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8年第一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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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司马迁写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现代人精通历史的观念，擅长创立关于历史发展的各种学说和理论体系，但无法写出真正伟大的历史。这是现代文化诸多悖谬现象中比较突出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看到诸如《万历十五年》这样的著作已是幸运，至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则干脆不敢抱什么奢望。我们只能从种种专题研究、阶段研究、个别人物研究中得到历史真相的一鳞半爪，要想在有限著作中全面了解这一百多年历史，几乎不可能了。即使号称最权威的费振清主编的剑桥中国近现代史，给我们揭示的历史真相也极其有限，而且读来味同嚼蜡。唐德刚先生自然没有伟大到可与太史公相提并论的地步。他既是现代人，当然不能不受这时代的限制。但我从他的著作中，却明显感到真正史家的精神风采。其文字虽非绝唱，颇有精言；不比离骚，诚属妙音。这样说还是太抽象，试举几例。
在该书最后一章，唐先生有一个长注，专谈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他先认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然后断言中国的学术只能是发展中学术，“也就是一种不新不旧，不中不西，土洋并举，风力电力两用的‘机帆学术’。在这个阶段里如舍‘机帆’不用，而去搞‘原子轮船’，便反而‘不恰当’了。……既然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学术界还停滞在‘发展中’阶段，胡公受了时代的限制，他也不能单枪匹马，闯入‘已发展’阶段了。用一句胡适自己的话，就叫做‘矮子限制了长人的发展’。”唐先生的这个大判断我以为现在仍然是正确的。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年轻学人，一般都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很少有人承认中国的学术只是发展中学术，人人都想“超英赶美”，作学术上的原子轮船，结果是虚假的理论，体系满天飞，实际连个机帆船也弄不好。现在出国讲学访问的学者多了，常听见这样一种说法，国外低能的学者其实很多。言下之意我们并不比别人差。个别看可能确乎如此，但整体看就错。北大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学府，其中难道没有混饭的南郭先生？一个地方的师专不入流品，其中难道没有个别优秀的学者？八十年代研究古代文化出名的学者萧兵先生就是淮阴师专的教师。胡适先生感叹矮子限制了长人的发展，在他那个时代，中国的图书馆固然没有如今数量多，规模大，但文化人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里，要看到买到国外最新图书总不是难事。现在呢，除了极少数单位有外国书刊可以阅览，一般非专业研究人员，比如现在的自由撰稿人，要直接接触国外文献，几乎不可能。唐先生在这条长注中也举了一例。他一九六五年访问印度最高学府德里大学，该校藏书只有区区二十五万册，刚好和唐先生本人当时主管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汉文图书数量相当。“硬件”如此，怎么能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胡适先生故去已三十多年，唐先生写出这些文字也已近二十年，中国的学术虽说有很大进步，但不能说有根本改观，至少在图书资料方面就非常不尽如人意。因此中国学人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整体上要达到国外同行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评论胡适的红学研究时，唐先生有一个长注，对六十多年的红学有一个总的评价，对包括胡适在内的红学家们的局限有大胆而尖锐的批评：
再者，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周汝昌在书中那种与高鹗简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红学界”里有丰富创作经验的唯鲁迅与林语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愿用情哥哥寻根究底的考据憨劲，但是他二人却代表“红学”里的作家派；他们的话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我不知国内有哪个历史学家还能对红学有像唐先生这样的见识。在涉及胡适对六朝文的“诋毁”时，唐先生作注批评说，六朝文锦心绣口的美感，“岂是‘实验主义者’所可一点一滴地‘实验’出来的。对文艺灵感不深的胡老师，还以少说为是！”
