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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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通的史学观点史学观是史的灵魂，它决定了史家对史实的拣择、梳理和阐释。作为“文学史学”的历史，本书并未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做文章，而是以文学为本位，从大文化的广阔视角搜罗史料，对文学史的发展作了全新观照。同时，编著者也没有将目光只盯着文学史学科本身，而是通今博古，纵横中外，将触角延伸到了学科之外，在整体架构上表现出磅礴的理论气势。譬如，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只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中国古代不仅没有明确的文学史学科概念，甚至连完备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纂等形态也不具备，然而，几千年来丰富的学术资源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存在。鉴于此，本书提出了一个“潜学科”的概念，即把古代文学作为文学史学科的酝酿和准备期。编著者指出：“在古代文献中与‘文学史’直接有关的资源可谓相当丰富，中国文学史一旦形成学科就能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与这种雄厚的学术基础是分不开的……古人对于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许许多多的见解，虽是散珠碎玉，却价值不凡。故本书特以一卷篇幅详加评介，以为百年来文学史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先声。”（第3卷，第620页）这种清醒的理性认知、开阔的思维方式、通达的史学思想，为本书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体系，那就是：两千多年的传统渊源，一百年的学科演进和晚近二十来年的创新与突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建构，它不仅符合中国文学史学演进的客观事实，也使现代的文学史学科建设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宏通的史学观指导下，本书的编著者本着“从文学史学史层面上升到文学史学原理高度”（第3卷，第577页）的初衷，对纷繁芜杂、众说纷纭的文学史现象加以全面爬梳，概括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为本书建构了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编著者指出：“追踪文学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自‘潜’而‘显’、由‘小’而‘大’、自单一而多样、自幼稚而渐趋成熟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内在逻辑。”（第1卷导言，第26页）以这一内在逻辑为中心，书中罗列的质文代变观、诗体正变观、文体代兴观、循环论史观、进化论史观以及阶级论等一系列文学史观的更替现象，就不再各自为政，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百万字的散碎内容由此也有了活的灵魂。对于百年来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体系，编著者也有深入的思考。在全书的结束语中，编著者对文学史的性质、范式、类型等做了集中阐述，指出一百年来文学史范式实际有三变：泛文学观范式、纯文学观范式和新的大文学观范式。它是探讨文学史学科规律的精彩结论，也是新学科建设的光辉起点。体系架构的严谨使全书的操作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独到的史学思维对于所网罗的文学史材料，本书能够以史为本位进行梳理，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加以评判，不管它们在学术史上地位的高低，都给予其在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显示了史家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譬如，文学史上对明代“前七子”、“后七子”等复古派的评价一向不高。本书却将其当做史学轨迹上的必要一环，认为它是对明初文学的逆动：“明初人的话题集中于道统和文统的承传问题，着重论证道统与文统的密不可分，及其统治地位不可移易，千秋万代传递不绝。此种史观反映出文学受制于理道还未独立出来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明代中期的议题集中于古格、古调、古法的沿革问题，突出文学的本体价值，以摆脱理道的羁绊。”只是由于“时人对汉唐古典文学太崇拜太迷信，反使灿烂的文学遗产成了沉重的历史文化负累，延缓了前进的步履，所以从总体上看依然未出现重大突破”（第1卷，第350页）。这种瞻前顾后式的客观评述，不仅展示了历史的实然，还论述了其当然、必然和所以然，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再如当代文学史家有将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现象。本书对大量史实进行排比分析后，揭示了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操作形式上明显的连贯性：“十七年中的历次批判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横扫一切、打倒一切有着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第2卷，306页）这正是对历来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精神的传承。本书对各类文学史著作也能将其放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准确判定其史学价值，显示了史家的洞幽烛微、彰往察来。如对于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本书认为它所持的是一种“经过近代文论洗礼的新的大文学史观”（第2卷，第159页），“标志着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范型新的深刻变化”（第2卷，第158页）。这就将其放置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宏观文学史研究的思潮中考释，具有全局观念和深广的理论视角。
