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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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第419页。“康德三年（1936）末，通化县已有13万余名的饥民，预料在春耕时期整个居民将要陷入饥饿状态”。在伪辑安县，“县城以外地方的居民中有二分之一由农历正月已断口粮……目前居民的半数，日无食，寝无被……”在伪柳河县，“食粮之缺乏尤甚”，到1937年二三月前后，“农民的粮食有断绝之虞”。《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20～421页。
居民不仅缺吃少穿，而且住房条件十分恶劣，甚至无处安身。居民被赶入“集团部落”时，往往居住的民房没盖起来，为了安身，搭马架子，挖地窨子，住房十分简陋。以伪通化县为例，仅就日伪治安工作委员会的调查所说：“房屋的建筑亦甚简陋，屋顶多数以树皮、干草铺盖，墙壁尽是窟窿，风雪之日当然难以挡寒。”由此便足以看出当时“集团部落”里民众的居住条件的恶劣状况。
部落居民还承担繁重的徭役：修围墙、筑炮楼、铺道路等等，并受苛捐杂税的盘剥。如延吉县茶条沟仲坪村“集团部落”居民，在归屯前“每年负担700个劳动日徭役，归屯后每年则增为3598个劳动日，增长了4倍多。其保甲税则由归屯前5946元猛增至归屯后的14365元”。陈本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第399页。
“集团部落”内卫生条件很差，致使传染病蔓延，许多居民被夺去了生命。据日伪统计，1936年“通化街的传染病患者为1132人，其中死亡153人；金川县为1505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为4385人，死亡315人。传染病蔓延地区并不止于上述各县，同时也波及东边道各县”。《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第421页。
下面以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集团部落”和长城无人区的实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太平川“集团部落”
位于汤原县城东35里处的太平川“集团部落”，是日伪统治中国东北期间建立的一处规模较大，比较典型的部落。
太平川在“归屯并户”前约有500余户人家。1936年，日伪当局为切断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在“地红三尺”的抗日游击区太平川屯，划定了东西宽600米，南北长660米的范围建立“集团部落”，太平川屯西部300余户1800余间民房和大量粮草、家具等财物全部被烧毁；东部民房全部被扒掉。仅将中部10余户住地划进“集团部落”的范围内，东西部居民全部赶入部落内。同时，太平川屯周围远至17里，近至3里范围内邻近的齐家屯，姜家屯等12个村庄的居民也一律并入部落内。除部分逃散他乡外，约有270余户被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周围村屯全部被扒掉或烧毁。《东北“大讨伐”》，第196页。
1936年11月和1937年2月，日军在太平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清乡圈屯行动，制造无数起骇人听闻的血案。残忍的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家逐户清查，对拖延和反抗“归屯并户”者实行残酷的杀光或集体抓捕。一些民众不愿离开家园拒绝搬迁，他们或被抓进县城日军守备队，施以各种酷刑折磨；或被残忍地集体扔进水井中闷死。太平川“归屯并户”中，前孔家井里一次就被推下20多人；董家大井仅靠在一堵伐子墙下，归屯时没有人知道井里埋过人，天长日久，见墙根井旁总有野鸡逗留，并且飞下去啄食，人们下去探查，才发现井下面埋有6具尸体；安洪富家大井扔有七八具尸体。《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
只有15户人家的刘盛金屯农民不愿搬迁到太平川，日军守备队就将全屯的男女老少驱赶到村头场院，全体跪下，逐个用木棍毒打，人们被打得头破血流，皮开肉绽，然后日军放火点燃所有房屋，刘盛金屯的人们无奈被赶进太平川。太平川“归屯并户”中被日军烧毁或扒掉的民房约有4000余间，粮草、家具和其他财物大部被焚毁。
太平川“集团部落”动用民工4500余人，修筑了高9尺、宽6尺、长达2532米的围墙，墙内筑有两层台阶，昼夜设哨巡查，墙外挖有15米深、3米宽的水沟，水沟外面安设5尺多高的铁丝网，还筑有大、小炮台9个，分布于部落四门（每门各一）、围墙四角（每角各一）和部落中心（一个），炮台和四门均有岗哨。部落内设有警察署和日本守备队、拘留所各一处，以监视人民的行动。
日本侵略者强制东北人民“归屯并户”后，对部落内的群众实行残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建立各种控制、镇压和奴役群众的机构。部落内设有伪警察署或分驻所、拘留所，配备10人以上的武装警察，同时驻有日本守备队、伪满军、治安队。部落内实行严格的保甲连坐制，组建伪自卫团，设正副部落长和正副自卫团长，从事各种军事训练。伪警察和伪自卫团一方面要担负部落的防卫，同时还实行户口调查、收集民情，岗哨盘查等各项活动，协助武装“讨伐队”搜查部落内的通“匪”者和所谓的“潜伏匪”，即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
