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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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绩很可能是发明了一种适合于铸造活字的合金，即“活字合金”（type metal）。这种合金既容易浇铸成形，又经久耐用，它由一定比例的铅、锡和锑组成，以铅为主，所以又译作“铅字合金”。用它铸造的一个个“活字”，便是〃type”。在印刷行业，这种合金沿用了五百多年，一直到计算机技术取代活字排版技术，它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谷滕堡之所以能够发明这种合金，大概与他早年做过首饰匠（德语叫Goldschmied，金匠）、宝玉石工匠（Steinepolierer）和制镜工匠（Spiegelmacher）有关。金匠是制作金银首饰的，所用材料是金、银、铜的合金；视三种金属比例的不同，合金的颜色、光泽、硬度、韧性也就不同。作为制镜工匠，一项重要工作是往玻璃板上涂敷反光材料（通常是银汞齐，amalgam）。这些经历不仅使他“手巧”，而且使他具备了一定的冶金知识。
从1927年起，英国广播公司（BBC）每晚9点准时把当天最新的消息报告给听众，这就是著名的“the Nine O’ClockNews”（9点新闻）。后来电视普及了，它也随之变成电视新闻。由于收听（后来是收看）人数众多，而且电波传播不像书报发行那样受诸多限制，这个节目的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把新闻带给广大听众的同时，它也把在语法、用词、发音、语调上都堪称“标准”的英语，带给了他们。这样，无意中“9点新闻”播音员就有了一项重要“兼职”：当英语老师，而且是有着最多学生的英语老师。与一般的英语老师不同，他们并不“言教”，只是“身教”，即通过自己的“语言行为”来“教”；而他们这样做的效果，往往是专职的英语老师也达不到的。这些兼职教师教给听众和观众的，是所谓“BBCEnglish”（BBC英语），它被看成是现在的“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
在历史上曾经被当作“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的有“Oxbridge English”（牛津剑桥英语），它是英国这两所最高学府所使用的语言，而这两所大学在英语规范化上都起了重要作用。曾经被当作“标准英语”的又有“London English，，（伦敦英语），那是在首都及其周围地区，在宫廷、政府、法院、学校所说的“官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也是印刷术传人英国以后书面语所记录的英语。进入二十世纪，又有人提出“RP英语”的概念，“RP”指“Received Pro…nunciation”；这里的“received”，意思是“ac…cepted as standard”，所以“RP”指的就是“公认的标准发音”。具体一点，它指的是以伦敦为中心，英格兰东南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发音。在广播出现以前，这种发音体现在符合上述标准的众多个人身上，但那很难被公众作为一种“标准”来参照。只是到广播出现以后，“RP英语”才有了一个能够被公众参照的“标准”，即〃BBC”播音员、特别是其“9点新闻”播音员的播音。当然，一些公众人物所说的英语，仍然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有人仔细比较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11）1952年登基以来的历次正式讲话，认为可以从中看出半个世纪英语的一些变化来。
从上面所举“活字合金”与“9点新闻”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为什么是英语》的一个特点：这本书虽然旨在普及英语知识，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或者此前人们没怎么注意到的问题。“活字合金”可以作为提出新见解的例子，谷滕堡发明活字印刷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活字印刷涉及许多具体技术问题，他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及。“九点新闻”则都注意到了此前人们大多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套节目在〃BBC英语”成为“标准英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不能准确表音的表音文字，不可轻视的轻读
