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美国文学简史(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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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抛弃他们之前就拒绝了社会的人。垮掉派反对循规蹈矩，通常追求真正的自我解放。这些目标导致了他们用麻醉药品进行试验以及对于东方宗教的天真信仰。他们在咖啡馆和其它非正统的地方进行表演，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崇拜以开放风格写作、通常被公认为巨匠的人，如惠特漫和威廉斯。
格雷戈里·科索（Gregory Corsu， 1930—）是垮掉派的代表诗人。他出生在纽约，被母亲遗弃后在孤儿院中长大，因此他对教养院和监狱很熟悉。他的作品最初在哈化的《代言人》上发表。他把金斯堡看作最亲密的朋友，后来又把出版他的《汽油》（1958）的弗林盖蒂看做亲近的朋友。这本书里的有一些诗似乎是以“无意识主义”写成的。这种所谓“无意识主义”，作者对它的解释是：“神志恍惚的瞬间，在这一瞬间，思想促成了一个永恒的时刻，这个时刻是思想愚蠢的、思想有才华的、思想疯狂的……时刻。”《死亡的欢乐诞辰》（1960）中混合着顽皮的预言和死亡的色欲。但是科索是在阿飞和野人的外表之下的一个本质上“天真的孩子”，一个忧愁的，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人类的信任的孩子。一首对于选择和生命的多样性的赞歌《人类万岁》（1962）也充满了妄想狂，把他摇摆着的、尖叫着的自我投影到宇宙的纯粹的能力中去。在《美国式的哀歌感情》（1970）中他对预言性的真实和历史性的真实反映比过去更集中，声音也更洪亮。他始终不变的信条是：“诗歌对答案的寻找，快乐就在于其中有一个答案，而死亡就是知道了那个答案是什么。”
加果·斯奈德 （Gary Snyder， 1930—）是旧金山人，做过伐木工人、森林管理员、海员；他学习神话学、语言学、东方文化，在日本住过多年，熟知佛教禅宗。他的诗受体力劳动韵律的影响，受赛阿拉、阿曼和京都的环境的影响亦受印度民间故事、中国古诗和日本三行诗的影响。他相信“每一首诗都是从一个有能量的、舞蹈着的思想领域中产生的，而它自身又包含着一颗内在的种子。诗人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让这一颗种子生长起来并自己开口来为自己说话。”斯奈德的诗总体上是完整的，它的语言和思想统一在一种自由的形式之中。《碎石基》（1959）写出了西北部的风景、山脉、河流、森林的平静而具体的境界，诗人以肯定的态度叙说着：“一个清楚的，聚精会神的头脑／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那能够看的东西／才是真正被看到的。”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6—）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父亲是诗人兼教师，母亲是俄国移民。艾伦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流浪成了他的职业，曾当过洗碗的伙夫、守夜人、焊工、水手和《新闻月刊》的书评家。1967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学生们选为“五月王”，并被立刻驱逐出境。他的流浪生活结束以后，突然一跃成为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领袖。尤其是他的第一本书《嚎叫以及其它》（195）奠定了他领袖群伦的地位。
金斯堡的早期作品受威廉斯思想的影响，但没有威廉斯的那种平稳的客观性。浪漫式的温柔充分借用了威廉斯的形式，使它具有感伤性：
温馨的身体
在黑暗中
一起闪耀，手在移向
肉的中心，皮肤在
幸福地颤动
灵魂喜悦地
来到了眼睛……
后来，他突然开始允许他的浪漫主义灵感找到自己的形式，并且开始用他的“希伯莱——梅尔维尔式的吟唱节奏”写诗，惠特曼的长句和奥尔森的“呼吸”理论都给予他以影响，音韵效仿的是克鲁亚克的散文。《嚎叫》诗是“垮掉派”的典范。他用声嘶力竭的愤怒的嚎叫揭露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把生活中的污秽、混乱和不人道的现象赤裸裸地揭露出来，表现了“我们一代精英”悲惨命运的痛苦。
我看见我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灭，饥饿、歇斯底里、赤裸，黎明时拖着身子穿过黑人区的街道
寻找着一支吗啡针，天使头脑的垮掉派在夜的机械中
为联接着亘古天国群星灿烂
的发电机而燃烧……
1965年，金斯堡从日本回到美国，写下了《威其塔人的旋涡经》，发表在《星球新闻》（1966）上。这首长诗对现实政治的迫切感胜过他早期含糊的无政府主义态度，对于语言的圆熟掌握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嚎叫》无法比拟的力量：
鹰隼穿过报纸
露出两只鹰爪
翅膀在升腾的热浪中展开
在国会山的上空
发出尖厉的叫喊
凝国汽油和黑烟在报纸上出现
肉角堪萨斯姑娘的肉一样柔软
被金属的爆炸撕裂——
战争已经结束——
只有囚在黑人城里的灵魂
仍然在渴望你们柔软的白色身体的爱情
啊，威其塔人的孩子们！
