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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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对于反人类，反进步，反和平的倒行逆施，终将得到历史的审判。当今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战争，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不过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
二关东军的遗毒
关东军被消灭了，法西斯战犯受到了审判。但是关东军的遗毒仍然存在。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庇护，在东京审判中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恶未被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罪魁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一方面关东军在败亡之际，不甘心最后的失败，播撒了大量细菌，遗留了大量化学武器，继续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造成东北自然资源的破坏。
1关东军的余孽
前文已述，东京审判对日本法西斯重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仍有相当的战争罪犯逃脱了法网。他们潜伏暗藏下来，伺机作恶。特别是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罪犯，改头换面继续干着残害人类扰乱社会的勾当。
在日本东京有个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1989年7月，在该所新址建筑工地挖掘出近百具神秘的人骨，立即震惊了全日本。由于当地是关东军第731部队的用地，所以人们普遍怀疑这些人骨是进行人体实验受害者的尸骨。虽然后来未有定论，但人们认为战后第731部队的余孽仍在继续作恶。据日本舆论界披露，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先后有7任所长，其中有5人与石井四郎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第6任所长福见，曾从病猴体内取出大肠杆菌和赤痢菌，给襁褓中的婴儿注入体内，致使婴儿惨死。第4任所长北岛正见，曾使用伤寒菌对监狱里的日本犯人进行活体实验。在日本医学界，有关血液或传染病的行业，几乎被原第731部队人员所独占。如日本血库的发起人和主要骨干，基本上是石井的旧属。有份秘密档案曾对这些“旧属”的活动做了详细记载。其中有前第731部队专门进行细菌炸弹研制的二木秀夫博士，前第731部队实验专家笠原四郎博士等人。
这些战争罪犯，战后摇身一变。挂上了某研究所或某公司的重要职务，继续作恶。如前南京“荣”字部队材料课长山之内忠重，当上了日本兴和化学公司东京研究所的所长，继续从事“药剂师”的工作。前第731部队第2任部队长北野政次，出任日本曙村潼制药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专门从事病毒过滤器械的研究。原第100部队长若松次郎，主持日本的有关细菌研究与培养的机关。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马疫处处长北野政藏，管理日本制造伤寒霍乱等细菌疫苗的工厂。此外还有任国立三岛遗传研究所所长的小熊旱，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的小岛三郎，在东京“帝国兴信社”任职的乙津一彦等人，战后都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石井的指挥下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石井四郎更是成为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掌上明珠”。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1947年1月石井被委任为东京警察的高级顾问，即与美军开始合作，将从中国带回的罪证及实验资料，交给了美军司令部。美军协助石井在东京附近建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借此将其原部下召集起来，继续进行细菌战研究。不过这次是为美国主子效劳。这样，石井所主持的研究所已经成为“美国设在日本的细菌武器研究的中心机构”，积极参与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恶。
1950年美国纠合15个仆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对中国进行狂轰滥炸。对于美国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侵略者。美国在侵略战争中连遭失败，便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朝军民。仅据部分统计，在1952年1月至2月底的一个多月内，美机在朝鲜北部散布昆虫的地域达70多个郡、市，散布次数为804次。在中国东北地区，从1952年2月底至3月下旬，不到1个月所散布的地方达40多个市、县。《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4页。
在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中，石井四郎等一批战犯助纣为虐，再次犯下了重大罪行。美国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无论是细菌种类，还是媒介物，以及播撒的手段和方法，都是由石井等细菌战犯提供的。也就是说，美军进行细菌战完全吸收了石井多年来进行细菌战实验的所有成果，采用了石井式细菌武器及其技术。不仅如此，石井等还直接参与美国对中朝进行的细菌战争。最突出的就是以志愿军战俘为对象，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
