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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阉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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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嫔妃以下,亦颇有之,虽天子亦不之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①大致类似的史料也见于野史。据《万历野获编》所载,最初因值房宦官和司房宫女接触较多,便逐渐产生感情。宦官以此为基础,往往主动替宫女采办衣食、首饰及日用杂物,以表达追慕之情。宫女若相中此宦官,即可结成伴侣,称为菜户。菜户在明代宫中是公然允许的,即使是皇帝、皇后有时也会问宦官“汝菜户为谁?”宦官只据实回答即可。 
  宦官与宫女成为“菜户”后,唱随往还,形如夫妻。宦官对所爱的宫女固然是任劳任怨,听凭驱使,宫女也会心疼宦官,不让他干太多的活儿,而是支使别的宦官去干。宫中有些地位低贱、相貌丑陋且又年岁较大的宦官自知不可能被宫女看上,便甘心做菜户之仆役,为其执炊、搬运、浆洗,宫女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银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善烹饪的宦官便成为追逐的对象,所得的报酬也较多,最多的一月可赚到四五两银子。这些宦官身着沾满尘土和油渍的衣服,背着菜筐,出入宫廷,购买一应所需杂物。 
  结为“菜户”的宫女、宦官,多在花前月下彼此盟誓,终生彼此相爱,不再与别人发生感情。宦官如果发现他所爱的宫女移情别恋,往往万分痛苦,但不会对宫女如何,却常常与其情敌发生尖锐的冲突。万历年间郑贵妃宫中的宫女吴氏,曾和宦官宋保相爱,后来又移情于宦官张进朝。宋保不胜愤怒,终至万念俱灰,出宫削发为僧,一去不返。宫中的宦官对宋保评价极高。如吴氏移情别恋的情形在明宫中较为少见,宫女和宦官结为“菜户”后大多能终身相守,并且彼此都以守节相尚。如果其中一方死去,另一方则终身不再选配。《万历野获编》曾记载,有一个读书人寓居于城外寺庙中,见寺中有一室平日紧锁,甚觉奇怪。趁寺庙中人打扫的机会,他进去看了一下,竟发现里面全是宫中宦官奉祀的已亡宫女的牌位。牌位上都写有宫女的姓名。寺庙中人告诉这位读书人,每逢宫女的忌日,与其结为菜户的宦官便会前来致祭,其悲伤号恸,情逾寻常夫妻。   
  宦官娶妻与收养假子   
  宦官娶妻、夺妻的记载历代都有,可谓史不绝书。宦官娶妻当然并不意味着能过正常的性生活,但宦官有男人的性意识,也当然有相应的性要求,性欲的强弱虽然各有不同,心理上的需要应该是相同的。况且宦官本来就不承认自己是非正常的男人,无时无刻不想证明自己有男人的本色,让人忽略他们受过宫刑,娶妻便成了他们最大的安慰,可以说,心理上的慰藉和潜在的性要求是宦官娶妻成家的两大动力。 
  宦官娶妻成家,见于史载的较早例证当是秦、汉时期的赵高。《史记·李斯列传》曾提及赵高有女婿阎乐,官任咸阳令。有女婿必有女儿,但据史籍有关记载,赵高系自幼阉割,显然不具备生育能力,此女当为赵高养女无疑。赵高既能收养子女,娶妻成家应该是可能的。由此而后,宦官娶妻成家的记载越来越多。至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乃出现了“常侍黄门亦广妻娶”的情形,桓帝时单超等“五侯”,更“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①这表明娶妻纳妾至晚在东汉时期已成为宦官的合法权利。进入唐代之后,宦官娶妻更为普遍。玄宗时的大宦官高力士偶然见到刀笔吏吕玄晤的女儿,见其容貌秀美,举止娴雅,惊为天人,遂娶之为妻。吕玄晤随即被擢为少卿,后出任刺史。隶宗时权阉李辅国娶元擢的女儿为妻,元擢也因此当上了梁州刺史。曾历仕顺、宪、穆、敬、文、武六朝的大宦官仇世良娶妻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胡氏嫁给仇世良后,妻以夫贵,得封鲁国夫人。明太祖朱元璋时,曾严禁宦官娶妻,但收效甚微,不久便成为一纸空文。明宣宗时,宦官陈芜备受宠信,宣宗先赐名“王瑾”,又将宫女两人,赐之为夫人。后世由皇帝亲自赐赏妻室者尽管已不多见,但明代宦官娶妻成家相沿成俗。 
  清代对宦官管束极严,但娶妻成家之事仍很多见。清末著名权阉小德张曾在妓馆中结识了一个叫方金翠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娼主也极力奉迎。方金翠对小德张伺候十分周到,小德张吐痰时总要方金翠以口承接,然后再由方吐入痰盂,所以一时传闻很多,称“过笼痰筒”。小德张对其相当满意,便想买方金翠从良。娼主见此良机,拼命抬高价格,小德张也准备同意。殊料方金翠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还是处女。小德张一气之下,在另一家买了一个名为张小仙的处女为妻。① 