金斯堡的诗歌想象力宏伟，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在美国当代诗坛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自白派1959年，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出版了震撼诗坛的诗集《人生的研究》，这些诗探索过去和现在、自我和文明、家庭和朋友；《胜局时刻》、《夫妻》、《西街与莱普克回忆》、《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篇章以惊人的坦白方式揭示了诗人自己的内心活动，把他的个人稳私、内心创伤甚至性欲冲动等全部公诸于众，从而开创了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自白诗运动”。
二战以后，随着科技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日益感到自我个性的丧失，而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更促成了“自我本质危机”等主题在文坛的流行。诗人不满于社会现实，却苦于找不到生活目标，只能埋头自我，自排自遣，自我审视或自我宣泄。而当对自我也感到不满或绝望时，他们便无所抉择或只能选择死亡。正因为此，自白派诗人喜欢写自杀冲动。美国六十年代最有名的自白派诗人中，就有三个（普拉斯、塞克斯顿和贝城曼）都是在成名后自杀的。连洛厄尔也曾想到自杀，这些都足以说明在精神文明日益衰落的社会里文化人的精神生活所濒临的绝境。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 1932—1963）在波士顿大学曾听过洛厄尔讲诗的课，受到了他的影响。她的后半生住在伦敦，和诗人特德·休斯结了婚并生了两个孩子。她无法轻而易举地同时胜任缨斯、母亲和诗人的三重角色，生活紧张不安，诗歌便滔滔不绝地从她胸中涌出。这些诗节奏强烈，形象有力，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参差的诗行和焦灼的主题，1953年当她受到强烈的压抑时，她企图自杀。这件事过了很久以后，她写了一首诗《女拉扎柔斯》 （1962），歌讼这一行动以及“复活”：
下一回我打算
坚持到底不再回来
我坚定地紧闭
象一只贝壳，他们得一遍一遍地呼叫
把蛆虫就象粘湿的珍珠从我身上拿掉。
死，是一门艺术，就象一切事物。
我把它做得格外地好。
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 1914—1972）也是自白派的著名诗人。贝里曼十二岁那年，父亲自杀在他的窗前，这个场景象梦魇般缠绕了贝里曼一生。他之所以执着地追求人类的沟通、信仰和保障，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他父亲的死。他试图在诗中探索经验，寻找经验，并且试图在生活中用酗酒、放纵的办法逃避经验。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从明尼阿伯利斯的一个大桥上跳下去，死在冰封的密西西比河上。
贝里曼早期的诗歌颇受叶芝的影响，“我并不想模仿（叶芝），而是想成为 （叶芝）”。奥登、霍普金和多恩等时髦诗人对他亦有影响。
1956年，贝里曼出版了长诗《纪念布雷兹特里特夫人》，开始在美国诗坛崭露头角。他最重要的诗作是《梦歌》。《梦歌》最初出版于1964年，取名《七十七首梦幻曲》，获得普利策奖；1968年增补到308首，题名《他的玩具、他的梦、他的休息》，荣膺全国图书奖和博林根奖。1968年又增补到385首，改名为《梦歌》。这些诗歌主要描写诗人教书、写诗、酗酒等日常生活以及他精神上的苦闷和濒临疯狂边缘的痛苦心情。他自称这些诗是模仿惠特曼《自我之歌》写的，但更明显是受了洛厄尔的《人生研究》的影响。
罗伯特·洛厄尔 （Robert ， 1917Lowell—1977）出生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个新英格兰名门世家，大学时代就学于兰塞姆门下，并结识了艾伦·泰特。这些“逃亡者”派作家对年轻的洛厄尔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洛厄尔说：“我依了形式主义，并且在两个月之内改变了我出色的自由诗风格。”他于1940年大学毕业，并于同年依罗马天主教。1943年，他因为抗议盟军对平民中心的轰炸而拒绝为军事机构作报导，被当局判处一年监禁。
洛厄尔的头两本诗集是《不相似的土地》（1944）和获普利策奖的《威尔利老爷的城堡》（1946）。“逃亡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有大量的罗马天主教主题和形象，这是他对崩溃了的价值观念所发出的绝望呼唤。洛厄尔非常迷恋传统，以美化了的形式主义写诗，其用意既是为了保存传统，又是为了纪念传统。在哀歌式的压抑和外露出来的愤怒之间有一种张力。
在《生命研究》（1959）中，洛厄尔摆脱了大量象征性的宗教调子，同时也摆脱了旧有的形式主义。作品的内容更为广泛。无论对话还是描写，“平常”之事皆能入诗。
《献给联邦的死者》（1964）表现了洛厄尔成熟作品中完整的个性。从南北战争黑人兵团烈士纪念碑借题发挥，涉及信仰、历史、战争、爱情、死亡等广泛内容，内含对现实的讽刺。洛厄尔把历史材料、政治材料的自传性材料熔于一炉。诗的语调类似平常讲话，但巧妙的押韵，铿锵的词语与形象给诗增加了力量。在一首酬答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黄鼠狼的时辰》（1959）中，诗人写道：“我自己就是地狱”。这句诗后来成了自白派诗人的名言，道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导致了他的自杀。
