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一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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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非理性的精神病人要比任何一个影响社会秩序的人都讨厌，因为这些人是不可教的，因此，在这个所谓“大禁闭时期”（ The Age of Inacrceration）中，精神病人就与穷人、乞丐、罪犯、妓女、老年人、慢性病人、失业青年等一起，被扫荡进这种新型的“总医院”里，占所有被逮捕者的十分之一，是最有可能要无限期地被“禁闭”在那里的人。
总医院并不是一所医疗机构。只要想想，在这里共收容了六千人之多，可是仅配备一名医生，就可以知道了。据一些参观过这类机构的人说，被禁闭在比塞特医院和其它类似的单人牢房里的精神病人，房门都被关得紧紧的，门旁只有一个安了铁条的小洞口透光，食物就从洞口的铁条间送进去。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就只有一条草垫，他躺下时，头、脚和身体都紧贴着墙，入睡时浸泡在墙壁上渗出的水中。萨尔佩特里埃里的精神病人的住处是与阴沟同等高度的牢房，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袭击，有的病人的脸、手、脚都被老鼠咬伤。这些病人通常还被铁镣锁在墙上或床上，或者再加一条长长的铁链通向室外，病人在室内虽然可以活动，但却受到室外的控制；有的病人脖子上还被套上链条，锁在天花板或地板的活动铁棒上……与“总医院”类似的机构不仅在法国建立不少，到大革命前夕，在欧洲各国也先后普遍建立了起来。在德语国家，汉堡、巴塞尔、布雷斯劳、法兰克福、柯尼斯堡、莱比锡、哈雷、卡塞尔等地都建有名称不一、实质相同的“总医院”。在英国，禁闭的历史更长，早在一五七五年，就建起了“教养院”，然后又在布里斯托尔、都柏林、普利茅斯等地建起“济贫院”、“感化院”等同样的机构。这样，正如有关的著作中说的，“经过几年，整个网络已遍布全球”。精神病人在这类机构里不仅遭到肉体上的摧残，还被当作展览品向公众展示。有一位外国旅行者报道说，比塞特把精神病人“像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展示给那些愿意付出一枚硬币的头号傻瓜观看”。十八世纪初，伯利恒医院每个星期天也都展览院里的癫狂者，收费一到二便士。据统计，在英国，每年从这种展览中收入四百英镑，表明每年高达九万六千的参观人次。
精神病人遭受的不人道待遇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对待精神病人的这种极不人道的情景，著述呼吁，倡议法案，但均未能达到有效的作用。直到勇敢的菲利普·皮内尔站出来，才使精神病人的境遇开始发生改变。
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__1826）生于法国南部的拉瓦尔，一七七二年在图鲁兹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去著名的蒙彼利埃大学作进一步研究，然后于一七七八年来到巴黎。
皮内尔有一位朋友患有精神病，一次发作时逃进了大森林，结果被狼群吃了。这位朋友的死使皮内尔深受震惊，他下定决心献身于精神病学的研究，很快，他就成为这方面的一位专家。一七九二年，皮内尔成为比塞特的一名医生。在看病的同时，他私下走访被禁闭的精神病患者，发现他们中许多人都被锁住，遭到像野兽一样的对待。他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他把自己与这些精神病人接触的经历以及治疗的设想都写进了他一八○一年在巴黎出版的专著《有关精神错乱或狂躁症的医学哲学论文》里。在此书和他的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疾病的哲学分类》中，皮内尔确信疯癫病人是确实有病，而不是简单的怪异或邪恶，更不是因为什么魔鬼附身；他一方面论述了精神紊乱即是脑部的紊乱才引起人格的紊乱，同时又在概括人道主义运动的时候，着重指出要减轻患者的痛苦。皮内尔的工作一扫以往对待精神病人的旧观念，使疾病和魔鬼学截然决裂。他的著作，被认为是精神病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与精神病人的接触中，皮内尔深信，精神疾患的发生是患者受到社会和心理的过分压力的结果。于是他考虑，应该设法使这些可怜的人摆脱锁链的束缚。
这正是“恐怖时期”的最高潮。大革命中负责人犯和医院方面的三执政之一乔治·库东（George Couthon）是以严厉闻名的，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中猛烈抨击温和的吉伦特派的议员。发表演说时，他要求杀绝共和国的一切敌人。皮内尔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面见库东，说要对治疗精神病人作一项实验，因为如果实验失败，是很容易被看成一项政治阴谋的，这就可能威胁到皮内尔自己的生命。库东跟着皮内尔到了精神病人所呆的牢房，看到其中不少已经被锁了三四十年的疯子之后，库东不无惊异地问皮内尔：“公民，你寻求解放这些牲畜该不是疯了吧？”皮内尔镇静地回答说：“公民，我确信这些人之所以难以驾驭，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自由的权利。”“那好，对于他们，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库东答应了，但他随即警告说：“不过我担心你可能成为你自己所提出的假设的牺牲品。”命运帮了皮内尔的忙，使他将治病与政治分离开来。
