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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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样说来，《旧雨晨星集》你是找不到了？
　　答：是呀。我可以再找找看，找到了，拍照片给端木先生。
　　问：如能找到，究竟是抄本还是印本，你现在能说说吗？
　　洪：等找到后就知道了。
　　洪：你请转告端木：他原来写信说要开完红学会就来我这儿，我已准备好好招待他，买了十二元一斤的石鸡，五元一斤的鳝鱼，四十五元一条的大牡丹香烟，结果他又不来了，实在对不起朋友。
　　邓遂夫记录
　　洪静渊亲笔
　　1988年6月4日
　　四、顺理成章的结论
　　至此，这一段在曹雪芹箱箧问题上节外生枝的所谓《旧雨晨星集》的公案，看来是可以了结了。
　　显而易见，过去的争论各方，除了因吴恩裕先生猝然辞世的影响，以及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在对箱子本身的诠释上存在误导，从而使争论未能深入下去之外，后来之所以形成近乎于定论似的否定性认识，其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便是所谓《旧雨晨星集》的“发现”。这一“发现”，不仅在内地学术界，也在海外华人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而此次经我最后查访的结果却证明：向端木蕻良提供此一信息的惟一“证人”洪静渊，其提供的“材料”本身才果然是假造的。该材料的核心点，正是对曹雪芹箱箧上不甚合律的“芳卿悼亡诗”作了自以为聪明的修改（这一点，我在探访之前所公开发表的《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一文中便明确地指出过）。而那段材料的其他容易蛊惑人心的地方，则是以附会的手法搬出了一个与造假者属同一省籍的清初女才人程琼，以及一个莫须有的书名引日雨晨星集》。
　　程琼这个人当然是存在的。查史震林所著《西青散记》卷七载：
　　
　　转华夫人，即安定君，歙西丰溪玉
　　勾词客吴比部之内子也。名琼，字飞
　　仙，同郡休宁率溪人。幼见董华亭书一
　　编，遂能捷悟。及长，书画弈算无不精
　　敏，论事评理微妙独绝，其神解所彻又
　　自象数，皆尘秕也。
　　
　　玉勾词客尝恨情多。夫人则谓：
　　“自古以来，自有法之天下，亦有情之
　　天下。唐诗云：不与王侯与词客。知轻
　　富贵重才。才之可爱，甚于富贵，由情
　　之相感，欢在神魂矣。”尝取中晚唐之
　　诗，以情役思，极放意者，录一帙，曰：
　　“诗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每
　　出常理之外，极世间痴绝之事，未妨形
　　之于言。”又谓：“写之手馥，皆有烟香，
　　著其气息，即时便醉。”其论禅则言：
　　“自古名流，乐佛智之雄诞，无非因其
　　巧镕恶见耳。”又曹溪偈：“心悟转法
　　华。”因别号转华，人遂称以转华夫人。
　　自书名句为窗联云：“缘窗明月在，青
　　史古人空。”感慨间生，救以欢喜。及
　　殁，玉勾词客触事叹日：“庸妻俗妾，妨
　　人志节，然后知孟光之可敬也；庸妻俗
　　妾，妨人修道，然后知鲍姑之可爱也。”
　　……吴名震生，字祚生，字祚荣，更字
　　弥俄，号羽翁，至是自号为“鳏叟”云。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两点：一、玉勾词客吴震生，正是在其妻程琼（即转华夫人）死后，才感慨而易号为“鳏叟”的。并非如赵冈的好心推断——号“鳏叟”乃因其原配早亡，程琼或为继室。二、史氏记程琼之才情事甚详，且是对其去世后的盖棺定论，却并未提及有著引日雨晨星集》一事。故以此命名之书是否存在，或是否为程琼所著，皆属可疑——且不说即使有此书，又是否有洪氏所言之“许芳卿悼亡诗”记载则更属可疑。另外，据洪静渊出示给我看的一页北京图书馆社科参考组1982年3月19日回复他的信中，亦称：查《历代妇女著作考》，转华夫人著有《杂流必读》，并无著《旧雨晨星集》的记载。而且，洪氏去函向北京图书馆咨询此书的动机亦复可疑——他自己既然在友人处见过，甚或自己就拥有该残本及抄件，直接出示该原物供研究不就完了吗，何以舍近求远地去向北图查询呢？我以为这查询的本身，便是在向藏书甚富的国家图书馆打探虚实。颇疑洪氏查询的目的，则为摸清北图有无这一可以被人识破真相的把柄。若知道了并无此书，便可随意伪称是佚书、孤本、抄件云云。
　　五、多余的话
　　如今揭穿了洪静渊在与端木蕻良的通信中制造谎言，以及根本拿不出所谓《旧雨晨星集》残本等事实真相，应该说，对于彻底扫清笼罩在曹雪芹箱箧问题上的迷雾，恢复这一珍贵文物的本来面目的工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多年来对曹雪芹箱箧问题的种种不实之辞给原收藏者张行一家造成的伤害，更由于有关部门对此珍贵文物因偏见而形成的极度冷漠，致使该文物在面世以来的二十六年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妥善保护和深入研究。据说，近年来收藏者张行先生在提出极低廉的转让条件亦得不到有关部门回应的情况下，已将此件出让给海外的收藏者。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真乃我国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的一大损失。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本人亦感到深深的懊悔和痛心。原因有二。
　　其一，早在1981年冬天，当我首次应邀参加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红学研讨会后，曾转赴北京，在当时的《红楼梦学刊》编辑部主任邓庆佑先生带领下，前往鼓楼大街探访过张行先生，并希望能亲自验看该箱箧。张行虽然对学术界一些人的怀疑之辞充满了怨气，但听说我是倾向于相信这一文物的真实性的，便爽快地答应在数日之内安排时间，用脚踏三轮车到京郊乡下去将其暂存于亲戚家的箱箧拉到他家让我验看。后来因我日程安排有变而放弃了这次验看的机会。此后便再无机会和张行联系了。现在最让我懊悔的是，在我后来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时，怎么就没有想到——既然有关部门无意收藏这一珍贵文物，何不学吴恩裕先生的榜样，去设法自己购买下来作研究，日后再捐献给国家呢？
　　其二，我更深悔没有在1988年6月亲访洪静渊等人并已查明真相时，立即撰文公布此事。可能有的读者早就感到奇怪了：一个虽然非专业、非主流、非正统，却毕竟是中国红学会理事、且长期执着于红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对一件自己本已查明的重大学术公案，竟然在相隔十五年之后才来向世人解密呢？对此我不能不略作解释。
