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美国文学简史(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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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德在为数可观的文艺评论中，坚持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进步方向；同时，他还是“约翰·里德俱乐部”的创始人，参预了美国作家协会的发起组织工作，并同许多作家如德莱塞、辛克莱、斯坦贝克、多斯·帕索斯等成为挚友，形成了三十年代强大的进步文学阵线。在1921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战斗文学”的口号；1929年他又呼吁作家们“写下去。你们在矿山中、工厂中和农场上的生活，在美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中，将有不朽的意义。”毫无疑问，高尔德是二十世纪美国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
三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实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左翼理论批评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但是，不管情况怎么复杂，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运动高潮时期所写的批评论著，代表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水平，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新批评”
从三十年代中期起，至五十年代后期，“新批评”学派在美国大学的文学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成为美国文学的主流。它的出现与文学创作中的现代派相吻合。英国文学批评家艾·阿·理查兹和诗人、批评家艾略特对“新批评”学派的形成起过重大影响。三十年代美国大学里一批文学教授兼批评家抨击传统的“历史传记”学派，否定他们所运用的历史传记手法，认为文学作品自身形式上的特点才是评价作品及作家的依据。克林恩·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论文《形式主义批评家》中认为，“新批评”学派强调文学作品自成一体，不受包括作家的生活、创作意图、历史和社会背景，甚至作品题材的影响。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仔细阅读作品，分析作品的部分与整体之间是如何连接的，指出各种意象、节奏、韵律和语气的作用。“新批评”学派的评论方法从积极的方面看，它大大削弱了传统的文学史在文学教学中的地位，把文学研究从无穷无尽的日期和相互影响中解放了出来，使评论更集中于作品的本身。但是它割断语言与社会的联系，完全从作品的形式上去分析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使文学作品反映与影响社会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评价。“新批评”学派的成员多为诗人或作家，尤以“南方”作家、批评家为主，又称为“南方批评家集团”，其中包括约翰·克劳·兰塞姆（John CroweRansom）、艾伦·泰特（Allen Tate）、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War－ren）、坎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理查·彼·布拉克墨尔（BichardP。Blacrmur）和克林恩·布鲁克斯（CieanthBrooks）等。他们强调对作品的“细读”（Close reading），研究作品中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作品的艺术价值。由于他们多具创作经验，因而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的形式与技巧的分析往往比较精湛独到，给人以特殊的启迪意义。“新批评”学派在四十年代盛极一时。但由于其过分偏重于文学作品本身，片面强调作品的独立性，只长于分析诗歌，而无法在叙事类作品面前一展手脚，故很快走向衰落，为五十年代后兴起的其他文学批评流派所代替。“心理分析批评”学派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现代心理分析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文坛“心理分析批评”学派的出现与弗洛伊德学说在美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该学派分析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努力挖掘作家的生平与文学作品中人物之间的联系，分析作者在作品中有意无意表现出来的弗洛伊德意象，如恋母情结、寻死之愿、本能冲动等。
要找出作家生平与作品及作品中人物的联系，评论家就必须详细地占有作家生平方面的材料，用这些材料中能真正反映作家心理状态的部分去印证文学作品中的某一侧面。亨利·默里对麦尔维尔作品《皮埃尔》的分析是“心理分析批评”较成功的范例。然而这种方法如果运用不当就会变成对作家生平的猎奇，使人看不出作家生平与作品中某些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
心理分析批评的另一种方法是置作家的生平于不顾，而着意寻找作品中的弗洛伊德意象，进行分析并加以引伸。例如，批评家可以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分析小说中的梦境，赋予它一定的含义。这样的心理分析方法使作品的外延得以扩展而获得作家本人并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却又存在的某些意境。如克鲁斯对霍桑作品《罗杰·马尔文的葬礼》的分析。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的想象》（1950）中以“弗洛伊德和文学”为题，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与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心理分析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结晶”，它“已经注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艺术是“与现实相对立的幻想”，梦是做梦人希望本人的某些愿望要求得到满足的反映。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是“文化与生理不可分割的交错”，它决不是简单的性格的分析。特里林对弗洛伊德学说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现代美国许多主要作家都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例如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在分析他们的作品时，有分寸地运用“心理分析”的批评方法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可以“扩大作品可能具有的意义”。当然也有不少批评家滥用心理分析方法，将其简单化地运用于一切作品，他们的分析看上去是才气横溢，实际上却不着边际，哗众取宠。“意识批评”学派