被赶入“集团部落”的群众在部落内受到严格控制和监视，毫无人身自由。日伪当局为使“匪”民分离，对部落居民中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采取指模，进行指纹登记，作为分辨民“匪”的重要凭据。部落内无论男女，凡12岁以上都发给居住证、通行许可证、购物证等，随时受到军警宪特的检查，如无有证件者，则以通匪罪惩处。
日本守备队、警察和特务在“集团部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据张和等人控诉：“日军守备队在太平川竭尽残暴，昼夜侵入百姓居室，强奸妇女。张禄之妻被日军强奸致死；汪某之妻被7名日军轮奸后，夫妻被迫逃散在外，至今没有下落。”太平川居民刘萧氏控诉：“日军毫无人性的残害和侮辱妇女，太平川东门外刘正刚的女儿就被日本军给强奸了。”《东北“大讨伐”》；第199～200页。
日本侵略者对“集团部落”内的人民残酷的殖民统治，使人民群众过着艰难、痛苦的集中营式的悲惨生活。“归屯并户”给人民造成了苦不堪言的灾难。
首先是耕地的迅速减少，甚至大量荒芜。太平川在“归屯并户”时荒芜土地4000多垧，大量土地和村庄变成“无人区”。人们被集中在部落内，耕地又被严格限制在一定区域。耕地的严重缺少使得民不聊生。
其次是严重的缺粮造成群众饥饿而死。被划定归屯范围的百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抛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家园和土地，强行迁往指定的地区，许多人来不及带上口粮，大批粮食连同房屋被日军一并烧毁，以致许多人因无粮可吃被活活饿死；秋收季节青壮年全部派去修建“集团部落”，剩下老幼病残无力收割致使大片庄稼烂在地里。太平川大圈屯正值春播季节，农民无暇播种，况且开垦荒地又需相当长时日，农民不要说当年的收成，就连口粮也难以保证。耕地的减少，相应造成粮食的严重短缺，缺粮的后果致使饿殍遍野，许多人不得不寻觅草根、树皮充饥，来维持生命，有的因草根和树皮被吃光而活活饿死。
“归屯并户”使农民住房简陋，拥挤狭小。部落内的民房只有极少数是归屯前筑成的，大多数是在没建成部落内住房，就放火烧了农民的原有住房，强行迁入部落的农民无处容身，只得在露天搭小草棚安身，有的挖个“地窨子”（半洞穴式的简易房屋），阴暗潮湿，由此得风湿病者甚多。
被赶入“集团部落”的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还要承担各种劳役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集团部落”中的各项工程都是以部落居民的义务劳动进行的，部落内的青壮年被迫编入自卫团或警备班，参加义务性的军事训练和劳役活动。据张和等人控诉：
白天强迫妇女站岗，晚间男子接班。经常要官工、官车、出劳役、修水壕、围墙和警备路。每年一户一般要被强征30余次人工。官车次数则无法计算。每当日军搜山‘讨伐’时，即强征青壮年为其背给养，并施以残酷虐待。如伪康德六年（1939年）八月；在太平川一次就强征20多人，去了一个多月，长途爬山越岭背120余斤，每天只给5两面饼吃，还不给水喝，人们饥渴时，还要避开日本人眼目，偷喝水沟里的脏水，有时四五天连不足一顿食的5两饼也不给了，日军就命令和逼着人们吃草喝脏水。晚间睡在山地上，肩背磨出水泡，忍痛挨饿不敢吱声。因此，有90％的人患腰痛、腿痛等疾病，有的还成了残疾，还有死亡的。20～50岁的男人一律强迫去当劳工，每年要二期，每期3～6个月，还有的人一年被迫去两次，不去就抓，对患病不能劳动者也强迫去当劳工。太平川在伪满去当劳工的就有五六百人，均胁迫至鹤岗煤矿和佳木斯日本兵营……除此还实行苛捐杂税，任意摊派，搜刮民脂，人、畜、土地和房屋均得纳税。如土地大租金、人头税、保甲费、协和会费、牲畜税、车牌子税、储金、门口费、天照大神费、狗牌子税、飞机献纳金、道德会费等10余种。全屯农民每年要付出约300吨粮食的杂税负担。《东北“大讨伐”》；第195页。
2长城无人区
长城无人区系指在东起山海关至伪蒙疆地区的长城沿线，由伪满，伪蒙疆和伪华北当局协同制造的无人住居地区。从空间概念看，以长城为界，长城外侧是伪满疆域，长城内侧为伪华北、蒙疆地区。由关东军和伪满政权制造的长城外侧无人区，据《热河抗日简史》记载，至1944年敌寇制造的无人区及集家区，东起山海关，西抵独石口，南至长城，北到围汤，东西长达千里，南北宽约250里，面积17万平方里，包括8县地区。当时伪热河省人口约400万，被驱入“人圈”的就达105万人。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第139页。华北地区的无人区，主要分布在伪冀东道和燕京道。据日本编的《华北治安战》记载，“长城无人区包括76个村，1235户；暂时无人村28个，2342户，12036人”。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长城内华北地区的无人区数量和规模。据陈平研究，当时敌人沿长城内侧制造的带状无人区，是沿着山势走向划定的，有宽有窄。最窄的地段也有七、八公里，而像迁西县喜峰口以南的大片山区的无人区，则宽达10～20公里。无人区包括的村庄也不止76个，而是200多个。日寇在长城线上近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两万多座（民房）的村庄夷为焦土。在伪蒙疆地区，针对赤城、龙关、延庆三县的抗日斗争，敌伪于1942年4月制订了《东部三县特别计划》，实施所谓“施政跃进”措施，在平北山区制造了无人区。