　　其实这个问题和上面一个问题一样，对于我来说都有着相同的主客观原因。概而言之，即本人年纪不大却经历坎坷，虽然至今在个人档案上还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分，但因某些积重难返的腐败和愚昧所人为制造的厄运，却时时困扰着我。就在我1986年夏天去安徽考察此一公案的前数月，我便刚刚因为替一位无辜蒙冤的朋友打抱不平而被人以家藏“黄色小说”（《金瓶梅》）和“裸体照片”（《世界名画选》）为借口，非法“收审”关押108天，错过了本单位首次评定职称的机会（请原谅，我在这里并没有使用通常的“因故被拘”之类的模糊语言。那样只能再次对我造成伤害。因为当时的历史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某些执法的领导者尚不知《金瓶梅》是个什么东东，尚不知油画中的维纳斯和亚当、夏娃之类是不是“黄色照片”，尚可据此以泄私愤而随意“收审”一个作家兼学者，这样的腐败加愚昧，在当时就已经是公开的笑话了；在已经废除“收审”制度、强调尊重人权的今天，更是无需隐讳的话题）。所以自安徽返家后，我便愤然离职奔赴海南，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下海”谋生历程。而在1999年末“弃舟登岸”重返文坛后，又忙于首先了却二十年来的夙愿——校订出版一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所以直到今天，才在应读者的要求而整理出版自己的《草根红学杂俎》一书时，下决心翻检出幸存下来的上述采访资料及照片，草成此文，谓之“解密”。其实认真说来，即使我当初不去探访，现在不写此文，事情也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有关部门只要稍加核实，就可以真相大白的，又何“密”之有？所以最关键的一点，仍然是一个上头重视与否的问题。
　　以上，都是一些题外的多余的话。为了解除读者的疑惑，故作如是说明。
　　此外还须补充一点：本文所公布的材料，皆属当时留存下来未经整理的原件原物（包括照片，亦是当时海婴姑娘拍摄洗印后大多迷失而幸存下来的两张）；本文所陈述的事实，亦绝无半点虚言。对此，一直随同我采访的海婴姑娘可以作证。只不知当年接受我采访的洪、方二位先生还健在否。但愿他们健康长寿，仍可成为此事最“权威”的证人。


阎宗临的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是汇集我父亲阎宗临在1937年至1943年间发表的关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文而编成的。这些论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以及中国对法国十八世纪的影响；二是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三是对古代和近代中西交通的概述，对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使节的活动也有所探讨。
　　我的父亲阎宗临于1904年6月1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中座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参加劳动，种过地，背过煤，靠半工半读读完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父亲借了点钱，来到北京；次年，在朋友们帮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父亲先到巴黎，白天做零工，晚间补习法文；一年后，迁居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先当勤杂工，不久，被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在做工时，他节衣缩食，有了一点积蓄。1929年，父亲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主要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与文化；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由于父亲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深得校长、教育学家岱梧教授器重，遂聘他留校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此同时，父亲在该校研究院取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从一个农村的穷孩子，到完成国外的学业，父亲全靠自己坚强的毅力去奋斗，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坎坷曲折是难以备述的。
　　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毅然辞去伏利堡大学的教职，和母亲梁佩云一同回国，共赴国难。抗战期间，父亲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昭平中学及桂林师院任教授。抗战胜利之后，于1946年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并于1948年至1950年任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父亲应张友渔、赵宗复的邀请，回故乡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工作，直至1978年10月5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1998年9月，父亲逝世二十周年之时，我编的《阎宗临史学文集》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文集》中关于传教士和中西交通的几篇文章引起国内从事汉学、清史等有关研究的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出版经费的限制，《文集》的印数很少，难以买到。此外，《文集》的字数有限，只收录了父亲的一小部分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建议我，将父亲有关传教士的文章收集齐全，再编一本书。他认为，这些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我国汉学研究史上也有学术史的意义。正是在张西平教授的鼓励下，我编成了这本书，并作为大象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之一，于2003年9月出版。
