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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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学术著作。
首先，本书学术体系完整，逻辑结构严谨。本书采用大文化的概念，从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各个层面，上起远古、下迄近代，以时代为序，对黄河流域这一大区域文化进行了系统论述，全方位、多层次探索了黄河文化的孕育、发生、发展、繁荣、鼎盛及转移的历史过程。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对“黄河是中华文明摇篮”这一传统看法提出质疑，除了上面已经提出的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国经济重心移到长江流域——主要是长江中下游以后，黄河流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降，而且水患不断，人们难免用较晚近时期的“黄河百害”现象来看待历史上的黄河文化。本书表明，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经济重心的南移，并不等于文化主体随之改变。而在经济重心南移之前，黄河文化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本书以丰富的事实和科学的分析说明，古代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后来迥然有别，是文明孕育和发展的沃土。在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三代就确立了其主体地位，从汉代到唐代是黄河文化繁荣和鼎盛的阶段，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唐朝以后，因为经济重心的南移，其经济地位虽然下降，但在政治、学术、意识形态层面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中外文化传播和吸收的过程中起着中坚的作用。本书不仅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更主要的还在于分析其演变原因，全面展示了黄河文化的历史画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其次，揭示黄河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是一个“多源一体”的历史过程，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其上游、中游、下游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各不相同，其文明的起源同样是分散的星星之火，后来才逐步发展为带有区域特征的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呈加速式的历史过程，充满了文明的转移、融合与冲突。本书对此作了充分展示。如本书将史前文明按地域分为河湟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海岱文化区。进入三代以后，夏、商、西周文化固然居于主导地位，是各方国的盟主，但其他区域如东夷诸方国等均属于独立的文化系统，其发展虽然有其特点，但远远落后于中原，有的民族或者部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一直处于原始的渔猎采集经济阶段。这些部族方国与商、周一直处于冲突和交融之中。本书在重点论述夏、商、西周文化成就的同时，对其他区域文化列出专节，探索二者的冲突与交融的进程。如西周初年大分封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控制东方各部族方国，赋予受封诸侯征伐别国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征服与同化，也是一个文化吸收的过程。最典型的如齐国，始封之时，仅营丘一邑，太公姜尚因地制宜，根据齐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条件，发展工商渔盐之利，征讨、融合东夷诸部，国力迅速增强，成为东方大国。而鲁国所走的治国之路则与齐国相反，执行的是以周朝的礼乐制度改变土著风俗文化的道路，其文化征服则大于吸收。其余各封国的治国方针非鲁即齐，并逐步形成各自的特色。东周时代，各区域文化发展迅速，区域文化圈日益扩大，其共性日益明显，主要有中原文化圈、邹鲁文化圈、齐文化圈、燕赵文化圈、秦文化圈。至战国末叶，逐步形成关中和关东两大文化系统的东西对峙，进入了我国文化的东西对峙时代。秦朝统一后用强制的方式，试图以关中文化取代关东文化，使这种对峙表现得淋漓尽致。两汉继承了秦的政治体制，但在文化上则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因而加速了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而形成了汉族，可以说，黄河文化的“多源一体”至此完成，黄河文化也走向了新的辉煌。本书充分地展现了这一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特别是从关中文化与关东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层面，分析战国时代秦与六国的矛盾；秦朝统一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政策；西汉对亡秦经验教训的总结与统治政策的调整；区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等等，不仅立体地层示了黄河文化“多源一体”的丰富性和典型性，更有助于纠正以往有些相关著作的误解，补充了其不足。所以，通读本书，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自会有许多新的体会，而不会因晚近以来黄河水患频仍、其地区位置不如古代重要而对其“母亲河”的地位产生怀疑。
