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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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收录的文章，除父亲的博士论文外，都发表在《扫荡报》文史地副刊、昆明《益世报》及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的《建设研究》等报刊上。由于是抗战时期，时局不安，这些论文流传不广，逐渐鲜为人知。书中的文章除三篇是我从国家图书馆找到，其余都是父亲将报刊剪贴成册，保存下来的。它们得以保存，实属不易，至少经过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在广西逃难时，辗转在蒙山、昭平一带，衣物用具，丢失殆尽，全家七口人只有一条被子；但不论走到那里，父亲手里总提着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几本重要的书、讲义和文稿。一次是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文稿被“造反派”作为黑材料抄走，我几经周折，费尽口舌，才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将文稿取回。然而，父亲写的中篇小说《大雾》和散文集《夜烟》、《波动》，却从此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饶宗颐先生在《阎宗临史学文集》的序言中曾写道：“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抗战军兴，余任教（无锡）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殂谢，论者深惜之。”
　　大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尚未结束时，父亲在一次谈话中，也曾对我说过：“我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在这里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中的深意，只是父亲溢于言表的抑郁之情，深深地印在我心中。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我想：父亲这样说，既不是自谦，也不是自责，因为他知道，如果有宽松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有志趣相投的朋友经常交流切磋，他在学术研究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中西交通史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父亲也是有筚路蓝缕、辛勤开创之功的。他是最早对杜赫德进行系统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发现并介绍了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他在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中有许多重要发现，如关于雍正三年（1725年）教皇本笃十三遣使来华的史实等。这些发现都建立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得益于他在巴黎、剑桥、梵蒂冈、布鲁塞尔等地图书馆的辛勤收集和丰富的语言知识。父亲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日文也懂一点，因而能见到外国学者容易忽视，中国学者难以见到或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的资料。所以，他在六十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其开拓性、原创性和资料上的优势，至今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父亲在大学执教四十余年，主要教授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中西交通史只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在世界史的研究中，他也曾发表过许多论著，也有一些未刊稿，如：1944年在逃难中写的《罗马史》，在中山大学时写的《希腊罗马史稿》、《欧洲史论要》，解放后写的《世界古代史讲稿》等。
　　父亲从青年时代起，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世界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这样的专业经历，在老一代的学者中，并不多见，他的学术成果是值得珍视的。因此，我想继续为他编一部三卷本的文集：第一卷为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第二卷为欧洲史，第三卷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父亲的全部学术成果，就可以得到整理、保存和流传，相信这会对今天的研究者有所启迪和助益，对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是一点贡献。
　　我在编辑父亲的文集时，常觉得是一种缘分。解放后，父亲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从文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他是自觉、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并努力将其运用于教学与科研。但是回想起来，学术思想的巨大转变在父亲的心灵深处，一定留下了不少困惑。因为他对我们兄弟姐妹选择专业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他希望我们学理科，不希望我们学文科，尤其不希望我们学历史。他多次对我说：“学历史是个无底洞，太难，不如学理科，实际一点。”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学了理科。只有我，在学了两年地质之后，改“行”学历史，那是有种种具体原因促成的，父亲无可奈何，只好认可。1962年底，我转到历史系，其时阶级斗争理论大行其道，“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上山下乡、参加“四清”成了主业，我没有好好读书，父亲在专业上也没有指导过我，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学好外语”，我也没有能做到。