据佟振宇先生研究表明，在侵朝美军司令部内设有进行细菌战的专门机构。其中专门为石井等细菌战犯配备了编号为1091号的登陆艇等设施，让其进行细菌战“活体实验”。在这艘登陆艇上，拥有38个细菌专家。其中有20人是以前第731部队长石井为首的细菌战犯。所用设备大多数也是第731部队所创制的。当时在釜山以西的巨济岛关押有大量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军经常将中国战俘带到登陆艇上，“试验他们可否有可怖的黑死病症兆”。所谓“黑死病”，又称“孙吴热”和“出血热”，是第731部队列为鼠疫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据美国舆论界报道，美军与石井合作进行的细菌战实验，有时“仅在一夜里就进行了3000次之多”。美国军方也承认，“美国在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方面，有日本和德国的细菌战犯参与研制”。由国际人士组成的科学调查团，在对美军进行细菌战的调查中，也指出“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等，曾3次在朝鲜战俘营，对朝中战俘做过细菌的活体实验”。
无数事实表明，石井四郎等日本法西斯战犯和关东军的余孽，在战后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与美国相勾结，继续进行着残害人类、破坏和平的罪恶活动。
2关东军细菌战之遗害
1945年春夏，日本法西斯败局已定，但又不甘心失败，遂决定实施细菌战，以进行垂死挣扎。此前，在1944年7月小矶内阁成立后，军部中央就决定了代号为“保号”的细菌战攻击作战计划。到1945年春，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武器，“以便一旦奉到帝国大本营命令时就能在任何方面实际运用这种武器”。《审判材料》第100页。3月，军部中央正式向关东军下达了扩大细菌武器生产的命令，同时将石井四郎重新调回第731部队任部队长。根据军部中央的指令，石井命令第731部队迅速动员起来，加快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为保证作为主要细菌武器的鼠疫细菌武器的生产，第731部队一方面迅速增强部队内的养鼠和跳蚤孵育的能力，一方面动员一切力量大力开展“捕鼠运动”，甚至驱使中小学生去捕鼠，以满足大量繁殖跳蚤的需要。仅林口支队在4～7月间就向本部送交老鼠达26万余只。《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46～147页。
虽然关东军已经做好了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准备，但由于对苏军进攻判断失误，所以当苏军于8月9日突然发起进攻时，关东军显得手忙脚乱，作战计划无法全面实施，细菌战计划也成为泡影。但关东军仍在毁灭细菌战罪证仓皇溃败之际，部分实施了细菌战。如在王爷庙等地有计划地撒播了细菌武器，以阻止苏军前进。加上关东军在溃败时一片混乱，许多细菌武器处于无管理状态，大量散失，带有细菌的老鼠四处乱窜，从而造成了战后东北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鼠疫流行。
在第731部队本部——哈尔滨平房地区，从1946年夏开始，出现了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其主要集中地在后二道沟村、东井子、义发源屯等地，都在第731部队旧址周围。这说明鼠疫的出现完全是关东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据记载，731部队在逃跑前夕，曾下令将装有鼠疫菌的投掷器分别投到了正黄三屯、正黄四屯和义发源屯。《黑龙江文史资料》第31辑，第299页。据初步研究表明，在1946～1954年的9年间，平房地区10个居民点，发生了4次由本地疫源引发的鼠疫，造成130余人惨死。《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41～42页。
内蒙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地区是因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的又一重要地区。从1945年8月开始，王爷庙突然爆发鼠疫，直到1955年才最终消灭。其间共发现疫患者1363名，死亡1257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而且，疫患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使王爷庙附近科右前旗所属的22个村屯，不同程度出现鼠疫，共发现疫患者2144名，死亡1922名。《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页。不仅如此，王爷庙鼠疫还扩散到了白城县、泰来县、突泉县、洮南县和哈尔滨等地。据研究表明，1945～1947年的王爷庙鼠疫，直接或间接导致东北地区10个县旗市流行鼠疫，致使4363人染疫发病，3709人死亡《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页。；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王爷庙鼠疫流行的原因，可以肯定是由于关东军进行细菌战造成的恶果。据档案材料记载，在关东军败亡前，伪兴安总省参议官白滨、警务厅长福地和特务机关的金川等日伪头目，分别或共同策划了细菌战谋略。他们将兴安医院试验用的鼠疫撒播出去，从而造成了王爷庙鼠疫流行。《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4～67页。