其三，本书系统展示了黄河文化的开放性，突出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发展个性。黄河文化的兴盛发达，一方面取决于其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底蕴，另一方面也因为它对周边地区及外国文化积极的大规模的传播和吸收。在这两个方面，本书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关于前者，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随着各区域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本书对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尤其重视，自东周开始即立专节论述黄河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交流，其比重和内容在以后的各个时期越来越大和丰富，体现了作者的开阔视野。在这广泛的文化交流中，黄河文化积极向外传播，对周边地区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以恢弘的气度、开阔的胸怀，从四邻地区和各国吸取营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通览本书，如果说黄河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传播在先秦时代还只是开始的话，自汉朝以降，无疑进入了大规模的传播和吸收时期，四邻地区和外国文化大量传人中原，极大地丰富了黄河文化的内容。如汉朝因丝绸之路的开通，中亚、西北的毛皮、香料、马匹、音乐、舞蹈、杂技传人中原，特别是佛教的传人和逐渐流行并最终中国化，在各个层面和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为巨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至隋唐宋元时代对外国科学技术、宗教、艺术等等的吸收更是数不胜数。如在唐代和元代，不仅敞开国门，允许各种宗教在中原传播，而且广泛任用许多域外的科学家、艺术家、美术家、建筑家，发挥其所长，为我所用，从而把阿拉伯、波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回回炮技术引进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均足以说明黄河文化的开放性。
第四，本书展现了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影响过程，体现了黄河文化的强大活力。上已指出，长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同期，均是独立的新石器文化单元。但是，毋庸讳言，从三代到东汉，长江流域的发展远远落后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系统开发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后期才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若从文化的层面看，尽管魏晋南北朝的期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呈南北对峙状态，但当时的长江文化尚不足以和黄河文化相抗衡，而仅处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此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总体结构中一直处于渐重状态，其社会经济则后来居上。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长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黄河文化的南移，这共有三次南移高潮，第一次是西晋永嘉之乱到东晋十六国，第二次是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第三次是宋、辽、金对峙时期，均因为中原战乱，经济破坏严重，大批人口南迁，不仅增加了江南的人口与劳动力，更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增加人口和劳动力、劳动技术姑且不论，就以学术来说，两汉时代，齐鲁大地、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一直是儒学中心，江南地区难望中原之项背。但是，从西晋“八王之乱”开始，中原人物大量迁移江左，永嘉乱后，洛阳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东者，十分之六七，江东地区成为“衣冠礼乐”之所归，中原的学术文化也随之迁移江左。安史乱后、宋金对峙时期的人口大迁移和江南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不过是历史的重演而已。江南文化的每一次飞速发展都伴随着黄河文化的大规模南移。当然，文化的转移和发展并不矛盾。黄河文化的南移，并不意味着其衰退，而是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吸收了新的文化成分，更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少数民族之融人中原即是适例。对于这些，本书都有详细论述。笔者想指出的是，人们在注意长江文化的重要性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黄河文化南移对长江文化发展的作用。这既体现了黄河文化生命力的旺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这个“多源一体”中的主体地位。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兴起以来，各种文化史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区域文化史研究丛书也有过多种；有的注重于理论分析，有的偏重于现象组合。本书则寓论于史，以史明理，文献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注意图像资料和文字资料的结合，以增强其可读性，对于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黄河文化史》，李学勤、徐吉军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全3册，138．00元）
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
■ 邓遂夫
一、事情的缘起
二十六年前的一个冬日。家住北京鼓楼大街的青年工人张行，假日里和几位小青年聚在一起，用家里两个十分陈旧的黑漆木箱重叠起来当桌子，在上面玩牌作乐。无意之间，一个玩牌的青年发现那木箱上似有镌刻的字迹，便和大家一起细细擦洗辨认。于是，这一对在张家（据说是曹雪芹挚友张宜泉的后人）存放了二百余年的曹雪芹箱箧，终于重见天日。
