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一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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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子所谓的混而为一的夷希微，充其量不过是老子终于想出来的对于无状之状（即“道”）的一种状法，是赋予无物之物的一种形象，也就是他自己所谓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是一种修辞上的技巧，并无多少微言大义可言。奇怪的是，夷希微三个字，后来在西方也引起过许多奇妙的联想（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甲·中国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9·131页）。其“三”和其“一”之间，也谈不上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当然更不深含什么体用本末之类的道理。
道教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除了攀附夷希微，对精神气作种种夸张的解释外，在三和一的关系上，也故弄玄虚，把真理解说变成了文字游戏。譬如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设问何以“言三言一，不四不二”？然后神乎其技，自己作答道：“以言言一，即成三也”（见《玄门大论三一诀》），以此来炫耀，“三一之诀”本是天生的。
所谓以言言一即成三，原是从庄子那里引渡过来的。庄子在《齐物论》里曾说过：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庄子在此强调“无适”，强调“因”。认为学道者，纵然悟得“万物与我为一”，也不能像跃冶那样，来夸说这个“一”。因为才说这个一，便将自己放在非一的位置，失却“为一”的境界，与二为伍，“以至于三”了。
庄子这个“以言言一即成三”的告诫，无疑是十分机智而深刻的，但拿它来回答何以言三言一、不四不二的问题，不止是虚张声势，也未免近乎滑稽。要知道，老子的负抱冲和说，才是不四不二的最好答案；可惜鼓吹三一诀的人，对一和三的关系说了许许多多，竟始终未曾理解老子的这一句平凡真理。
大概三一之诀志在修炼，其于哲理，则不求甚解，但求妙玄，故多似之而非，类于符咒，譬如其说三一分合，有云：
三义虽异，不可定分；亦一体虽同，不容定混。混亦不混，故义别成三；分不定分，故体混为一。混三为一，三则不三；分一为三，一则不一。不三而三，不一而一，斯则三是不三之三，一是不一之一。不三之三非直非三，亦非非三；不一之一非止非一，亦非非一。此合重玄之致也（《玄门大论三一诀》）。
说三一圆智，有云：
圆智非本非迹，能本能迹，……本迹皆圆，故同以三一为体也。三一圆者，非直精圆，神气亦圆。……斯则体用圆一，义共圆三。圆三之三，三不乖一；圆一之一，一不离三。一不离三，故虽一而三；三不乖一，故虽三而一。虽三而一，故非一不一；亦虽一而三，故非三不三。三一既圆，故同以精智为体，三义并圆，而取精者名殊胜也。（同上）
诸如此类的所谓“合重玄之致”的解说，早已超过重玄的双遣办法，闹成三遣四遣，迷途忘返，莫名其妙了。至于一体何以三义、三用如何一本，这样的更根本的问题，反而湮没无闻，无可查询。首尾互换，轻重倒置，有如此者，可叹！
认准航道，飞出美丽的线条——关于“台语文学”的对谈
？ 陈漱渝
人物访谈
“飞！毋是干若为着beh讨吃！
飞！亦无一定爱飞真高！
只是希望置辽阔e天空顶，有一条属于自己e航道允准试飞，目的——只是想beh飞出一条美丽e线条……”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五十年来台湾文学”第三场研讨会上，有人散发了一份刊物，上面有这首题为《想beh飞》的诗作。应该承认，这首诗的立意是很不错的，但来自大陆的我读起来却如同阅读半懂不懂的夹生的外文，不少外省籍的台湾学者读起来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回寓所查阅杨青矗等编撰的《国台语对照辞典》，才知道这首诗题为《想要飞》，前几句的意思是：“飞！/不是仅仅为着要讨口饭吃！/飞！也不一定喜爱飞得高！/只是希望在辽阔的天空上，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航道可以试飞，目的——只是想要飞出一条美丽的线条！”
语言不是为了人际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么？创作文学作品不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广泛传播私？如果作品中夹杂了大量方言，甚至完全用方言进行创作，让人听不懂，看不明白，阅读起来不习惯，难道不是事与愿违么？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我跟一位台湾友人进行了一番对谈：