一七九三年，皮内尔先是在比塞特谨慎地挑选了一些他相信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实验，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于是，大部分病人都予以释放。另一些病人在治疗中有足够的改善，也给解除了镣铐，获得了自由。还有一些病人，特别是具有攻击性的疯癫病人，虽然还得监禁控制，也尽可能给以人道的对待。在这一工作中，皮内尔为自己与精神病人的感情交流而感到极大的愉快。他深深感受到，“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谁会比大多数有幸处于康复阶段的精神病人更值得令人爱，更加温和，更充满情感和更忠于职守”。
皮内尔在比塞特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在萨尔佩特里埃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那些病人。他又收集整理和出版自己这种治疗的资料并介绍给自己教授的学生。
皮内尔最著名的学生让·埃丁涅·多米尼克·埃斯基洛（Jean－Etienne－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亲眼目睹过好多这类“总医院”、收容院、教养院，对精神病人的遭遇也深表同情。深受震惊的埃斯基洛满怀激情地这样写道：“……那些不幸的人们手铐脚镣地与犯人一起被禁闭在地牢里，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这些缄默的精神病人比犯人所受的待遇更坏。”埃斯基洛根据自己直接的观察，坚持与他老师一样的看法，即认为精神病是由社会和心理压力造成的，他还注意环境对精神病的治疗的重要性。埃斯基洛相信，收容所本身应是一个“治疗机构”，收容所里的一切活动，连同它的活动背景，例如院所建筑和一切场地都应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埃斯基洛在一八二六年继承皮内尔担任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主任医师后，进一步发展了皮内尔的诊断和治疗技术，确立了新的精神病理概念系统，他在努力使精神病人得到人道主义治疗的总的历史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皮内尔的开拓工作之后，除了埃斯基洛之外，还应提到美国费拉德尔费亚的本杰明·拉什，德国柏林的克里斯蒂安·雷伊，英国教友会教徒威廉·图克，特别是美国的多萝西娅·琳德·迪克斯，在为精神病人获得人道待遇，在对待精神病人从冷酷到仁爱的历史进程中，冒着巨大的风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我的“鲁迅研究”
？ 止 水
书的故事
鲁迅研究早已是一种高深的学问，有许多专家与学者在努力钻研。我虽然在三十年前，便不求甚解地通读过一回十卷本《鲁迅全集》，对于今天的鲁迅研究，仍然全不入门。故而这里所说的“研究”要打上引号——说白了，只不过是我对旧版鲁迅著作的搜求而已，僭自称为研究，在专家们眼里，大约不免要有点左道旁门的味儿的。
再说一句实话吧，对于“绍兴周氏兄弟”（斗胆借用一句专家们的术语）的著作，我在有志于藏书之后，首先发生兴趣的是周作人——当时觉得，鲁迅的书到处都有，而周作人的，自不会多。而且在绍兴的鲁迅纪念馆里，我买到的是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封面及书脊作“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从版权页）一九八○年十一月版的《知堂回想录》，不久又在南京古籍书店买到了一九○八年初版的《匈奴奇士录》，从《知堂回想录》知道署名的“周？”就是周作人，不由格外地兴奋。不过，当买到钱稻孙的《樱花国歌话》，读过周作人那篇不耻于国人的序言后，我对周作人的兴致顿时大冷，实在担心会再淘出什么让自己心寒的东西来。
这时也已经明白，鲁迅先生的著作，姑不论内容，单说版本的丰富吧，就足以成为一项雄视书林的专藏！而且更不是到处都有——我手中有浙江省立图书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编印的《鲁迅著作与鲁迅研究》，其中的“本馆未备鲁迅书目”就多达四十余种，而版本的短缺就更多，如二十卷《鲁迅全集》，该馆便只藏有一九四八年的第三版。在又过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以个人之力，再想完整地搜集先生著作的各种版本，简直就没有可能。
当然我也不会甘心放弃。我既以民国旧版书作为自己的一项专藏，怎么可能缺少鲁迅先生的著作呢！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变通办法，是不再奢望完整，只希望在每一类有代表性的版本中，我都能备有样本。夸张地说，这有点像考古学的办法，从一鳞半爪来复原出全貌，即不似亦不远矣。思路一开，书源也就开了。十余年来，我陆续搜集到的鲁迅先生著作零星旧版，竟也达数十册之多。比如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我便觅得了鲁迅全集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普及本初版、一八三八年八月十五日普及本再版、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的零本二十余册；几可配全一部；且由此可知这几种版本的形式与区别。书籍版式上的某些特征，往往在未见原书之前，是无法想到的。比如此书每卷之中，多收数种著作，而在每两种著作之间，都留下一幅全空白双页，这一点在叙述版式甚详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中就没有提及。