这种近乎尖刻的文字，在他的注中并不鲜见。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唐先生对胡适的尊敬与推崇。尽管他的见解不一定都正确，但这种大胆直率的行文，正显示出唐先生过人的史家勇气和个性。
为书作注，无论中外，都有悠久传统。中国历来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两大注释方式。唐先生的注，两者兼而有之，但更多的是后者。然而这种“注我”并非像康有为那样，以歪曲古人之意来表达自己思想，而是对胡的思想作评判，甚至常常跑野马式地在根本无需作注之处随意发表自己感想，穿插不少逸闻趣事。比如说有一长注讲到抗战时期重庆中央大学学生泡茶馆谈学问的情景：
……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真名士”。那种满肚皮不合时宜的样子，一个个都真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再生，稍嫌不够罗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苏柏二公那一大把胡子。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虏伯”，纸声嗖嗖。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棋无牌，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朝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
有时桥牌打够了，饮食男女谈腻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换换题目，大家也要谈谈“学问”。就以笔者往还最多的，我自己历史学系里的那批茶博士来说罢，谈起“学问”来，也真是古今中外，人自为战，各有一套；从《通鉴纪事》到《罗马衰亡》；从“至高无上”到《反杜林论》……大家各论其论。论得臭味相投，则交换心得，你吹我捧，相见恨晚！论得面红耳赤，则互骂封建反动，法斯过激，不欢而散。好在彼此都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来日方长，三朝重遇，茶余溺后，再见高下……
这种大学生活，令我们这些好歹也念过大学的呆鸟真正羡煞！又比如他在胡本文“五四”运动一章开头加了一注，除全文录入唐先生自己在一九六九年写的一篇关于“五四”的书评外，还记述了那一年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趣事，值得转录如下：
距今天整整十年——那是“五四运动的五十周年”，一九六九。其时太平洋的东西两岸，正唱着一出“文化大革命”的对台闹剧。在“日没处”的中国大陆之上的知识分子，正一批批地在戴高帽、游长街、坐牛栏；同一时期那“日出处”的美洲大陆上的老知识分子，日子也不大好过。今日红极一时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那时在哥大就四处躲藏，不见天日，险遭“猪栏”之灾。笔者就亲眼看见那四处追捕他的长发学生，口喊“猪猡”，并真的抬了一条活猪，直闯布氏办公房，破门而入。孰知这位“八戒仁兄”佛性不纯，又捆绑未牢，它一时猪性大发，咆哮起来，横冲直撞，一时猪嘶人喊，粪便淋漓，好不乐煞人也。这时布热津斯基虽然早已逃之夭夭，但是他的办公房内“猪栏”之气，却数日不灭。
类似例子还有不少。这样的注，虽然好像与真正的注相去甚远，但却从别一角度，开阔了读者对“五四”、文化大革命的感性认识。这比枯燥地讲一堆道理或罗列直接证据，要生动得多。读这种注，实在是莫大的享受。这正是唐先生自谓胡适春秋里的公羊传的生动例证。至于唐先生对胡适一生某些史实比如博士学位问题的严密考证，读者想必也无兴趣，我不再举例。
喜欢了解现代文史的读者，不读这书中的注释，实在是一大遗憾。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5年二版）
看先生骂人
？ 陈 村
书屋品茗
家里的地方小，原来想等光盘版的《鲁迅全集》出来，小小一片就一网打尽了。后来听说此事黄了，只好买了十六卷纸印的，放在书橱很壮观。家里原有先生的单行本，“文革”时出版，一册两三毛钱。过一段时间，我会拿出一本翻一翻，就像在听老朋友谈话。这样说有点“我和鲁迅是相通的”之嫌，但我确实爱读他的书。我读了许多人的著作，到头来还是最要读他，说一声像听老朋友谈话不算过分。
我还买了鲁迅《两地书》的手稿影印本，鲁迅年谱，买了一本《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对照着看，很好。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从此不骂了。所有读过鲁迅骂人文章的人，应该看一看别人骂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的火气比较大，一语不合就骂开了。这当然表明文坛的自由和民主，人人都可说话。但是人人都要说，不免有了麻烦。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在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攻击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那些话就是今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中的苏修间谍，岂不是要人的命吗？）随手一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先说老，然后顺理成章地就糊涂得可观或固执了，成了堂鲁迅了。在他们幸灾乐祸地说鲁迅垂垂老矣时，分明有一种快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真是他妈的！