七十年代以后，自白诗运动影响衰落。洛厄尔这一时期的主要诗集有《笔记》 （1970）和《历史》（1973）。这是诗人用诗写成的日记，记录着个人和时代的苦恼。洛厄尔的晚期诗集《为丽西和哈丽特而作》（1973）和《海豚》 （1973）主要写诗人的两次婚姻和爱情，后一部是十四行诗集。他最后一部诗集《一天天》（1977）主要写他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和对童年的回忆。洛厄尔的诗无论内容和风格都富于变化，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其中又掺杂了强烈的个人因素和感情，是现实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所以某些评论家称他是“我们的最真实的历史家”。
新超现实主义
进入七十年代后，美国诗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感于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侵越战争、女权运动、黑人抗暴斗争、水门事件等不仅在有正义感的诗人创作中有所反映，甚至有些著名诗人的诗风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女诗人丹尼斯·莱弗托夫在七十年代出版的诗集 《活下去》 （1971）、《脚印》（1972），一反过去作为黑山诗人的风格，转向社会问题；她的丈夫米切尔·古德曼很早就成为越南战争的反对者。丹尼斯·莱弗托夫也是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以强烈的激情写下了反战的抗议诗。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1929—）是一位多产的女诗人，在七十年代专事鼓吹女权运动，甚至把妇女当作一个阶级对待，强调目前美国社会里的主要矛盾是男人和妇女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七十年代美国写诗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新诗人”不仅风格各异，甚至对什么是诗也各持己见。杰克逊·麦克罗 （Jackson Maclow）提倡一种“即兴偶然诗”，用扑克牌或骰子来安排词序写诗。还有一种所谓“具体主义诗”甚至抛弃文学，用图画写诗。当然这些别出心裁的诗都是实验之作，并不形成诗歌运动。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到七十年代，在美国诗坛上能代表一种主要倾向的是所谓“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有的评论家称之为“后期浪漫主义者”。这一诗歌流派的领导者是罗伯·勃莱，主要代表有詹姆斯·赖特、威·斯·梅尔温、约翰·海因斯、唐纳尔德·霍尔和马克·斯特兰德等。“新超现实主义”诗人跟二十年代以法国诗人安德烈·布瑞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诗人有较深渊源，又受西班牙和拉丁美州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如洛尔伽、聂钱达等人的影响，以写人的本能、无意识和下意识为主要特点，诗中充斥所谓非理性联想、暗示逻辑、深层意象等等。诗中往往用“思想的语言”和“梦的文法”，诗的含义隐晦、形象离奇，尤其爱用“石头”这个词和它的形象。
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 1926—）的父母是挪威移民，他本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五十年代》（后改名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杂志及出版社当编辑，政治上一贯激进，对侵越战争、垄断资本和环境等始终持批判立场。他除了诗歌创作外，还大量翻译洛尔伽、聂鲁达等人的诗和印度古诗人的诗。他赞扬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中“接连不断的感情”，“呼之欲出，具有巨大的力量和美感”，他把这种唤起强烈感情的方式，取名为“深度意象”。他呼吁要有一处新的联想的自由，指责黑山诗人是隐秘的形式主义者，说他们专门注意技巧，他要求自由表现“叛逆的活动力”。勃莱说：“我们还没有在美国诗歌中重新获得那种全部精神的迅速运动，从意识到无意识，从一张松木桌子到疯狂的内心渴望。”
勃莱在《雪地里的寂静》（1962）和《围绕周身的光辉》（1967）中的意图和他所赞美的那种具有内在幻想、被动意志和深度意象的诗是相似的。与那时的美国诗人相比，布莱通过一种成功的扬弃，赢得了一种突出的一致情调。
勃莱在反对侵越战争期间经常朗诵自己的长诗 《母亲终于露出了牙》（1970），诗歌将美国消费经济的豪华形象，与在亚洲进行的杀人战争的意象，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迭加在一起，赋予这首诗以一种黑色幽默的风格：
正因为我们有了装熏牡蛎的新包装稻田里才出现了弹坑，正是因为我们在后房中哭泣的妇女太少，因为我们被高强度子弹撕裂脑袋的孩子太少，因为滴落在我们手上的眼泪太少，所以越级军刀才挥动起来，呼啸着刺向大地。
正是因为纳税人搬往郊区我们才转移入口。
海军士兵用香烟打火机点燃小屋的稻草房顶，因为这么多的美国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家。
在另外一些优秀的诗作里，诗人通过对事物锐利的观察和细腻的描写，把重大的社会问题浓缩到个别物体上，例如散文诗 《麦克鲁尔海滩的死海豹》，就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形象地集中在一只因油船污染大海而中毒、慢慢死去的海豹身上。诗中有“愿你的种族长存”一句，使人联想起在美国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