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国防军大本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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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于1938 年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载：两者都说：“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给以解决，但直到1938 年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 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在，却成了一个“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这位新任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2月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的消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月9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3月10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里。“10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个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月11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企图，直至1938 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年9月9日夜直至次日4时召开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度，要求他们改变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强调说：“他绝不容忍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和吹毛求庇”。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9 月12 日一次讲话中谈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官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结尾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元首背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下的过错。这与1914 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将军们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信和顺从元首，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难性政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 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战处里，始终保持有6 至8 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裁音进行本能的政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则毫无影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参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不仅苏台德地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统帅部的每个成员，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种紧张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英国和法国是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思考。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的意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 年11 月至1939 年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于1939 年10 月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泡影。
1939 年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 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 月3 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