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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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奴役、杀戮，所谓的“人圈”就是变相的法西斯集中营。
“人圈”四周是高墙，壁垒森严。墙上是铁丝网或枣树刺枝，围墙四周和大门顶上有碉堡，像监狱一样，由日伪军警把守控制百姓的出入。日军害怕八路军的袭击，如惊弓之鸟，夜里经常敲锣吹号，搅得人心不安。白天很晚才开门，放百姓出去耕作或服劳役。夜晚早早就戒严，稍有风吹草动，大门几天不开。日伪规定：不许居民随意出入，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谁家来了客人或出入必须报告登记，经许可方可出入门，否则便招来横祸。夜间，家家必须夜不闭户，日伪警察夜晚挨门挨户查户口，并经常借机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人圈”里的人们必须服劳役，修围墙和炮楼，青壮年被强抓送到外地充当苦力，据统计：仅1944年建昌的要路沟下平方子“人圈”内就有40多人被送往奉天当劳工。
日伪规定，在“人圈”内划定范围自建住房。但被日军洗劫一空的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维系生存的东西，大部分百姓只好搭个马架子窝棚栖身。到了冬季，塞上寒风刺骨，屋外风雪漫漫，屋里雪花飞舞，仅兴隆县的“人圈”中就有1000多人冻死。由于“人圈”里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房拥挤，人畜相混，到了夏季，“在这里，繁殖的不是人，而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北方文化》，1946年3月。“人圈”里到处是粪便、污水、臭泥坑，苍蝇、蚊子、臭虫、虱子、蟑螂、老鼠、跳蚤等害虫迅速繁衍，造成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成灾。建昌西南山区要路沟的19个“人圈”内分别住着163个自然村的4100户，205万人，仅三年时间里，就有6270口人染上瘟疫或其他疾病死去，约占“人圈”内总人数的305％。在老达杖子的吴杖子“人圈”内，共居住14个自然村153户、760口人，三年的时间里，就有306口人染上瘟疫死去，占总人口的40％。《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贺杖子小庙沟的一家有8口人，6个大人陆续死于瘟疫，只剩下兄妹两人，一个7岁，一个5岁。
据统计：自1943年夏季至1945年夏季，建昌西南山区108个“人圈”内的64562人中，被瘟疫或其他疾病夺去生命的就有12238人。《朝阳文史资料》第2辑。可悲的是，有的人早晨还给别人送葬，晚上自己又被别人抬走了。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描绘“人圈”内非人的生活条件：“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人人愁断肠。”
不仅如此，住在烂窝棚里的人们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由于日伪将距“人圈”5里以外的土地皆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人圈”周围指定的可耕地很少，农民只能向富户租种一点土地。就这样，也难以支付日伪的苛捐杂税。日伪在“人圈”里实行的“组合配给制”。比伪“满洲国”的一般地区更为严酷。什么“大豆出荷”、“民生出荷”、“报国出荷”、“义仓粮”、“粮谷株式会社粮”、“地亩捐粮”等等五花八门；各种捐税，像地亩税、协和会税、门牌税、户籍税、牲畜税等名目繁多；“献纳”的物品多如牛毛，什么铜铁、皮毛、鸡、蛋等等皆属“献纳”之列。再加上送菜、送柴、维持费等十多种“杂项费税”，农民简直无法生存。如有违抗不交或所交钱物不如意者，轻则挨打，重则以“反对大东亚圣战”之名送入监牢。在层层重压之下，农民只能靠“配给的粮食”——“共合面”维持生计，“共合面”是一种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谷糠混合磨成的“粮食”。人们长期吃这种东西，浑身浮肿，连大便都解不出来。在“人圈”中，老人和孩子是最虚弱的，人们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很大的危险偷偷地藏些可以下咽的食物。但是一旦被日伪搜出，如大米、白面、纸烟、油、盐等专卖品，就要作为“经济犯”，以“通敌资匪”罪被投入监狱。为了生存，许多百姓只好背井离乡，以讨饭为生。建昌西南山区的要路沟土金塔“人圈”的180户人家中，要饭的有18户，逃荒的有10户，90％的人家只能以糠菜充饥。
布、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日伪当局也实行配给。就拿布匹来说；经过日伪官吏们的层层克扣，百姓每年至多只得到三四尺布，很多地方几年里一尺布也未给过。所谓的布料，都是用旧布烂棉织成的“再生布”，根本无法穿用，放在水里一搓就烂，人们称之为“唾沫缎”。“人圈”里的人们，很多只披一条破麻袋片聊以遮羞。据统计，1945年热河滦平县四海村64户370口人，有20户150人寒冬腊月没有棉衣；峙峰茶村的24户130人，就有大半数的人没有衣服。许多百姓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一床破被，有的20多岁的大姑娘，腰间竟只围块碎羊皮，不敢出屋。
日伪在“人圈”里还进行残酷的统治，大搞“大检举”，看谁不顺眼或有“反抗”言行就随意扣上“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走私犯”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任意逮捕、杀戮。百姓三人以上结伙闲谈或夜间明灯闲谈，就会以“谋反”罪将其逮捕入狱；谁家若有灰布衣、饭盒、裹腿等物品，便被认为“私通八路”而难逃厄运。据原日本驻承德宪兵本部特高课长本村光明供称，1943年2月1日，他亲手炮制了“二·一”镇压计划，在全热河镜内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举”，仅在承德一县就逮捕了1000多人，在酷刑之下受虐而死的就有854人。像这样大规模的“检举”每年都要集中进行二三次。承德监狱和设在各地的“留置场（拘留所）”是残害中国百姓的魔窟，在那里，有摘肝挖心、军犬撕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10多种。如果搜捕到真正的抗日干部，日军屠杀的手段更是残忍。兴隆东河大西山村长被日军抓去剁成了碎块。双庙据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前后挖了50多位抗日干部的心，并全部吃掉。像日军驻古北口宪兵队长岛玉次郎，连日军都称他是“魔鬼中的魔鬼”。