五十年代后期受欧洲“日内瓦”学派学说的影响，美国出现了“意识批评”学派。美国学者通过“日内瓦”学派代表人物乔治·布莱的著作了解了该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带有主观性，因为它非常明显地充满了作者的意识、思想方法和情感，体现了他观察世界的角度。这些都通过背景、人物、意象和文体修辞等表面上看来是属于作品的客观存在来表现。布莱认为正确的读书方法“要求每一读者完全介入原著”，这样读者的意识“就表现得似乎象另一个人的意识那样。”
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是美国“意识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论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专著《上帝的消失》（1965）里将批评家的任务归纳为“把自己与用语言表达的主观性融合在一起，从内心重新经历那种生活，在自己的批评中重新再现这种生活”。这一批评的方式要求批评家的意识与作家的意识完全一致。但是“意识批评”学派的批评方法在实际运用时，往往是评论家的主观随意性占上风，他按照自己的情趣将材料打乱，组合后加在作家的意识上。这等于用评论家的上帝代替作家的上帝。“结构主义批评”学派“结构主义批评”学派的基础是现代语言学。它的代表人物费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个主观赋予的符号体系，只有在某特定的整个体系中才有意义。他论述了关于语言是一种结构，其中各部分只有与其他各部分相关才能为人理解的观点。“结构主义批评”学派认为，任何文化现象都是一个“表意体系”的产物。这一体系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使它能表达意义，而不是这些成分与现实的关系。所有的表意符号都带有主观性，没有符号就不能理解现实。这样，“结构主义批评”学派就否认文学作品是某一特定现实的反映，否认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我表现。“结构主义批评”学派力图以语言为手段，描叙文学和整个现实。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批评”学派在美国颇有市场，不少评论家发展到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文学方面的研究。
现代美国文学批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形成过和存在过许多学派，不少学派在其出现之初总是标榜自己是前无古人的新学派，可是仔细一分析，某些新学派仍然是以前存在过的学派的发展。美国许多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并不拘泥于某一学派的门户之见，而是兼收并蓄，适应时代的发展，他们的成就和影响有时反而超过某些学派。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 （上）
扑朔迷离的现代小说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小说的发展，同美国的社会现实及美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变迁紧密相关。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民精神的摧残，引起了美国人民对现存道德标准和人生观念的怀疑，特别是数百万犹太人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惨遭屠杀和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琦爆炸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这两件事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战争消耗了人们的精力，也形成了人们毫不含糊的明朗态度。对于生存的洞察力和对于未来事物的预见，促进了各种新思潮的诞生。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以物质文明及人的精神空虚为主要特点的“群体社会”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人们只注重自身的精神小天地，于是以描写和刻画个人精神的发展与演变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小说”随之兴起。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受到战后风气感染的“反英雄”形象，他们出身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但他们思想矛盾、精神迷惘、内心复杂，又没有独立的社会根基，只得听命于垄断集团控制的社会的摆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六十年代的名作《赫尔索格》是一部犹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作品的主人公赫尔索格是一位美国社会文明的受难者、一个落难的英雄，他的复杂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坎坷的生活经历集中代表了当时美国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意识的打击下精神濒于崩溃边缘的痛苦。此外，象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和约翰·厄普代克的长篇小说《兔子，跑吧》中的主人公艾米莉亚和哈利都是属于这类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病态人物。他们都是些畸形儿，精神上的叛逆者，所谓“反英雄”的含义即是指这个意思。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力图探讨人们精神蜕化、演变的根本原因，并希望读者也去思索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赫尔索格的精神崩溃、艾米利亚的生活悲剧和外号叫“兔子”的哈利的几次离家出走，尽管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但造成他们这些结局的原因都来自于社会的侵蚀，社会的压迫和社会的堕落。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也是二战以后小说主题的核心，从这一点来说它们与现实主义小说并无根本区别，只是随着时代差异的增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要是这些人物性格的异化，他们的精神状态恰恰反映了美国社会严重的思想危机和道德危机。