透辟的理论分析。本书在诸多微观论述方面，也显示出编著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理论造诣。本书编著者多是文学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有可观的学术成果。因而，本书除整体成就灿然之外，许多细部都蕴藏着精金美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本书各个相对独立的专题，都是编著者精心结撰而成的。论述中，著者把擘肌分理的理论分析和追溯源流的历史考察结合在一起，对干扰论题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做了辨析。如谈散文，就先考辨古代和现代散文概念的差异，并界定其各自的研究范围。谈民间文学史，就先辨析它和俗文学史、白话文学史、民族文学史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诸多方面的异同。这样，下文的分题、分节、分段等论述才水到渠成，更为清晰明确。这些论题多是学界的难点，其考辨要求相当的理论深度和知识积累，其中往往渗透了著者多年研究的思考和心得。另外，本书对许多论题的观照都视角新颖，阐述精到透辟，真知灼见举不胜举。如谈到新诞生的文学史学科与传统文学史的联系时，著者层层深入地论述了传统文学史在文学观、文学史料、传统目录学和隐含其中的对于学术源流的考辨以及历代诗词文话、小说曲评等对文学史学科选材、体例等发生的多方面影响，论述已是相当详备。但论者还指出了其间隐藏的更深一层关系：“以《文苑传》等史书为媒介，文学史在吸收其中资料的时候，也继承了旧时史官的某些学术观点。”（第2卷，第33页）这是极有见地而又极易为学界所忽视的，显示了论者的理论功底。
这部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详赡丰富的资料和精审细致的考辨。本书内容，时间上可追溯到先秦，空间上可扩展到世界各地（如美国、韩国等的汉学研究）。其取材范围是一种大文化的拓荒式检视，如对传统文学史料的梳理，就涵盖了历代总集、别集、史志、书目、诗话、笔记以及文人传记、年谱甚至各类序跋、题词、奏议等等。这种拉网式的搜检，显示了编著者的学富识广和在学术上甘坐“冷板凳”的执著精神。本书资料虽然积案盈箱，不胜其繁，但编著者做到了取精用弘，博而不杂。如对百年来的近2000部各类文学史著作，编著者反复考校，独具只眼地甄别搜罗出最具代表性的加以评介，使得叙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颇见考量之工。而且，本书能够对资料深入地校勘辑佚，细致地正谬补阙，没有粗疏空泛、故做惊人之论的毛病。例如著者在介绍白少帆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时批评：“由于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对之认真进行清理和思考，它在别人已经错误的地方也跟着错了。”（第3卷，第509页）如白书把吕赫若1934年在《台湾文艺》创刊号发表的《山川草木》当成其处女作，而把1935年1月在东京《文学评论》杂志发表的《牛车》当成其成名作就是错误的。著者详细考证道：“吕赫若的处女作应是《牛车》，写于1934年，发表于1935年。日据时代曾经有过两份同名不同时的《台湾文艺》，一份创刊于1934年11月，系‘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张星建主编；另外一份创刊于1944年5月，是‘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刊物。”（同上）《山川草木》发表于1944年创刊的《台湾文艺》，白氏把两份《台湾文艺》混淆了。但白氏并非始作俑者，“这个错误源于叶石涛”（同上）。如此细腻扎实的考辨，使得本书立论可靠，极少无根的游谈，反映了编著者严谨踏实的学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完整的结构、匀称的布局。全书涉及内容庞杂，资料零散，范围广阔，但结构严谨，体系完整，论述周密，决无枝节蔓生、松散拖沓之嫌。这主要得益于编著者理论体系之缜密划一。全书以文学史学科的逐步成熟为其内在逻辑总分为三卷：传统文学史学史、通史和断代文学史学史、各类专题文学史学史。传统学史卷以时间为经，以史料史、史观史和史纂史为纬，三者分流并驰、交相为用。第二、三两卷与此大同小异，只是首先划分为若干专题。全书附有导言和结束语，对本书的体例、结构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进行了阐释。而每个分卷、每个专题，都有各自的绪论、总结和条分缕析的述评。无论整体还是局部，本书都缜密而严谨，虽洋洋百余万字，却要言不烦，井井有条。 这部著作大气包举而又细密精深，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据其“学史”的性质分析了其主要特色。本书材料的搜罗甄别之功虽然突出，但“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其“史识”方面的表现和建构更为出色，可以说它是一部富涵“史识”的著述。本书对于文学史研究富有总结之功，对于文学史学科和史学史框架的建设有开创之力。它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极富生命力的、可供持续发展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和许多新的学术话题（本书每个章节都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学术课题，其总体框架也非终结性的）。编著者在结束语中说，某种程度上，“不妨把文学史称为一个‘故事’或‘神话”’（第3卷，第594页），因为，它“只能是史家按一定原则构建起来的一种知识体系”（第3卷，第593页）。这种突出思想和个性的文学史观，必将迎来新世纪文学史学科更加多元、更加丰富多彩、富有个性化的未来。
（《中国文学史学史》（全三卷），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78．00元）
历史观念的精英化
■ 韩 雷