　　父亲对传教士的研究，始于在伏利堡大学研究院作博士论文时。他的博士论文所以选择《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为题，大致有如下原因：
　　首先，父亲的大学教育是在欧洲接受的，受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影响较深。他采用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即从历史、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以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是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流派。父亲非常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他认为，世界文化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肌体，如果没有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来补充，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健康的、进步的和完美的。因此，他很重视对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尤其是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其次，在校期间，父亲信仰了天主教（回国后不再参加宗教活动），选修了拉丁文，三年后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艰深的文字。所以父亲对天主教的理论、文献及教义教规都有深入的了解，他对传教士的活动有兴趣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复次，父亲受于斌的一些影响。在大学期间，父亲曾到罗马参观，邂逅了在梵蒂冈学神学的于斌。两人异国相逢，格外亲切。于斌邀请他到自己的宿舍，烧水泡茶，相谈甚欢。1933年，父亲回国探亲，并在中法大学任教授一年。在京期间，又见到于斌。当于斌知道他已获硕土学位，懂拉丁文，很热情地鼓励他再学点希腊文，专治宗教史，将来可以到辅仁大学任教。父亲回到瑞土后，虽然没有学希腊文，却选定有关宗教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和这次谈话有关的。于斌一直从事宗教活动，据说后来成为台湾教区的主教。
　　杜赫德是法国十八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主编了《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第9…26卷，并编写了4卷本的《中华帝国志》。学术界认为杜赫德的著作是十八世纪最全面论述中国的史料，是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的奠基工程之一。父亲的论文以研究杜赫德及其著作为中心，涉及到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的了解，康熙与耶稣会士的关系，十八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中国文化对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奎奈），实际上是对法国早期汉学的综合研究。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父亲曾七次到罗马，在梵蒂冈查阅教廷档案，并曾到英国剑桥查阅特藏。父亲的博士论文用法文写成，1937年在瑞士印刷出版，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好评，国内却罕有所知。《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首次收录了他的博士论文中文全译本。所幸的是，近年来，杜赫德其人其作越来越受到国内汉学研究者的重视，《耶稣会士书简集》已有中文本出版，《中华帝国志》也正在准备出版之中。
　　父亲回国时，原计划取道上海，并把在欧洲多年收集的五大箱图书资料运往上海，但“8．13”日军炮轰闸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到上海的船停开了，只好改道香港。先前运往上海的图书资料，全部毁于战火，这对父亲后来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回国后，父亲在广西大学任专任教授，讲授《世界通史》。我们家住在桂林施家园，父亲每周到西大所在地住三天，课毕再回桂林。当时，西大的研究条件还好，图书馆有必备的参考书，父亲又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夜以继日进行研究工作，出版了《近代欧洲文化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两部专著，还发表了许多论文。有关传教士的论文，除《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外，都写于这一时期。1944年，日本侵略者进攻桂林，父亲带领全家同无锡国专师生一起逃难。此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和多方面的原因，使父亲对传教士的研究难以进一步开拓和深入。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收录的文章，除父亲的博士论文外，都发表在《扫荡报》文史地副刊、昆明《益世报》及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的《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