五十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掀起迫害进步人士的反共运动。慑于统治集团反共政策的淫威，一部分美国人沉默了，他们循规蹈矩，不敢有越轨的举动，遂造成美国文坛的萧条沉寂。有些评论家称这一时期为“怯懦的五十年代”或“沉寂的五十年代”。但年轻的一代由于对虚假的现实的反感，继续发起叛逆和挑战，用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来反抗社会，于是诞生了“垮掉的一代”及其文学。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占绝大多数，它们反映了这些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心情，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提出了大胆的否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动乱几乎没有停止过，从朝鲜到越南一连串的战争、大十年代的古巴导弹事件、肯尼迪被刺、黑人暴动和全国性的反对侵越战争高潮、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和尼克松的辞职、以及多次地下爆炸、对自然环境的蹂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各种各样的政治抗议等等，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必然影响到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理、思想和精神状态的变化，使一种危机感持续下来。这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完全忽视的。反映到小说创作中则是黑色幽默小说、荒诞小说、反现实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等等流派小说的产生，一般人把它们合称为“后现代派小说”。所谓“后现代派小说”大都是用荒诞的、隐喻的、超现实的笔法，以曲折的形式来达到揭露现实、反映人们内心世界的目的；它们的作者几乎都厌恶这个社会，甚至抱着绝望的心情。这个流派的小说家们不惜用夸张、讽刺以至歪曲现实的“愤世嫉俗”之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而结果往往以荒谬隐喻真理，以丑陋代替美感，把一切都颠倒了。“黑色幽默”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非正常性的描写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作品中那些似乎疯疯颠颠、混混浊浊的人物不正是美国现代社会实质的象征吗？显然，作者的心绪并不愉快。“黑色幽默”作家们认为，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好象“人全疯了”。不仅“黑色幽默小说”如此，其他如“犹太小说”、“南方小说”也都反映出美国社会这种实质性的内在因素。诺曼·梅勒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美军内部的种种矛盾，突出地反映了权欲使人丧失理性，战争使人变得更加贪婪的现实，这样就造成了指挥混乱，上下对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作家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是当时美国青年中失望一代的典型。他看不惯一切又丢不掉坏习惯，他想靠劳动养活自己又找不到出路。流浪、徘徊、苦闷，终于造成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只能躺在床上回想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经历。
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美国作家陷入了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信任危机。他们的美国之梦经常被梦魔所代替，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对其国家及其前途产生茫然之感，否定和批判的声音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作家的才华和想象力在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及其精神世界之间纵横驰骋。而“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喜剧和悲剧、事实和象征，全都通过难以捉模的形式相混合，象当代现实生活一样扑朔迷离。” （［美］伊哈伯·哈桑《当代美国文学》）
南方小说
1935年，艾伦·泰特在一篇经典性文章《南方的文学职业》中，提到二十世纪的南方小说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感”，由于这种历史感，才造成了“我们处在历史十字路口时所出现的奇异的文化爆发，它多少类似于十六世纪末商业英格兰开始摧毁封建英格兰之际的诗歌天才大爆发，只不过规模小得多而已”。
美国南方有其特殊的历史。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南方兴起了地方色彩十分鲜明的文学流派，有的评论家称它为“南方文学”。南方小说属于怀旧式的文学流派，经过南方小说家们几十年的努力，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呈现出美国南方社会一幅兴亡盛衰的通俗历史画卷。尽管是描写过去的时代，尽管不无神秘、虚幻、痛苦和感情色彩，但南方小说自从三十年代福克纳创建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它成功的秘诀在于写出了一个时代。
南方小说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和埃德加·爱伦·坡的哥特式作品。在二十世纪，福克纳在他关于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神话里又再度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