日伪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精心安排的长期的屠杀，或者说是灭绝中国人的行动。“无人区”化政策将人们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强行赶走，让他们移居别处，进行集中管理，有意识、有目的地毁灭人类生命，毁灭土地的生机，它的破坏程度超越了在“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下制造的大量惨案的孤立性和偶发性。它自开始就有计划地使这种行动尽量做到规模大、时间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三光政策。
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关东军第731部队罪恶
第八章食 人 恶 魔——关东军细菌战化学战罪恶
日本关东军不仅是一支拥有大量野战部队，使用常规武器的侵略军队，还指挥特种部队，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违反国际公约，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和化学战。
第一节关东军第731部队罪恶
一日军准备细菌战罪恶活动的由来
日军进行细菌战活动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的，至1945年战败为止，历经30年。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罪恶之重，是包括法西斯德国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在此期间，它在中国的东北及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的细菌战活动由小到大，不断升级，恶性发展；由以动物为实验材料到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由室内实验到野外实验，直至投入实战；由培养、繁殖、传播细菌到制造多种类型的细菌武器；由训练细菌战人员到研究、确定细菌战的作战方式；由建立细菌战基地到在各地大规模地扩充细菌战特种部队、完成战略部署、形成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进行细菌战的体系与指挥系统。
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恶活动经历了初期准备、大规模实验和实战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16～1933年。这是进行细菌战活动的初期准备阶段。 在此期间，主要由石井四郎等军国主义分子对细菌战进行狂热鼓吹，在日本设立了研究机构，进行多种细菌的培养、使用方法以及防疫的研究。
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就在“细菌学”课程的教学中讲授如何“进行家畜细菌战”，并告诉学员将炭疽菌撒在干叶上，是使友军在不利的情况下撤出危险区的有效措施。安达诚太郎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86页。中华书局，1989。1918年，日军逮捕了一名在瑞典红十字会任职的俄国密探亚历山大，并“在审讯中知道他正在搞细菌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于是，日本军部决定进行细菌战研究。初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河本大作口供，《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页。后曾将任务交给东京科学研究局，要求它“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所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然而，限期内没有完成，致使日军的细菌战研究活动一度中断。
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 制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的方针和国策。随着其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推行和实施，它的细菌战活动又恢复了，并加快了发展速度。当时，这一活动首先是从日本陆军省军医署课长隆二推荐军医大尉石井四郎研制“秘密杀人武器”开始的。
石井四郎，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6月25 日生于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街（今芝山街）的一个有名的地主家庭。读完高中后，1915年作为陆军委托生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以军官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陆军。1921年为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1924年为一等军医（相当于大尉）。不久在其岳父东京帝国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生物化学专家荒木寅太郎活动下， 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1927年完成关于防疫学的学术论文，获医学博士学位， 并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 1928～1930年，受军部派遣，石井赴欧洲进行考查，并到了苏联。在此期间，他了解到许多有关细菌战的情况，认为“正合我意”。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18页。从此，石井开始了细菌战研究的罪恶历史。回国后，石井一边担任传染病学的教师，一边利用教学实验室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并得到了一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于是，他开始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更加恶性膨胀。