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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张居正大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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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拱一发言,事态立刻单纯化,不成体统的体统多着呢!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撩起袖子,一手指着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高拱,痛痛快快地大骂: 
    
    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如今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就在内阁里面,少保撩起双拳,准备给少师一顿毒打,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看不下了,正要替他们劝解,冷不防少保也给少傅迎头一顿痛骂。真热闹,堂堂的内阁变成全武行底战场。幸亏穆宗是一个懈怠而且宽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华殿,看到少师、少傅、少保们底活剧,不知道会给怎样一个处分。 
    
    经过这一次的武斗,御史侯居良对于士儋又提出一次弹劾。士儋也厌倦了,一再上疏请求致仕,终于在十一月间,这位山东来的大学士,悄然离开内阁。 
    
    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底联立内阁,一直维持到六年四月高仪入阁为止。“周、召夹辅”,真正只剩周公、召公了!高拱一连驱逐了四位大学士,气概正是逐日发扬。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觉到不安于位。殷士儋这一场痛骂真冤枉,高拱手下这一群人底目光,正在转移到居正底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底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种威胁,高拱当然不会愉快,而且高拱有他底一群人,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然后再把敌人打倒。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后,居正和高拱底亲戚说:“不榖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耐中遭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书牍十四《答司马曹傅川》)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 
    
    高拱对于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立内阁的标语。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是徐阶底家事。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黑暗中的声音要问。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势利呀!”他们要说,“一切都是势利,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黑暗中的动物又动员了,他们要报效高阁老,便得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他们把发明当做发现,终于认定已经发现居正底动机。 
    
    很顺利地这个消息传达到高拱。事情是这样说的。徐阶底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居正,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在大学士底朝房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这一个刺激太大了,居正变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经过这样剖白以后,高拱承认误会,事情勉强结束。 
    
    内阁的政潮,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隆庆六年三日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条陈五事:(一)保圣躬,(二)总大权,(三)慎俭德,(四)览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奋庸说:“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说:“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奋庸请穆宗总大权,大权旁落,必有所在;又说权奸蔽壅,“权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时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据说这是居正底主使。政治底斗争,从言官发动了。高拱底部下立刻应战,给事中涂梦桂劾刘奋庸动摇国是;给事中程文再劾奋庸、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结果奋庸谪兴国知州,大埜谪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 
    
    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觉厌倦,在隆庆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岁。 
    
    第七章 大政变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底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底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底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一位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下面,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和他说: 
    
    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底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底欢心。皇后和贵妃中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底知礼,和皇太子底聪明,心地也平静下来。皇太子底稚弱的心理,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底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见敬修《文忠公行实》。《明史》不载穆宗病状。)显然地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的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底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是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嚎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益发感觉到责任底严重。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底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底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硃”。事实上他们底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硃,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硃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参奏疏五《进世宗御笔疏》)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硃”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底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成为皇帝底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卷七十二)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底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底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于神宗即位,这十五天中,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底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底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底同情,这一个策划实现了。(《明史》卷三〇五《冯保传》)但是实现的时期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传称穆宗“甫崩”)胡涍传(《明史》卷—一五《陈吾德传》附)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底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参后)这个策划底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履行发表底手续。 
    
    《明史·冯保传》称:“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冯保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也是一个骇人的记载。内监和大臣同受顾命,在明代本来不是一件没有的事。嘉宗天启中,御史王允成劾魏进忠疏:“内廷顾命之铛,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确实指出大臣、内监同受顾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仪同受顾命,并无他人在内,这是事实。穆宗逝世的时候,孟冲尚为掌印太监,亦无越过孟冲、托孤冯保的理由。所以冯保矫遗诏是有的,但是只是矫遗诏用为司礼掌印太监,并不是矫遗诏同受顾命。最切实的证据见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无何,即超拜司礼,关内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荫其弟、侄数辈。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今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文集九《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这一篇文章,作于万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权,结好冯保的时候,假如冯保曾经矫诏同受顾命,记中何以不把他底地位提清;而且后段又称冯保掌司礼监,“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谘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顾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据居正底记载,可以证实冯保没有矫遗诏同受顾命,同时也可以证实冯保为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以后。《冯保传》又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日:‘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及《居正传》皆不载。)显然也是一件莫须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风以后,随即召大臣入宫,面授顾命。(《文忠公行实》记扶持还宫以后,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师榻前,执太师手,嘱托甚至”。)第二天随即逝世,其间更无犹豫的时期,可以给冯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的机会。而且以居正那样地精细,决无密草遗诏,更容高拱看见的道理;同样地,以高拱那样地强干,也不会在揭破居正勾结冯保的秘密以后,随即把自己推翻冯保的计划,更和居正商榷。(参《明史·高拱传》)处处都露出矛盾。本来这一次政变,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以后居正当权,不免引起一部分人底反感,冯保更加是众矢之的,于是以讹传讹,发明成为发见,传说成为事实。到了清初修史,没有整理史实的决心,所以在记载里,不但充满许多矛盾,而且描写高拱、居正,有时竟至忘去本来的面目。 
    
    从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这七天之中,整个朝廷,沈没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机构方面,是司礼监和内阁的对立,在人的方面,是冯保和高拱的对立。冯保底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尤其是皇贵妃,神宗只有十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面。高拱底后盾,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战胜了几位元老,当然看不上一个新进的掌印太监。他后面有的是舆论和群众;内阁的内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仪和张居正。高仪是自己引进的,入相仅仅两月,当然惟自己“马首是瞻”,至于居正,高拱认定这是十几年以来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夹辅’,居正不是曾经说过吗?”高拱想着。后方的布置,没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准备和冯保作一次生死的决战。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底手谕。在现代的立宪君主国,一切的诏令要经过内阁底副署。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有中书省等的时代,诏令要经过中书省等,明代改为内阁,诏令便要经过内阁。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乱了,但是当时人还能提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武后元宅元年,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明代在内阁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底诏令,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因此皇帝随时颁布手谕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约束。不过法制是法制,事实是事实,在不上轨道的政治状况中,手谕仍旧不免出来,成为史册所记的“斜封墨敕”和“中旨”。这正是负责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经即位,中旨随即颁到内阁,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遗诏,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高拱痛恨极了,对传旨的太监说: 
    
    “中旨是谁底旨意?皇上底年龄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迟要把你们赶走。”一番声色俱厉的言论,小内监都传达给冯保。这可使冯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贵妃那里去撺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 
    
    “这是什么意思?”冯保把高拱底语句改造以后,又提出质问。皇后、皇贵妃都吟味着“这是什么意思?”她们感到悚惕,连十岁的皇帝,也突然变色。在这方面,冯保正在布置他底阵线。 
    
    高拱取的攻势,当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认定自己和居正、高仪,是顾命大臣,他要报答穆宗皇帝,也要辅佐神宗皇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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