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一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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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肯特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y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
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通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
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
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
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
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
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歌泣的诗篇。
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
没有神的日子到了，没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欢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欢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热腾腾，乱七八糟且生气勃勃。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交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高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弄和被嘲弄。这是十九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的情景，他身处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进出于帝国王朝和共和体制的交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出于他浪漫的心，还是出于先知？他处身专制就已经预感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
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欢节平均分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热烈，而是细水长流，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巴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
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欢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
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们的身体，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流入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流合污。
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
而艺术呢？像艺术这样具有虚无的精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强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弱，不堪一击。
艺术的理论就像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那就是艺术的产业大军蓬勃壮大起来了。艺术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就像地底的矿藏，遭到飞快的挖掘和消耗。于是，新的理论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劳动是不会中止的。
艺术的规则显见得束缚了生产力，然后就是，打破规则。
音乐的调性已经殚精竭虑，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创造，就像一块用尽了地力的老土地，那么就取消调性；小说的故事成了陈年旧话，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开始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重复，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戏剧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脚，那么就走到观众席里，和观众共同演出，本来嘛，戏剧和人生就是一回事；还有京剧，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绝了大批的年轻的观众，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因此，便证明它进不了未来，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音乐，小说，戏剧又走进了繁荣，美术也走进繁荣，谁说它是静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时间的流程，就像戏剧，有人的活动和行为。事情变得彼此都有些像来像去的，小说像散文，京剧像歌曲和话剧，话剧则像联欢，像沙龙。无调性的音乐彼此相像，因为一切都漫无边际，互相渗透。事情还没到头呢！
再接着，更彻底的事情发生了。无声的音乐诞生了，白纸一张的图画诞生了，总算，暂时的，无字的文学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出壳。无人的戏剧也未出壳。但别着急，更惊人的奇迹很快就会来临的。
先捡那些最极端的作例子吧。让我推测一下它的动因。无声的音乐，空白的时间在指挥棒下进行了十几个小节，人们屏息期待着，音乐厅里一片寂静。这就是音乐要我们聆听和欣赏的吗？无声。中国的美学思想里有“大音稀声”之说，这就是效果吗？好了，果然，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要音乐作什么？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哲学，无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图画展览会呢？
在取消规则的限止之后，事情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了。艺术其实就是由这些限止决定的，没有限止就没有艺术。限止就是艺术的形式。
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最初的写作的状态，那种慎重地拿起笔，铺开纸，字斟句酌，写着写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过头寻觅足迹，重新出发。工作是困难得多，劳动艰苦，可是到达目的地的快乐真是叫人心里踏实。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好像农人收割去年种下的庄稼。种的是麦子，收的就是麦子。