虽说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而且不关我的事，读了还是非常生气。从法律上讲，从人权讲，人人当然都可以说话。但是从文化而言，绝不是人人有资格发言。我能对相对论说三道四吗？有人要我写文章谈谈周易，我说不行，我没读过，翻了读不懂，他要我随便谈谈，《易经》岂是可以随便谈谈的东西，在相对论和周易面前，我是不配谈的。同样，在鲁迅的面前，有些人是不配说话的。不要以为侥幸和他同处一个时代，就有权吆五喝六了。看年谱，鲁迅的精力多半被此牵扯了，直到去世，还在苦斗。苍蝇飞来飞去的，人将它拍死，你当然可以说拍得好，拍的姿势很优美，是战斗的身影。但是，除了拍苍蝇，人就没有更好的事情做一做吗？讨厌之处在于，苍蝇不拍不行。你不拍死它，你就别想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它去了又来，比蚊子还讨厌。蚊子是要吃血，让它吃饱了，就一边歇着去了，而苍蝇是娱乐，它似乎并不吃你的什么，而死了心要和你玩玩，还敢神风突击队一样朝你的嘴巴飞来。那么，就只好打苍蝇了。悲剧在于，苍蝇是拍不完的。我有句话：太阳和月亮是永恒的，苍蝇和蚊子也是永恒的。至于那些似乎受了冤枉的，我偏颇地觉得没道理可讲。当苍蝇绕着鲁迅飞舞的时候，即便你是美丽的蝴蝶，也不该凑什么热闹。你到他的头上采蜜，被拍一巴掌也是活该。
鲁迅对年轻人，常常有着超人的耐心。这为他赢得了萧红萧军等人的友谊，也为他招来痛心疾首的磨折。你看他到了大学，给学生讲演。有人不爱听尽可以不听的，不以为能听到鲁迅的讲演是幸运尽可以不幸运的。但是，听完了，说他是“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哼了不满三十分钟的雅调。”说自己听罢“充满着烦恼，失望，沮丧……”假如对牛弹琴，牛也不至于如此的。牛只是吃自己的草，并不沮它的丧。我的结论是他们根本不配听。别以为一成了青年一成了读者就有非常的权利，不配的事情还是不配。我自然不是鲁迅，没他的人品学问，也没他的雅量。从前也到大学去说一说，自以为有益于人，后来就不去了。我去大学，他们问我什么名人逸事，什么财经小说，什么恋爱的手段发财的窍门，这些我都是不懂的。我懂的他们没兴趣。他们不读文学却要见见作家，岂不是很没道理。他们要我恭维他们几句，我实在无从恭维起。难道一个人的年轻也是可以恭维的吗？难道一个人仅仅因为进了大学就比别人更值得恭维？所以我不去了，敬而远之。我省下时间自己看书下棋岂不更好？我用时间写文章挣钱岂不更好？当然，我想得没出息，所以没法自以为著名文豪的。即便以不当文豪做代价，我也不肯再去和他们玩了。
我读鲁迅，深感先生真是格外的伟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先生没有。他嬉笑怒骂，他诚恳真挚。他并不总是披着铠甲，另有赤子之心。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一个人骂人还是容易学的，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是鲁迅区别于其他骂人者的最大的方面。
《经史》及其他
？ 朱新华书屋品茗建国初期的陈寅恪诗中有《经史》一绝。诗云：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竟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陈寅恪诗集》65页）这首诗相当集中地表达了陈寅恪当时的感受，“溪刻阴森惨不舒”一句尤其令人生惊心骇目之感，周一良先生认为，“陈先生晚年诗篇中所出现的、所感受的客观环境与自己主观心态”，这七个字足以“概括无遗”（《从〈陈寅恪诗集〉看陈寅恪先生》，《读书》1993年第9期）。如此说来，这首诗的作意格外值得关注。此一问题，蒋天枢曾经作过一番推测：昔年先生语枢：在德（国）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此殆后来《经史》诗之所由作欤？（《陈寅恪先生传》，收入《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版。读《资本论》事，又见石泉《追忆先师寅恪先生》，中山大学出版社《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2页）只是陈寅恪留德时当一九一○、一九一一年，离此诗之作已四十载，倘无具体的触媒，很难成为作诗的原由。看来，要找到触发写作欲望的因素，先得明确诗的写作时间。不巧的是，《陈寅恪诗集》的编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碰到了困难，没给标注写作年代，只是把它安排在一九四九年所作与一九五○年所作之间。周一良先生认为，作于一九五○年的可能性要大些（同前）。根据这两年发生在陈寅恪身边的事，我完全赞同周先生的推断，并且想进一步把此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一九五○年暑假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