热心于搜访曹雪芹遗物的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已故），随即会同冯其庸先生等红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考察，确认这是曹雪芹遗物。吴、冯二先生还分别撰文对该箱子的形制、用途及上面的宇画内容作了分析研究。（参见吴恩裕《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冯其庸《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关于曹雪芹的书箧及其他》，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本文提及的吴、冯二先生观点均集中地体现在以上二文中）但由于他们当时的结论还存在某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故在学术界产生了分歧和争论，甚至由此而影响到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箱子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应该说，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对一件新发现的重要文物，在认识上难免会产生一点分歧的意见。只要能正确引导，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做进一步研究，真理必定会越辩越明，真相也最终会大白于天下。然而紧接着出现的几个意外情况，却让这场讨论中途搁了浅，并使得能否确认这一对箱子为曹雪芹遗物的问题，成了一个至今未决的悬案。
第一个情况是，热心于此事的吴恩裕先生于1979年末猝然辞世。他的辞世，不仅使坚信箱子乃曹雪芹遗物的一方失去了一个顶梁柱，而且立即导致那一场争论几乎是在对怀疑论无人应战的形势下戛然而止。笔者因当时刚刚涉足红学，虽然正好在此时（1979年岁末）写成了一篇自以为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箱子真相的长文——《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亦因有关方面失去了继续探讨的兴致而束之高阁；直到七年以后，才借我的论文集《红学论稿》出版之机推出此文。（原收入拙著《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现收入拙著《草根红学杂俎》，作家出版社2004年2月版）
第二个情况，正因为在吴先生去世后，对箱子的认识出现了一边倒的倾向，中止了更深入的正常讨论，致使原打算将此箱子提交给有关部门作进一步研究的张行一家，愤然改变了主意，将箱子转移藏匿到京郊的亲戚家秘不示人。这给后来欲对其做进一步研究的人带来了障碍。
第三个情况，1983年3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文献》杂志第15辑，刊出了端木蕻良和洪静渊《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这位洪静渊从安徽省致函端木蕻良先生（曾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老作家），称其“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内载有名许芳卿者，“随父客金陵”，在其夫卒后，作悼诗云：“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恩人睹物埋陈箧，待殓停君鬻嫁裳。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孃。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郎望北邙。”并称，此诗才是“芳卿悼亡诗”原作，而原发现的曹雪芹箱箧内所题那首“芳卿悼亡诗”，“既不合旧体诗的平仄，又词不达意，不似一个工诗的女子所作，可能是一个不懂作诗，而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人模糊追忆出来的”，云云。当端木先生复函索问其所见《旧雨晨星集》的刻印年代时，洪又复信称：此集“经查系嘉庆乙丑三月‘瓜渚草堂’板本”，而他所见残本，则“系白宣纸抄本”。有了这一“新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私下议论均一致断定原发现的曹雪芹箱箧内所题悼亡诗系“伪作”，进而断定其箱箧本身亦属“伪品”无疑。
这最后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对当年发现的曹雪芹箱箧最致命的一击。从此以后，学术界除了在提到历年出现的文物作假时还偶尔提到这一对箱子之外，极少有人再用肯定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之所以说“极少有人”而不说“再也无人”，原因就在于，不受这一情况蛊惑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在下就是一个。我根据当时《文献》杂志公布的通信，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洪静渊所提供出来的材料，才像是真正的造假。倒不是我这人的思路和眼光有多独到、敏锐。但至少，打从知道这一对箱箧的第一天起，我便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思考的谨慎态度，认真分析着来自各方的观点和信息，绝不盲从任何权威的结论。
我对曹雪芹箱箧的全部观点，读者可以从拙文《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里得以了解。概括的说，便是我一直坚信这一对箱子确为曹公遗物，但又从来没有相信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对该箱箧形制、用途及上面的字画性质的判断。我甚至以为，怀疑论者的观点本身，正是受了吴、冯所论的误导而产生的。所以，我那篇论证这箱箧确为曹公遗物的文章，其副题并不是与怀疑派的代表人物陈毓熙、刘世德先生商榷，反倒是“兼与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商榷”。至于我和双方观点之间的歧异，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还是回到我现在要正式拆除引日雨晨星集》这枚“重型炮弹”的本题上来吧。
首先必须指出，过去人们之所以毫不怀疑地就相信了洪静渊的真正造假，除了吴、冯对该箱箧用途、来源及上面的字画性质的分析论证容易让人觉得有违常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觉得箱箧上那首芳卿悼亡诗不合平仄。所以，一下子见到洪静渊拿出一首经改造而变得十分合律的“真正”的悼亡诗来，便很自然地以为——认定原发现的箱子是做假已经“铁证如山”了。其实，单是这一个问题，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恕我直言。我总觉得许多正统的红学专家（包括以前确认这对箱子是雪芹遗物，如今也跟着泄了气的冯其庸先生在内），在看待这个问题时都似乎缺乏一点“脑筋急转弯”式的逆向思维能力。就说这箱箧上的手书悼亡诗吧，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如果整个一对箱子都是假的，那做假的人既然把箱子外面的镌刻字画都搞得那么精细——包括把箱门外镌刻的《题芹溪处士句》也弄得那么平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