但毕竟兄弟姐妹中，只有我是学历史的，整理父亲遗作的任务，就义不容辞地由我承担，这算是一种缘分吧！如果说，父亲的论著是他用心血浇灌、培育的花朵，编辑他的文集，就是用这些花朵编织成花环，我愿努力把花环编好，献给父母双亲，以表达子女们不尽的怀念。同时，我也愿借此表达对父亲那一代学者们的深切敬意，因为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不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们都能坚持治学，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这种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阎宗临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版，22．00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圆回去了——（我们仨）的悲剧》（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9月30日《参考消息》转载）一文在评介杨绛先生《我们仨》等作品时，有一段叙述钱钟书、杨绛的女儿钱瑷及其夫婿的文字：“在文革社会的紧张生活下，阿瑗根本没有时间去恋爱。大概已经30岁出头了，她在工厂里做工，交识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得一，也就同他结婚了。此人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因而自杀以求解脱，那的阿瑗33岁。”读后不禁愕然，因为这里几乎每句话都有问题，与事实不相符合。文中所称阿瑗即杨绛《我们仨》中的主人翁之一钱瑗；“王得一”即钱瑗的前夫。于是我立即找来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干校六记》，对照之后发现涉及钱瑗的夫婿的记述在《我们仨》中很少，主要是在《干校六记》中，而夏先生这段文字在杨绛先生的两书中并无类似的记述。我对杨绛先生的著述了解不多，不知夏先生这段文字是否别有所据？但不论夏文所据为何，上述记叙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与钱瑗伉俪都熟悉，了解个中真相。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为了表示对于故友的纪念，故稍事补苴钱瑗伉俪的有关事略于后。
　　钱瑗的前夫与我是大学的同年级同学，我们于1955年9月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全年级九十余人，分为三个班，他在二班，我在三班。首先需要“正名”。夏文和杨绛先生的作品中钱瑗前夫的名字都被写成“王得一”，事实上他的名字是王德一，在他大学四年和日后工作中直到辞世都一直用这个“德”，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得”字。他出生于1937年3月，籍贯是山东济宁。大学读书期间，他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采取五级计分法，他的学业成绩大部分得的是“优”。1956年搞了一阵子“向科学进军”，王德一被评为“优等生”。四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学习班长和班主席。1959年7月毕业时，我们两人一起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他被分配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一直没有调动，我被分配到中国现代史教研组一年后，转人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从此我和他的交往比在上学时更为密切了。他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这与他的勤奋有关。记得有一天很晚，我看见他一个人在教研组伏案而写，铺着厚厚的一摞稿纸，额角沁着小汗珠，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修改讲稿。大概第二年他就承担了一个学期的课程，这在青年教师中是很突出的。他也善于为文，故在人民公社化时，大约1959年秋冬，我们一起被历史系领导派去北京郊区的房山人民公社编写公社史，共同“战斗”了半年之久，主要由我们二人执笔写成了一本十余万字的《房山人民公社史》，油印成册，不过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这就是钱瑗的前夫的真实情况，他根本不是什么工人，而是一位大学教师。至于说王德一“和善忠厚”倒是符合事实的，这在《干校六记》中有一些生动的叙述，与我所了解的王德一是一致的。当时钱瑗在俄语系上学，与王德一是同一届学生。俄语系与历史系同在一个楼——“文史楼”，俄语系在一、二楼，历史系在三、四楼。钱瑷也于1956年被评为“优等生”，1959年7月毕业时也留校工作，在俄语系当助教。1966年转入外语系英语专业工作。他们二人的学历、经历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钱瑗伉俪的婚恋，也不是夏文所描绘的那样。钱瑗、王德一在大学读书时都是学校“美工队”的成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很活跃的，校园中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美工队”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二人都很喜爱绘画，画得都不错，我经常看见他们二人忙于“美工队”的活动，举凡宣传活动所需的海报、黑板报等绘画任务都是他们一起参与的。不过，这个时期王德一的恋人尚不是钱瑷，而是我们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毕业时那个女同学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他们的联系就日渐减少以至中断。毕业以后，钱瑗、王德一两人继续以绘画为学校的各种宣传活动服务。由于这种工作关系，他们之间的接触自然就很频繁，这时王德一曾经向钱瑗表露过爱慕之情，但是并没有得到钱瑗的积极回应。直到“文革”中钱瑗才主动向王德一示爱并明确双方的恋爱关系，而他们结婚则已经在“文革”发生后的第三年——1968年初了。由此可见他们相识、相恋的时日是相当长的，过程也是曲折的，并非一蹴而就，草草从事的。