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脚下就是路，真是随风而去，随处落地开花。
倘若将稿纸比作土地，我们的笔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变瘦土。哪里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类的力量又究竟有没有止境？还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无上？
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
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
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野草野花在庄稼里偷长，这地的劲道还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轨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
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
（限于篇幅，本文略有删节，全文收入《1999独白》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即将出版）
遗传是一具生物的枷锁——虚构躯体之一
？ 南 帆
灯下随笔
（1）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地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
——《圣经·新旧约全书》
遗传是一具生物的枷锁。人类挣脱不了这具枷锁。遗传决定了人类长不出三只耳朵，五条腿，没有绿色的皮肤和钢丝一般的头发。遗传意味着不可追问。人类只能把灵魂安置在给定的躯体之中，别无选择。一切来自既有的生物密码，不存在征求本人意愿的程序。人类无法像设计自己的居室一样设计自己的躯体。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遗传是存在主义哲学所不可穿越的反面证据。
可是，人类经常感到，这副躯体的使用不太称心。跳得不够高，听得不够远，视觉不够锐利，肌肉的力量不够强大，而且还经常患病；某些女性还可能指出一些美学意义上的遗憾，例如头发无法随心所欲地变色，眼睫毛太短，皮肤皱得太快，体内的脂肪难以及时清除，如此等等。当然，还有一大部分人存在一个强烈的不满：这副躯体吃得太多了。
许多时候，人类开始好奇地追溯自己的历史。这副躯体的初始蓝衅由谁制定？为什么将人类规定为这副模样？
《圣经》告诉人们，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上帝的心目中，这肯定是一个理想的躯体，人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另一个传说告诉人们，人类的始祖是女娲用黄泥捏出来的。女娲疲劳的时候，不再对自己的所有作品精益求精。这是不是多少损害了人类躯体的质量？进化论将人类躯体的始源追溯到猴子，甚至追溯到鱼，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这是一种令人丧气的解释体系。
如果人类拥有自我设计的权利，他们想有所作为吗？这时可以惊讶地发现，人类的热情意外地强烈。他们一反马虎和慵懒的习气，提交了一张张别致的设计图，对于躯体的每一个局部和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和琢磨。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大批特殊的躯体在虚构的故事和传说之中实践种种别具一格的人生。
（2）……其人面上无目，高高举着一手，手上生出一只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凭左右前后，极其灵便。……
其人较别处略长二三尺不等。行动时，下面有云托足，随其转动，离地约有半尺；一经立住，云即不动。……“原来云之颜色虽有高下，至于或登彩云，或登黑云，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着恶，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正自现彩云；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
——李汝珍《镜花缘》
《镜花缘》多有奇闻。
深目国的人将眼睛长在巴掌之中，这的确是个好主意。这样，四处张望不过举手之劳，可以从任何角度射出视线。只要愿意，人们随时看得清自己的鼻孔、后脑勺、肌胳窝、背部或者屁股。
看是一种重要的防身手段。眼观四方以防不测。危险往往来自看不见的死角。所以，人类对于看的能力是一种奇异的渴求。
然而，再犀利的眼光又怎么能看清一个人的内心？多少人浩然长叹：世上最难看清的就是人心——知人知面不知心！谁又能够知道，哪一个胸腔里的哪一颗心正不怀好意地酝酿着某种阻谋诡计？
大人国将所有居民的心术呈现在足下的云彩颜色之上，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设计。心动色变，种种奸诈之徒无处遁身。一些达官贵人不可一世，但足下云彩的颜色却难以贿赂。这样的颜色让他们深为尴尬。出门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用红绫遮住足下。当然，这是欲盖弥彰。云彩已经是躯体的一部分，抛也抛不掉；这如同胸腔里的心同样是躯体的一部分一样。
（3）……宙夜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
……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
——陈玄佑《离魂记》
原来人这样截成两半之后，这一半想念那一半，想再合拢在一起，常互相拥抱不肯放手……宙斯起了慈悲心，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从前都是在后面，生殖不是借男女交媾，而是把卵下到土里，像蝉一样——使男女可以借交媾来生殖。……就是像这样，从很古的时代，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情欲就种植在人心里，它要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把两人合成一个，医好从前截开的伤痛。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是人的一半，一种合起来才见整体的符，每一半像一条鱼剖开的半边，两边还留下可以吻合的缝口。每个人都常在希求自己的另一半，那块可以和他吻合的符……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会饮篇》
多少人时时慨叹：分身乏术。
这边邀请演讲，那边请求接见，会谈正在进行，约会时间已到——该往哪能里去？左右为难的时候，人们恨不得生出五六副躯体。一副躯体不够用，忠孝不可两全。
另一些时候，一个人的躯体拘禁在某一处，内心却渴望抵达另一处。如果能够分出另一副躯体就好了——这就是身与心的分裂。身在曹营心在汉，仅仅一副躯体多么让人苦恼。
分身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一件事情享有特权——爱情。为了财富或者为了功名累死累活，牢骚抱怨，这不会赢得多少同情；但是，为了爱情，偿付一切代价都是感人的。这里隐含了一种古老的观念：任何代价均是可以计量的，可是爱情无价——甚至于付出了生命。
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