友：你首先必须尊重台胞对台语的感情。不爱乡土，爱祖国又从何谈起？严格地说，台语应包括高山族地区使用的高山语，台北、彰化之间的中坜、竹东、苗栗、新竹等地和南部屏东、高雄等县市，以及东部花莲、台东的部分地区使用的客家方言，还有台湾其余各地普遍使用的闽方言。现在所说的台语主要指的就是闽方言。闽方言在台湾居民中使用的比例大约占四分之三以上。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语言，它的韵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古音中的鼻音韵尾和塞声韵尾，保存的古代词汇也相当多。上海人扎堆时爱用上海话嘀咕，广东人在一起也爱用粤语交谈。光绪年间有一部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对白不就是用吴语方言写成的么？所以，你看到台语文学作品，也不必大惊小怪。
陈：我非常尊重台胞对台语的感情，也明白在文学作品中正确使用方言的作用：既可以从中择取活泼、简炼、富有表现力的词汇（即“炼话“），又可以烘托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是使用方言应恰如其分，有个“度”的问题。即以闽南话而论，不仅内部分歧明显，语言现象复杂，而且跟通用语差异很大，有些词有音无字。比如通用语中的“乡下”一词，台语中写成“草地”，通用语中的“逃亡”，在台语中成了“走路”，通用语中的“很多事情”，用台语写出来成了“全事屎”。如果滥用方言，只会增加作品跟读者之间的隔膜。而且，我感到有些人提倡台语文学有些情绪化，并不是完全出于学术理智。
友：你的感觉是敏锐的，但台湾有些作家之所以对“国语”有抵触，有着复杂而可悲的历史背景。自郑成功光复台湾之后，台湾文学主要以汉语传布书写，但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殖民者力图透过语言同化来全面控制台湾，迫使一九二0年以后出生的台湾作家无法用汉语读写，仅能用日文从事创作。一九四五年台湾第二次光复，台湾作家原本欢欣鼓舞，怀着弃儿重回母亲怀抱的欢愉。当时到处狮阵锣鼓，鞭炮响彻云霄，热烈气氛赛过了迎奉妈祖。但好梦成空，迎来的却是一九四七年惨绝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杀和五十年代的白色大整肃，不少台湾作家一夕之间竟成了哑口的族类。这些作家并非从本质上反对推行国语，而是在技术上、方法上不满那种剧烈而毫无缓冲余地的霸道作风。
陈：对这种情绪我非常理解，但这毕竟是历史的陈迹。当前从事的一切都应该着眼于未来。其实，关于台湾文学的定位以及台湾文学应选取的通用媒体原本是一个不存争议的问题。早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张我军就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原载《台湾民报》3卷1号），此前一二年，《台湾》月刊和《台湾民报》也讨论过台湾文学的用语问题。黄呈聪认为，台湾的祖国是中国，“母子”的“关系情浓”，加上地利之近便，利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更容易“吸收他的文化，来助长我们的社会”。他还明确指出，台语白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而且“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因此他反对用台语白话文取代中国的白话文（《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台湾》1923年1月号）。另一位学者黄朝琴也发表《汉文改革论》，指出台湾话和北京话口音虽不同，“言语的组织大都相同”，学习上有方便之处，而且“做台湾的人，将来欲做实业诸事，非经过中国不可，所以学中华的国语，实在人人都必要的”（《读〈汉文改革论〉》，《台湾》1923年2月号）。现在有些人的台语文学观念，我看是历史的倒退。
友：站在祖国统一和语言规范的立场，你的看法自然有道理。目前台湾有人提倡本土化或台语文学，牵涉到国家认同和台湾意识问题。说穿了，就是为了造成文化上的台独。这跟不同人的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已经不可能单纯用学术方式来进行讨论。我们很着急，又感到无能为力。你看到的那本台语文学刊物上，不就有人写道：“台湾人呵！较紧承认咱是台湾人，毋是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e人民者是真正e中国人，咱爱以做台湾人，讲台湾话为荣，按呢者会行保护台湾，保护台湾e经济成果，若卜（bo），亲象国民党讲e欲佮中国统一，到时九百外亿e外汇都会亲象掸（ten）落屎也（sai hak a）底仝款，‘thom’一声道无看影，逐个道爱过佮真正e中国人仝款散赤e生活，恁敢（kam）欲？”
陈：这完全是一种政治煽动。我认为，推广以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通用语，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与历史渊源，并不是单靠政治强力所能决定的。自元化奠都北京、北京语言便成为全国通行语言，迄今已逾七百年，约定俗成，根深蒂固，致使元朝统治者不能蒙古语为国语，清朝统治者也不以满语为国语。今天“普通话”的通行度，使用人口，语言本身的品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厚度，决非中国任何一种方言所能比美，所能取代。“认同乡土、保存母语”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情感，但这跟推广通用语并不相悖。如果不充分考虑语言通行的广度而出于危险的政治动机，想以乡土取代祖国，以方言取代通用语，那无论是在语言上抑或在政治上都不会达到目的。鲁迅说得好：“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集外集拾遗·报〈奇哉所谓……〉》）。