　　大约1967年冬，我与王德一一起去了一趟天津。那时“文革”的昏热暂时告一段落，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宣传队派我们二人去天津师范学院了解那里的“复课闹革命”的情况，据说他们在这方面搞得好。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在那里看了看大字报，后来就到街上吃饭，饭后逛商店时发现天津的豆制品等小菜品种比较丰富，于是王德一说要买几样带回去请钱瑗的父母吃。当时物资匮乏，这种食品属难得之物。那时他们尚未结婚，由此可见其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德一和钱瑗结婚以后就住在历史系单身教师的集体宿舍一一四合院北楼二层西头的一间靠北面的房间里。当时我住在南面的一个房间。德一有时也回钱瑗家住，大约1969、1970年之际，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了，忙完学校的任务之后，我骑车回我迁在东城的住处时，德一也骑着车从后面追上了我，说是要回钱瑗父母家住。我们在地安门分手，我往东拐，他继续往南走地安门大街。
　　至于王德一的自杀，也不是因为他“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单给工厂里的左派”云云。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驻校“宣传队”宣布隔离审查，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统帅”。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王德一在“文革”中除了一般的参加“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从当时披露出来的“事实”中得知，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批资联委会”的工作。当时“宣传队”对他发动的攻势非常猛烈，仅举一例就可以想见其余：为了逼迫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的大教室里召开了一个历史系与外语系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联合“批斗”大会，其用意大家都明白：因为王德一的夫人是外语系的老师。用这种办法来“株连”家属，恐怕也属于“史无前例”的一项发明创造吧？此事件之后不久，有一天上午大约八点半左右，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全系师生员工混编为若干小组）正在文史楼三楼一间教室里由一位“军宣队”带领进行“天天读”，忽然杨家兴同学来敲我们的门，说；“不好了，王德一好像是在上吊！”杨家兴同学当时也是被隔离审查对象，他趁大家“天天读”的时间从自己专用的隔离室出来在楼道里溜达，从门缝里窥视王德一专用的隔离室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立即蜂拥而出，由“军宣队”带头跑上四楼，由于王德一事先把门插上了，于是众人“强攻”才把门打开。只见王德一吊在北面窗户上的暖气管上，双手还紧紧攥着他在挣扎时抓住的垂挂在窗户周围的标语、大字报纸。人们立即把他解下，放在房间里面一张原先用于裱糊文物字画的大木案上，发现他已经气绝，人们围在他周围不知所措。这时我立即想到：只有马上找医生抢救，其他都无济于事。于是我没有向周围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奔下楼，骑上我买来不几年的“飞鸽”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校医院。到了校医院值班室，我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请值班的周大夫快去急救。周大夫立即拿起急救箱，出来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我使劲蹬车，到了文史楼，急奔四楼。房间里的人们还围在王德一的周围，周大夫拨开众人，立即为王德一做人工呼吸和各种急救措施，累得满头大汗，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王德一去世之后，钱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历史系集体宿舍，从此我与她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不过到了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接触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校先后成立了“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励耘奖学助学基金会”，我和钱瑗都是其中的“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参与评审全校的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优秀学术著作等奖项的工作，这样就有机会比较经常在一起开会了。1990年她获得校级“优秀教学管理奖”就是这个期间的事情，那是对她担任外语系副系主任期间所作贡献的表彰。我与钱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从历史系下楼回家时，在楼梯上碰见钱瑗，她也正在下楼准备回家，我们边走边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我说到当时社会上对于钱钟书先生的种种传说时，钱瑗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些传说很多都不是事实，是捕风捉影的编造。”我们在文史楼的西边分手，那时，她还是那样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年之后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杨绛先生的大著之后对于钱瑗伉俪往事的一点补正。这不过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就已经有张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么再过几十年又将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忧心有忡。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曾疾呼史以直书实录为贵，可以说直书实录乃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之一。纪实性文学作品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这本小书终于写完了。当年我在写关于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系列文章时，信笔由缰，放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