从时间范围看，敌伪早在1940年冬就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无人区制造。在热河马兰峪陵圈内（当时是伪满的一个特区），现在有个六合村，就是那时由6个自然村集家并村而形成的。据姚依林同志在1940年所写的《冀北游击战争是怎么坚持的》报告中说：“在我部队活动的热河南部承德附近，并村的办法已开始实行。”到了1941年，日伪开始了大规模制造无人区，1942年和1943年是制造无人区的高峰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直不间断地进行“集家”，制造无人区。这是因为一方面是敌伪不断加强“集家”，镇压抗日斗争；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集家”和“拆家”斗争。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由于长城的地理位置处于所谓“满华”交界，长城内外分属关东军和华北日军管辖，所以敌伪制造长城无人区的一个特点是，长城内外的敌人协同动作，共同制造无人区。据驻冀东日军第27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交代，1942年7月，他曾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强化治安”形势时，认为八路军虽然被迫离开了原有的根据地，表面上是看不见了，但他们分散上山了，相反的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仍然是“白皮红心”。铃木建议：必须“使治安地区居民同八路军完全隔开”。《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66页。于是，在冈村的策划指挥下，华北日军一方面在冀北基本区大挖“遮断壕”，分别封锁八路军；一方面在长城沿线内侧制造“无住地带”，用封锁沟实行禁作、禁居、禁行，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同时，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相互勾结，缓和所谓“圈绳定界”之争，商定双方紧密联系，允许各自部队必要时进入对方所辖范围进行扫荡。这表明在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关东军和华北日军共同制造了长城无人区。
敌伪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一起起屠杀惨案。
农民们被迫离开的是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他们不愿离开，便躲在山洞里、森林里与敌人周旋。日军规定：在非居住区不许存留一人，对不进或拖延期限进“集团部落”者，一旦搜出，一律砍杀。1941年秋，在兴隆南部的前干涧村，日军搜出19名村民，便将他们的衣服扒光，在木棒乱抽猛打之下，一个个血肉模糊，然后日军又残暴地把他们推入萝卜窖内，放入干柴活活烧死。这个县有一个仅80户的村子——秋木林村，一次被搜出110名男人，日军把他们押到兴隆街南土门山沟，用十多挺机枪一阵扫射，109人当场死亡，惟一幸存下来的村民逃回家里，也因伤势过重死亡，秋木林村成了“寡妇村”。大黄崖冬水湖的一个小山沟，仅小孩子被日军刺死和摔死的就有48人。就这样，在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之下，伪热河省400万人口，有105万人被驱入“集团部落”。
日军野蛮地焚烧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还专门组织“拆破班”，拆毁烧毁房屋。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3～5月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建昌西南山区923平方公里的“无住禁作”地带内，有41486间房屋被烧拆毁，约有5292540件器皿、农具被毁掉，650头驴、马被宰杀，122万多斤粮食被抢走。《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此外侵略者还大面积地放火焚林，填死水井，破坏八路军与人民之联系的一切环境。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凡有生命的东西像家禽、牲畜之类都不放过，经日军洗劫的地区，几乎连一头驴、一只鸡、一头猪也见不到。夏秋之交，日军专门进行大规模的“割青扫荡”，一次次出动毁坏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种的庄稼，切断农民的一切生路。
1943年，日伪制造“无人区”达到顶峰，一年中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地区前后七次“大集家”。仅凌源县就烧毁民房46万余间，被枪杀的无辜百姓14万余人，在狱中惨死的12万多人，冻饿而死的3000多人。1943年末，日伪当局宣布“无人区”建设基本结束。据热河地区资料统计：“无人区”造成长城沿线10万多人丧生，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600多亩土地荒芜，1000个村庄被毁灭。《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
日本侵略者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武力强行把百姓迁入早已划定好的“集团部落”，人们称之为“人圈”。日本侵略者视中国的百姓为牲畜，把他们像猪、狗一样圈起来，任意驱使、奴役、杀戮，所谓的“人圈”就是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
“人圈”四周是高墙，壁垒森严。墙上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