开始，便从个别省份，逐步向抗日武装斗争活跃的伪奉天、安东、滨江等省推开。至是年底共建成1524个。1936～1937年两年，日伪当局将建设“集团部落”推向高潮，范围扩大到东北全境，总计建成10646个。之后几年，建设“集团部落”有所减缓，1938年新建886个。至此，共建成“集团部落”13451个，强制收容农民群众350万人《满洲国警察史》第383页。；1940年以后，日伪当局又将建设“集团部落”的矛头指向东北西部的伪热河省和北部的伪北安省，从1939年冬至1941年秋，日伪当局在热河西部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建设“集团部落”的试行工作。1941年，日伪当局开始强化西南地区治安肃正，制订了三年肃正计划。为此，日伪当局在长城沿线大搞“集团部落”（即“人圈”）掀起了制造无人区的又一次高潮。至1943年，日伪当局仅在承德、平泉、宽城等地区设置“人圈”667个，被驱赶至“人圈”的人数达百万之多。《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544页。
日伪当局建设“集团部落”的样式，参照了日本陆军《野战筑城规范》，据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关于集团部落建设》资料《东北“大讨伐”》第183～186页。；部落的形式“避免多角形，原则上以正方形为准，作为防卫设施修筑炮台、壕沟、土墙、铁丝网”。炮台设于围城四角，壕沟标准深10尺。土墙标准高10尺，“围城”南北开两个大门，东西开两个小门。防卫十分严密。每个部落的规模，小的40～50户，大的以100～200户为准，其面积以边长200～400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为准。实际上有的部落大大超过这一标准。
日伪当局在进行“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残酷迫害和屠杀中国百姓，犯下了极大罪恶。
首先，“归屯并户”完全违背原住民的意志，破坏了原住民的正常生活和自然生态。散居东北各地的农民在原居住地靠自己的血汗开荒种地，从事农耕，维持着生活上的温饱。“集团部落”建设强迫他们放弃原有的家园，迁入新的陌生的地域，是每个中国农民所不愿接受的。在牡丹江宪兵队长中井转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的报告中（1936年6月3日牡宪高第91号）有如下记载：
东宁县当局为确立治安，计划在县内23个地方建设集团部落，指令偏僻地区居民于本年4月末前迁移到集团部落。但山区偏僻地区一部分居民认为如果到集团部落，对农民生活有威胁，故皆不愿迁移，或者请求延期。《东北“大讨伐”》第201页。
报告中列举了数名农民反对迁入“集团部落”的起因，并附有民众请愿书一分。
从该请愿书上我们看到“集团部落”之建设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集团部落”建设不仅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便，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给抗日武装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其结果隔离了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了抗日武装对人民的保护和群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援，使抗日武装在给养、宿营、兵员补充、情报等方面均遭受到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冰天雪地、密营被烧、储粮被毁的情况下，饥饿和寒冷严重威胁着抗日武装的生存，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游击区另辟新区。
日本侵略者为彻底切断抗日武装的经济来源，实行经济封锁。对居住在部落内的农户，耕种土地限制在部落周围，4公里以外禁止种植粮食，4公里以内也不得种植可以直接食用的农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秋收时必须查实地田，颗粒归仓，严防农民藏匿送给抗日武装。秋季庄稼尚未成熟就强迫农民早割，唯恐抗日武装获得地里的粮食，由此造成粮食严重减产。收割后的庄稼也由伪警察统一看管。
其次，对不满和反抗的群众和地区，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如前所述，“归屯并户”是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的烧杀政策下进行的。他们以武力强迫民众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凡是拒绝搬迁的，都遭到残杀。日本侵略者又将原来的村庄烧毁，惨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居民和被焚毁的民房、土地、财物不计其数。
“无人区”里的土地大片荒芜，仅据日伪统计，自1934～1936年，伪通化县拆毁民房14万间，放弃耕地33万亩。《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伪汪清县罗子沟一带的“集团部落”，归屯前有7500垧熟耕地；归屯后，由于大片土地与村庄变成“无人区”，荒弃耕地高达3800余垧，占原有耕地的517％。《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4年，第111页。伪柳河县，自1936年8月28日全县实施了并户法，设立了199处“集团部落”，强制12万户居民迁入部落，并将其房屋全部烧毁。在伪汤原县，日伪在太平川地区大搞归屯并户，1936～1937年两次圈屯，杀害110余名无辜百姓，有12个自然村落被毁掉，烧毁或扒掉的民房1668所，4490间，还烧毁了民众大批粮食和财物。279户被赶入“集团部落”，574户的农民被迫流落他乡。《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5页。在伪桦南县，1937～1938年，日伪建立170个“集团部落”，烧毁村屯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多间，被杀害或冻饿而死的群众13万人，荒芜或放弃耕地2100多垧，伤害耕畜4800多头（匹）。《不能忘记的历史》，第198页。流落他乡的人家，除少数投靠亲友，绝大多数既无住处，又无土地耕作，难以维持生活。
再次，被驱赶到“集团部落”的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集团部落”里的民众，不仅丧失了自由和权利，人身经常受到威胁和摧残，而且还陷入了饥寒交迫、徭役繁重、疾病缠身的苦难深渊。由于土地荒废，粮食奇缺，常常以挖野菜、草根、剥树皮充饥。日伪也不得不承认：在伪通化县，“本年（1936年）夏季缺乏包米，居民竟以苞米核做粥充饥，将苞米核食尽后又以草根树皮填腹。更严重的是，素不悲观自杀的满洲人，亦竟由于生活穷困而缢死者时有所闻”。《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19页。“康德三年（1936）末，通化县已有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