友：鲁迅这段话实在是透辟之至，对那些想搞“文化台独”的人应该是很好的训示。世界各国都有方言文学，问题在于它能否生存，能否广泛传播。以目前的状况而论，且不说台语诗、台湾方言小说难读，有些台湾讲稿不连黄春明、王祯和作品中偶尔出现的闽南语都不大懂。更何况所谓台语文学根本拿不出能普遍认可的佳作。把这种作品拿到大陆推广已难上加难又从何谈得上走向世界。如果一意孤行，自我设限，台语文学顶多只能成为在台湾地区拥有部分读者的内销文学，不可能跟世界文学同步前进。这的确令人忧虑。
陈：文学走向世界的确要靠语言的优势，而语言的趋势必然是日渐统一而不会是日渐支离。大陆同闽南方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在中国大陆，由于交通日渐发达，经济交流日趋频繁，克服由于方言障碍所带来的交际上的困难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其结果，就是方言的特征逐渐削弱，越来越向规范化的汉语靠拢，比如，闽南方言中文白异读现象原十分突出，而目前原来文读（即读书音）白读（即说话音）两读皆可的双音节词语日趋于文读，从通用语中吸收的词汇也越来越多，如“饼干”取代了“番仔饼”，“茶叶”取代了“茶心”、“茶米”，“汽车”取代了“风车”，“热水瓶”取代了“电缸”、“电瓶”。语法方面也有缓慢的变化。可见方言向通用语贴近是大势所趋，难以人为地逆转。
友：我们这番对谈，也许能厘清近年来困扰台湾文学界的某些问题。台湾跟大陆骨肉相连，这有大量文物，文献作为佐证。台南县左镇发现名为“左镇人”的古人类化石，就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三万年以前的古人类。台湾文化是中原文化的衍派，这种关系也是割不断的。七十多年来台湾的新文化虽然极具开放性与综摄性，但在血脉上还是承传了可以上溯到《诗经》、《楚辞》的中国文化传统，其中包括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在语言上，日据时代的殖民统治，使一部分日语词渗透到了台语词汇当中，如“坪”、“料理”、“玄关”、“福祉”，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的影响，又使台语中出现了一些英语的音译词、意译词，如“巴士”、“迷你裙”、“妈咪”等。但“国语”目前在台湾毕竟成为了在公开社交场合可以普遍接受的语言。中国的通用语（台湾的“国语”，大陆的“普通话”）是一份丰厚的文化资产，应该充分开发，让它在呈现文学价值、开拓文化空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我很佩服你这位台湾学者能有这样的见识。你的谈话，使我坚定了一些原有的看法，又帮助我更周密地思考问题，避免了一些简单化和片面性。文学的天空是十分辽阔的。我相信台湾文学能通过当前乱哄哄的争议，辨明一条正确的航道，飞出一条美丽的线条……
《陈寅恪印象》编选小序
？ 钱文忠
前言后语
为了使仰慕陈寅恪先生但又不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研究的人们更便利地、较全面地了解这位传奇色彩日见浓厚的学界泰斗，我们在此把三十多篇长短不一、文风各异的文章大致按陈寅恪先生的一生经历，分“家世”、“留洋”、“清华”、“西南”、“返平”、“岭南”，再加上“成就”，“总赞”，等几类，编为《陈寅恪印象》一书。除了介绍先生学术成就的几篇不可避免地涉及专门课题之外，绝大多数文章并没有太浓的学院气。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编选小序”本来就难逃佛头着粪之讥，但也自然应该与此相称。
尽管先生在《寒柳堂集》所附劫余残存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部分“吾家先世中医之学”起首五个字就是“吾家素寒贱”，这却未必可以全然视作实录。先生是一位世家子。义宁（今江西修水）陈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文学史、学术史上有着令人瞩目的地位。而且，像传统的中国世家一样，陈家与现代几个名门望族代有姻亲关系，这些都对先生性格与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可惜，限于篇幅与编例，都未能在本书中得到足够的反映。我们只能在“小序”中主要依据先生高足、晚年全力编定《陈寅恪文集》七种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故蒋天枢教授所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着重就先生祖、父及幼年家庭教育做一番简略的介绍。挂一漏万，也只能无可如何了。
先生的祖、父甚至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许多笔记中也都是常见的人物。祖父陈宝箴，字右铭，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以附生举咸丰元年（1851）恩科乡试，先是在家从父琢如公（讳伟琳）办义宁州团练。咸丰十年（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