  宦官娶妻当然是有其婚但不能行其实,所谓“竖宦之人,亦复虚有形势,威逼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但历史上也有一些可耻可卑的宦官,利用妻子谋取官位。五代时蜀主王衍曾与宦官王承休的妻子私通。王承休得知后,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怂恿其妻继续与皇上私通以求宠幸,结果当上了天雄军节度使。清末发了大财的宦官娶的妻妾都很漂亮,一些人还倚仗年轻漂亮的老婆为其联络权贵、拉拢同行。御膳房首领太监古玉秀,没有哪点出众的地方,就凭着他年轻漂亮的老婆替他奔走,结果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地位。当然更多的是女性家中父兄因贪图富贵而将其嫁与宦官,如吕玄晤将女儿嫁与高力士、元擢将女儿嫁与李辅国都属这种情形。 
  自秦、汉之后,大致上历朝都允许进入中年以后的宦官收养假子。收养假子对于宦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心理安慰。有养子奔跑膝前,他们便不会太过悲伤与孤寂,也不会老觉得自己不能生育会断子断孙。从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宦官的养子不一定都是阉儿,也有不少是生理正常的儿童。东汉大宦官曹腾收养了一个姓皇甫的男孩,取名曹嵩。曹嵩后来娶妻生子,生下了大名鼎鼎的曹操。唐代曾规定宦官只许收养十岁以下的阉童一人为假子;宋代也规定年满三十的宦官可以收养一个小宦官为假子,并需登记在案,但这些规定不过形同虚文。唐代权阉仇世良养子五人,彭献忠有养子六人,杨复恭养子更在六百以上,而且他们的养子也不尽是阉人,出将入相者大有人在。宋代也有许多宦官收养宫外正常男孩,宋真宗时有宦官外出掠劫民家小儿,以致出现其母抱儿投海的惨剧。清代的大宦官一般收养本姓本族的子侄为养子,在宫外居住。 
  凭实而论,虽说宦官中年朝廷允许其领养继子,但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有能力领养的,他得有相当职位和经济能力作为吸引,像宋真宗时因宦官掠劫民儿致使母子投海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换言之,一个宦官要成为养父或义父并非易事,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做宦官本就不是什么光彩之事,而做其养子更是有辱祖先,若没有官爵或钱财相吸引,是不会有人甘愿为之的。从另一角度看,大宦官们都很看重养子,养子可以继承其财产、继承其爵位,更重要的是养子应该为其尽孝,在其死后应披麻戴孝、服丧守灵并年节祭祀。宦官们认为,如此一来在其死后方不至成为没有依托的孤魂野鬼。   
  崇信佛道与宦官末路(1)   
  宦官们刑余之后,心理和生理上严重失衡,因而在心理和感情上需要寻找寄托,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信佛,相信因果报应,认为自己阉割为宦官不过是削发出家。这样他们心理上方可平衡。唐肃宗时期以丑陋凶狠著称的权阉李辅国经常身挂念珠,不食荤血。明代正派刚直的宦官兴安临终前要求将自己的骸骨磨成粉,埋入佛寺。权阉王振也笃信佛教,明英宗朱祁镇曾在智化寺为王振建“旌忠祠”,并供奉王振的刻像。 
  清代顺治心腹宦官吴良辅喜好佛事,进而影响了年轻的皇帝,并引见佛学大师和皇帝来往。吴良辅在病重时,还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剃度仪式。当然宦官们信佛并不是悟性顿开,他们大多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在心智上尤其是知识积累上都相对肤浅,天资也并无过人之处,他们信佛只是苦闷生涯中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求得一丝可怜的宽慰。有的宦官还荒唐地将自己与和尚并列,他们也许真的不清楚这两者是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的,然而不如此他们如何能正视自己阉人的身份和中性人的人格?由此也可以看出,宦官们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悲凉与脆弱。 
  宦官晚年信奉道教的也很多。同治十年,慈禧太后身边的二总管刘多生拜北京白云观方丈张宗濬为师,并取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道人。他后来曾继任白云观第二十代方丈,并由龙门派创出了龙门分支霍山派,成为一代宗师。由此,宦官信奉道教也有了宗派。刘多生为了扩大道教的声势,曾先后捐募白银两万一千多两,在白云观传戒三次,受戒者达到一千一百多人,宫里有许多宦官都受了戒。刘多生还自捐白银三千六百多两,购昌平县良田十五顷,作为白云观的香火之资。据统计,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宦官寺庙二十六处,刘多生一派即建有二十处,其中以地安门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北海东夹道的素云观和蓝靛厂立马关帝庙规模最大,香火也最盛。 