战争狂热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石井四郎研制细菌武器的主张也更得到日本政府、军部及一批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支持。他们丧心病狂，置国际公法、人道主义于不顾，提出了进行细菌战活动的计划，并上报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批准了这个计划。1932年8月，日本军部根据天皇的敕令， 晋升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担任“军阵防疫”教官的石井四郎为军医正（少佐），并配备5名助手， 组建了“细菌研究班”，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从此，石井四郎便在“防疫”之名掩护下，正式开始从事细菌战的罪恶活动，并亲自参与和指挥了日本进行的每一个重大行动，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3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耗资20万日元，将“防疫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并按照他的“军事医学不仅仅是医疗和预防，真正的军事医学其目的在于进攻”《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的反动理论，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的培养、使用和防疫方法的研究，石井四郎还将其称为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东京是细菌战的中心》，《赤旗报》1950年2月8日。
二731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
1933年８月，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加紧研制多种细菌武器，使用活人进行室内和野外的实验，从而使日军的细菌战活动发展到了大规模实验的阶段。
1祸移中国东北
随着日军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石井四郎的细菌战活动也更加疯狂。他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递交了一份报告，说“由于军部不断指导和鼓舞，使得以石井中佐为首的细菌研究班，对于细菌武器的研究，迅速地得到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军部，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的发展。”
军部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这个决定，用心是险恶的，其理由：一是在东北容易获取细菌战实验的材料；二是东北靠近苏联，气候等自然环境也相仿佛，可直接对其实施细菌战，符合“北进”的战略需要。因此，1933年8月， 在哈尔滨市的南岗宣化街和文庙街的中间地带秘密设立了一个新的细菌战基地，即“石井部队”，其化名为“加茂部队”，对外也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此同时，在距哈尔滨70多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还附设了一个细菌实验场。
当时，石井部队下设两个部（又称大队），一个是总务部，一个是研究部。研究部分为两个中队，一是从事防疫给水研究及其设备制造的“南栋中队”，队址在本部院内；二是从事细菌研究及其实验的“交通中队”，队址在背荫河。
石井部队本部驻地在日本陆军第七医院的南院，因此这里称之为“南栋”。“南栋中队”在医院的掩护下，秘密研究、生产石井四郎发明的“石井式”滤水器。“交通中队”的驻地背荫河，在五常县境内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线上。“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很快占领了背荫河，并将该地选为细菌战实验基地。经伪满政权批准，强行将该地48户人家赶走，建立起特别军事区域。佟振宇：《日军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页。它由日军大尉中马管辖，因此称之为“中马城”。其四周筑有高墙、电网、炮楼、护城壕，并有重兵把守，警戒森严，与世隔绝，极端秘密，像一座关押要犯的监狱，所以，人们又叫它“东满大狱”。
在这里，石井部队曾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残害中国军民。据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之一的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一书中揭露：中马城里关押的人都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押运来的。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经常被提押出去，提押出去之后就很少能回到牢房了。当监号里的人减少后，又有新的犯人补充进来。其实，那些提押出去的人是被关进了地下室，并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由身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用粗大的针管强行从他们的动脉血管里抽血。其中，有的人由于抽血过多，身体衰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就被骗出去，用斧头砍死；或以治病为名，给其注射一种剧毒药物害死。这些被残害的人都由专门人员秘密拖到炼人炉焚烧。焚烧后，骨灰也就地埋掉，不准留下一点痕迹。这个焚炉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当时化名细谷）负责。
1933年，时任关东军参谋的日军中佐远藤三郎（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在背荫河视察时看到了使用活人实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被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