与人类漫长历史相比，人类对历史有了感觉、有了感悟、有了表达方式，无疑是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即或没有文字，口头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或有关祖先的英雄传说，已经包含了某种初级的历史观念，直至后来凝固在人类的语言文字符号中，为后人解读人类童年留下多义的文本。文字出现以前，能最终被口传下来并凝固在文字里的毕竟占极小的部分，后来因考古学的诞生才不断为人类提供意蕴绵绵的地下文本。
王晴佳的《西方的历史观念》就是从《荷马史诗》开始探讨的。作者认为，“《荷马史诗》中对神、人关系的表述，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古希腊人的人生观，特别是对现实生活的看法。而现实从来不能与历史相脱离。因此，这种看法实际上也是历史观念的一部分。”《荷马史诗》虽然与盲诗人荷马的再加工和再创作分不开，但毕竟是在民间集体创作基础上的再创造，其中所蕴涵的历史观念也可以说是代表民间的——至少一大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历史观念的民间传统很快为精英传统所替代。王著在荷马之后介绍的都是人类精英对历史的看法，虽然他们可能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提到过民间对历史的看法，因为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思潮和风习的影响。王著显然把重点放在历史学家和其他思想家对西方历史观念个人贡献的评介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王著所描述的是西方精英化的历史观。
莱布尼茨的名言“现在怀着未来的胚胎，压着过去的负担”，很形象地表达了“现在”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现在”很快会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想在未来过得好，又要不停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总结出历史教训，以供当时的人和后来者借鉴；若消化不好，过去的历史就成为我们的负担，想摆脱都摆脱不掉。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各自的传统里，生活在各自的历史情境中；传统和历史早已化作我们的血脉，无声无息但却实实在在地流淌着。即或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是如此，否则，人类文化和历史就会变成复制时代的商品，母版相同，人类的个性却荡然无存，那就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纵观东西方史学史，能够承担这样反思任务的，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或通过自学成才的人类精英，他们或是时代情境使然，或是性之所近。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史官文化特别发达，史官的社会地位很高。能成为历史的阐释者往往是权力的拥有者，或者是权力下的御用者。因为历史阐释常常成为现实统治的合法证明。
与精英文化相对的民间文化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观念？西方的《荷马史诗》即是明确的回答。在中国，历史循环的观念在民间就很流行，什么换汤不换药啦，什么风水轮流转啦，什么“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啦，（《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起先就是在民间广·泛流行，而后经过精英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加工和再创作，才成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其中所包蕴的历史观念不可能不受到民间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就多少代表了民间的历史观念。至于原始社会和史前社会是否拥有历史观念，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很晚的产物。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时代它才刚刚露面。而且甚至连希腊思想家们也仍然不能为历史思想这种特殊的形式提供一种哲学的分析。这样的一种分析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历史的概念是在维柯和赫尔德的著作中才第一次臻于成熟的。”（《人论》第219页）不过，根据考古发现，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在原始社会甚至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死者朝头一方的墓穴留有一小孔，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是为死者灵魂出入预备的。另外，今人对史前艺术史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史前时代，民俗、宗教等在今天看来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同原始人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民俗和宗教等意识形态是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同一性的现实存在。艺术的观念是艺术史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其中所含的各种观念虽处于混沌状态，是最初级的，但毕竟存有后来逐渐成熟的历史观念的萌芽。笔者认为，历史观念是历史情境中的观念，不能用我们今人早已被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去审视。虽然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但我们回首人类历史源头的羊肠小径，还没有完全被各种文化传统所阻断，这也就是人类至今对自己的历史研究依然痴情的原由。所以说，卡西尔的立场依然是精英的立场，是某种西方中心论的潜意识在历史观念上的无意流露；至少，他没有主动关注人类较早时期的思想，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