  宦官寄望通过信奉佛道来求得心灵安慰,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古代的宦官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这条断子绝孙之路的。他们在年轻力壮时执役于宫廷,温饱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一到年老力衰,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驱逐出宫的。这些人除了服侍人之外,并不具备自我谋生的能力,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为宦官在社会上是低贱的,家族中出了一个不男不女的“老公”,是整个家族的耻辱,死后也不许入祖坟。有的宦官则是从小被人拐卖出来的,连自己家在何处也无从知晓。基于此,宦官们大多在年轻时便积蓄钱财,购房置地,或捐钱予寺观,以备晚年有个栖身之所。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寺观也是希望年老的宦官将其作为退养之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宫里宦官基本上都有积蓄,另一方面则因宦官与皇亲国戚、高官显宦都有关系,寺观里收容几个过去稍有权势的宦官对于寺观自身而言有益无害。再是有权势的宦官出宫后,还可以用僧道的身份与显要人物接近,而且他们身为阉人,同显要的内眷接触更方便,更让显要们放心。如此一来,寺观的发财之道就更多了。 
  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为了避免泄露后宫隐私,明确规定年老的宦官不许回家,而是将其一概迁至寺庙,每天烧香度日,由宫中供给其衣物柴米,终其天年。明代的北安门里还设有安乐堂,专门安置有病的宦官,并在这里为病殁的宦官料理后事。在此入殓后出北安门,到西直门关外的净乐堂焚化。一些没有亲属的宦官、宫女,在净乐堂焚化以后,就将骨灰存放在塔下。 
  清代的宦官有退休制度,除极少数立有殊勋的宦官可以在宫中荣养外,年老或生病的宦官必须离宫。其中一些上层宦官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及赏赐等各种渠道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出宫之后自是衣食无忧。清末著名权阉李莲英在家乡置地三十六顷,珠宝金银不可胜计,并在北京购置房产七八处。在他死后,四个继子除每人都分得白银四十万两外,又各分得珠宝一大口袋,其他各房侄子分得二十万两,两个继女也各分得现银十七万两。统算起来,仅分掉的白银一项,即达三百四十多万两,可见其钱财之多。李莲英的墓地在京城德胜门外,修建极讲究,据说安葬后封顶时,用的是沙土、白灰、黄土和以蛋白、糯米汤灌浆,以至于当年德胜门外方圆十多里之内鸡蛋都被买个精光尚不足用,而蛋黄则随地丢弃。时值阳春,满地的蛋黄很快就变质了,臭气熏天,弄得当地百姓几年内看到鸡蛋就想吐。 
  继李莲英任总管太监的小德张,财富又远在李莲英之上。他不仅在其原籍及天津、北京购置大量田产、修建楼房府第,而且还以巨额银两开设当铺、绸缎店、洋货店,并兼任致中银行的常务董事。小德张凭借这些钱财,出宫后在天津过了几十年颐指气使的阔佬生活。据说他在天津郑州道盖新房时,曾对施工的匠人们说:“你们要把地基打牢,打一寸厚我给一寸厚的洋钱。”工匠们当然乐于从事。每天下午二点,小德张准时前去查看,随身携带银元若干,觉得满意便把银元撒到地基坑中,任由工匠自分。这所楼房于1924年建成,楼内地板都是软硬实木镶嵌,花纹图案相当精美,室内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小德张家中除雇有管事、账房、门房、厨师、杂役、女仆之外,还有四五名小太监,专门负责替他烧烟、倒茶、摆饭、招待来客等事。除了他母亲外,举家上下都要称他为“老爷”。每次吃饭时,家人必须双手捧碗向他请安,口称:“谢老爷赏饭!”他平时也无事可做,常以写字作为消遣,另外还养鱼、养花,并养了几只哈巴狗。小德张信奉的是道教,早在宫中时,便常常到万寿山对面的宝珠寺去静修。居家后每逢道家节庆之日,也戴上道冠、穿上道服,盘膝静坐。   
  崇信佛道与宦官末路(2)   
  像李莲英、小德张之类,能在出宫后过上如此阔佬的生活当然是极少数,而在宫里一辈子没混出名堂的普通宦官寺观也不愿意收留。为了解决晚年贫苦无依的问题,清朝乾隆年间,乾清宫督领侍刘钰、副领侍萧云鹏等九十一人曾成立万寿兴隆寺养老义会,由入会宦官捐募一部分银子,在北京南郊置地二百多亩,并规定入会的宦官先交上白银百两,三年后便可到养老义会所属的寺观养老,吃住不用再付钱。可见,这类自养组织是以宦官身有余钱为前提的,并部分地改变了这些人晚年孤苦无依的窘境。 
  然而更多的宦官在年轻力壮时往往因心情苦闷而狂喝滥赌,余钱不多,其晚年也就相当悲惨。他们既没购置下田房,又没钱拜师,因而也不能入住寺观,只能流落在外地异乡,以乞讨为生,直到冻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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