且上书在介绍本书的版次时；没有提到一九三八年的再版。实则一九四六年的“再版”；应是第三版了；在介绍第三版装帧时说“淡蓝布封面，报纸精装本。书名烫银字”。而我所得却另有大红布封面、书名银字烫于书脊上者；此处也应说明有两种色布封面。在介绍第三版版权页时，上书说“总经售兼印刷者作家书屋，上海中正路610号”肯定有误，应为“总经售兼印刷者：作家书屋，上海中正中路610号”。中正中路即今延安中路，“中”字不可少。各版定价亦有变化。此书初版印刷二次，初印一千五百部，同年八月再版印一千部，不知是否包括甲、乙两种纪念本的四百部；而三版和一九四六年十月再版均仅印一千部，于今存世数量可想而知。曾听苏州书友说苏州古旧书店有全套二十卷，售价仅五百元，急去看时，则全属子虚乌有。听说南京一位报人藏有一部带木箱的乙种纪念本，亦未能寓目。
十卷本《鲁迅全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间分卷出版，今虽不难得，但版别上亦有讲究。其中灰漆布面精装本与淡绿纸面、灰布书脊普精装本两种较多见；而灰布精装封面上压印凹凸鲁迅正面像、书脊压印红漆字书名、蓝色涂顶、天地头特宽广的重磅道林纸精印本则较少，我所得为其第五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印五千册，三十余万字，定价四元七角，在当时的出版物中，要算是非常高的了。
与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密切相关的，是唐？先生所编、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前者收鲁迅先生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的杂文、序跋、通信、译诗等共三十五篇，“备考”五件，附录七篇，访问记一篇，书末并附《鲁迅先生笔名补遗》、景宋《读唐？先生编全集补遗后》及唐？《编后记》。但其中误收了《艺文杂话》、《百草书屋札记》、《儿时》等三篇非鲁迅先生的作品。此书先后印过八版，总印数也不过一二五○○册，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初版印了二千册，我所得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版平装本及一九五一年二月五版红布面精装本；均仅印一千册。重要的是后者，其中所收除零星散稿一○四篇和《小说备校》外，还收有迄今各版《鲁迅全集》均未收入的两种自然科学专著，即《中国矿产志》和《人生象羋》。《中国矿产志》系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同学顾琅合著，另附有《中国矿产全图》，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的先进水平，曾得清政府农工商部认可，并得学部审核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自一九○六至一九一二年先后印行过四版。《人生象羋》是鲁迅先生一九○九年在杭州任教时编写油印的生理学讲义，未曾刊行过。该书一九五二年初版印三千册，次年六月再版增订本亦仅印三千册，据倪墨炎先生认为“早已绝版，恐怕连年轻的研究工作者都很难找到这两部专著了”，我却有幸得到了一部再版增订本。此书后且附有《鲁迅先生笔名补遗续》、《重订鲁迅著译书目》、唐？的《编校后记》、《关于编校的一点说明》、《再版题记》及《续编拾遗》五篇等，其中颇有鲁迅研究者所应重视的材料；如《域外小说集》的版本；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与唐？《晦庵书话》均只提及东京本与上海群益书社本，只有此书中说明群益书社本“后归中华书局重印”，重印时间则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
在出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的同时，鲁迅全集出版社便着手将全集所收著述二十九种和翻译三十二种分别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述此甚详，但亦有失误处。如说鲁迅全集单行本版权页“上端横印‘鲁迅全集单行本’、‘著述之部×’，及书名，并钤鲁迅朱印白文版权证印花”，而我所藏《花边文学》单行本的版权页上端，就没有“著述之部×”字样。又如编者据《十月》单行本后《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所载，以为“‘著述之部’29种，‘翻译之部’31种”，先是认定全集中收入的翻译作品亦为三十一种，其实全集中所收翻译作品系三十二种，只是编者在《鲁迅全集》条目后所附“本书总目录”中，漏载了第十七卷中的《文艺与批评》和《文艺政策》二种；后又认定“翻译之部”总数即为三十一种，其实《花边文学》单行本后所附《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翻译之部”，即明载为三十二种。编者且自述曾“查多种《鲁迅全集单行本总目录》”，不知为何仍有此误。随后在介绍第二张单行本预约单时，说到预约出书日期，“11月5日出版《彷徨》、《花边文学》，后文又说“据预约单所列单行本书名和已见的单行本初版，两者比较表明：一、预约单所载出书日期与版权页所印日期，除《呐喊》和《而已集》两书，比预约单所载日期提前外，余均相同。”而《花边文学》单行本初版日期即明标“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廿日出版，”可见其立论之草率。
鲁迅全集单行本后有数种重庆重版本。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