此外，在1946年和1947年两年中，通辽、扶余、乾安、热河等地也同时发生了源发性鼠疫。据报道，在1947年东北鼠疫患者达3万多人，仅通辽一地就死亡12万余人，热河、扶余、乾安等地各死亡千余人。《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这种大面积同时发生鼠疫的原因，据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防疫队长张杰藩认为，是由于“日本细菌战犯大量散放带菌鼠蚤”造成的。《东北日报》1950年2月9日。虽然目前还没有对关东军在战败前实施细菌战进行调查的完整资料，但除上述哈尔滨、王爷庙等地的确凿证据之外，还有材料证明，设在新惠县的关东军百斯笃（鼠疫）防疫所，在放马场等地撒播了细菌，并强行给过往行人注射“防疫针”，有的后来因此死亡。《东北沦陷研究》1998年第2期，第50～51页。关东军第100部队，在日本投降后还将用鼻疽传染的马匹四散放出。《东北沦陷研究》1998年第2期，第50～51页。上述事实表明，在中国东北光复后1946～1948年发生的大规模鼠疫流行绝非偶然，显然与关东军的细菌战谋略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关东军在战败之际，根据其既定的细菌战计划，由所属各细菌部队或机构，在东北各地实施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3关东军化学战之遗害
关东军在战败之际，不仅疯狂地进行了细菌战，而且还遗留了数以百万计的化学武器，至今仍危害着中国人民。据调查，在关东军化学战基地和国境阵地，以及其他重要军事据点，都发现了关东军遗弃的毒气弹、毒气罐等大量化学武器，对当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齐齐哈尔是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的驻地。由于该部队在这里进行化学战实验和训练，以及战败时遗弃的化学武器，造成化学武器毒害事件。1950年8月，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在修建校舍时，工人们从地下挖出两个大铁桶，由于不知是什么东西，一个工人以为是酒，竟轻率地尝了一口，当天便死了。据受害者之一时任该校化学教师的崔英勋回忆：人们把那种液体拿来让我鉴别，我从未见过，一时下不了结论，开始以为是甘油，就用手沾了一点，抹在另一只手背上。结果受毒剂侵害造成左手臂损伤。学校共有8人受害，到医院检查后，确定为糜烂性毒剂所致。《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6～57页。
吉林敦化县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1945年春天关东军为进行垂死挣扎，将大批武器弹药，包括大量的化学武器运到敦化。战后遗弃在各地的废弹；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废毒气弹伤害事件发生。《敦化文史资料》第5辑。1947年8月，农民黄春胜在打草时，不慎被毒弹液体伤害右腿，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丧失了劳动能力，至今伤处仍常常隐痛。他回忆起这件事，就愤怒地说：“我恨死了日本鬼子，那炮弹可把人折磨苦了。”《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41页。
在松花江流域也发生了因毒弹中毒事件。1974年10月，黑龙江省航运管理局工程处“红旗09号”挖泥船，在进行河道疏通作业时，泥泵中吸进一颗毒弹，二管轮肖庆武及李臣、刘振起等人在排除毒弹时，受到伤害。肖庆武双腿在被毒剂污染的水中受到伤害。以后每年夏季都会出现眼睛痛，全身皮肤溃疡的病状。十几年曾12次进京求医，久治不愈。1991年他的病情加剧，两眼失明，双脚严重溃烂，去世时只剩下两个脚指头。李臣受害时才20多岁，双手及前臂皮肤损伤90％，以后又波及到身体其他部位，无法根治。现在他每年仍犯病几次，造成身心极大痛苦。刘振起当时22岁，是他把毒弹从机舱中送出去的，双手中毒最深。以后双手反复溃烂，产生粘连（指蹼）不得不经常作剥离手术，现在双手伤痕累累。除上述三人受害较重外，其余34名船员也遭到毒剂感染，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为了尽量减少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对人类的危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大力量，对毒气弹等化学武器进行了调查和排除。1953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珲春县第五区……图们江中据估计有5000余发毒气弹，现在水深有5公尺，并被砂泥积淤，人为很难处理。”《中国科协报》1993年10月21日。
黑龙江省孙吴县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重要基地之一。关东军在仓皇溃败时也遗弃了大批弹药。据调查，在该县发现了毒气弹513发，毒瓦斯筒4箱。《苦难与斗争》（下），第262页。
关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况，从原关东军化学部队成员的回忆等也得到了印证。1993年，有关部门采访了曾在关东军516部队服过役的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他们回忆：1945年8月13日，奉命将一批毒气弹运到齐齐哈尔嫩江铁桥上扔到了江中。《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4页。1995年，原关东军516部队的队员金子时二，得知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然危害着中国人民，深感不安，亲自到中国，表示谢罪。他谈到日本战败前关东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形：我接到命令，和士兵们一起挖了一个大坑……将装有毒瓦斯的罐子一个一个地推到坑里，估计有200个左右，然后用土一层一层地盖到上面。《东北沦陷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5页。对此，金子深感罪恶，写了悔过书，承认那是犯罪行为，表示反省和悔改。为找到埋藏毒气罐的地点，金子带领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确认了埋藏地点。据当地一位农民作证，那里以前是日本兵的“大营”，曾从地下挖出过像“氧气瓶”一样的东西。
以上事实表明，日军在中国遗弃的大量化学武器。用心是极其险恶的。即使在即将投降之时，法西斯还要把战争的遗害留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