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被说不同母语的民族“通用”的语言，所谓“lingua fran…ca”，也就应运而生。从公元前希腊语率先成为地中海、黑海以及中东地区的国际通用语以来，拉丁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和俄语先后都在一定范围内被用作这种语言，而在东亚，汉语也起过这种作用。然而，今天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国际通用语，却是英语。人们也曾提出过不用某种“自然语言”（natural language）、而用一种“人造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来做国际通用语的设想，并设计出了简明合理、易学易用的“世界语”（Esperanto）。但是它最终没能成为国际通用语，说明没有人以之作为母语的语言，生命力是不强的。
英语成为今天的国际通用语，有语言以外的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也有语言本身的原因，即英语自身的特点。《为什么是英语》专辟一章讨论现代英语的基本特点，指出：作为“外语”，它是最容易学习的一种语言。关于现代英语的基本特点，我在书中提出了五条；而在这五条中，对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又是两条：一是认识英文是一种不能准确表音的表音文字，二是知道区分轻读与重读非常重要。
现在所有欧洲文字虽然都是“字母文字”（alphabetic writing），但它们都是按“音位原则”（phoneme principle）制订的，字母表示的并非“音素”（phones）而是“音位”（phonemes），而且字母与音位已经不一一对应，这样，它们虽然是表音文字，却不能准确表音。这一特点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英文，因为它不像其他许多欧洲文字那样，在字母之外，还用加注“语音区别符号”（diacritics）的办法来说明字母发音。例如，法语有开音符（accent grave）、闭音符（ac…cent aigu）、长音符（accent circonflexe）、变音符（cedille，）、分音符（trema）等多种符号，有了它们，人们就比较容易知道单词里这个字母该发什么样的音了。打个也许不太确切的比方，英语单词有一点像汉语形声字，见而可大致判断其读音，但如果想知道准确的读音，就还不得不依靠注音。
汉语有“轻声”，最常见的便是“说话儿”、“做伴儿”、“那才值几个子儿”里的“儿”，但总的说来，轻读与重读的区别不算太重要，而且主要表现在声音强度上，“音质”（sound quality）并没有多大不同。在欧洲语言里，轻读与重读的区别就很重要了。在意大利语里，重音有区别词义的作用，拼写形式相同但重音不同，词义就完全不同。例如，同样拼写作“principi”，重音在第一个音节是“王子”，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则是“原则”。不过意大利语元音没有弱化现象，单词再长，音节再多，包括非重读音
节在内的每一个音节都要清楚地读出来，不能“吃音”； 非重读音节只是读得轻一点，通常也短一点，音质并无明显变化。在欧洲语言里，非重读音节元音弱化最明显的便是英语，不但读得轻、短、不清晰，而且音质也变子；大体上说，原来舌位较高、舌头最高点靠前的元音，如单元音＇i＇和双元音＇er＇，都弱化成＇1＇；其他元音，特别是原来舌位较低、舌头最高点靠后的元音，如＇a＇和＇e＇，都弱化成＇e＇。这样，英语弱化元音便只有两个：＇1）和＇e＇。后者在语音学上有一个专门名字，叫做“schwa”（或“shwa”），来源于希伯来语“schewa”，词典上对它的解释是：“an indistinct vowelsound shown in Hebrew by two dots”（一个在希伯来语里用双点来表示的模糊元音），我们这里不妨翻译作“模糊元音”。很多人都注意到它有多种发音方式，大体上说，除了能听得出是＇1＇的轻元音以外，其他所有读得轻而模糊的元音都是＇e＇。所以，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
没有把应该轻读的元音读“轻”，特别是没有读模糊，是中国人说英语常犯的一个毛病。其结果，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说（word by word），而像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syllable by syllable）——汉语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那正是中国人的习惯。
不但多音节词各个音节有重读、轻读的区别，一些单音节词也有类似的区别。实际上，许多单音节词只在单独读的时候才重读，在句子里常常是要轻读的。像we、me、he、she、be这些词，单独读的时候“e”发长音＇i：＇，但在句子里却常常轻读成＇I＇。会把该轻读的单音节词轻读，听起来才像是一句句（sentence by sentence或phraseby phrase）“说话”，不是一字字“念词”，才让人觉得“流利”。许多人英语说得相当快而仍然让人觉得“不流利”，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没有掌握好“轻读”；该轻的不轻，该模糊的不模糊。吕叔湘先生说：“这就叫‘过犹不及’。英语之有重音轻音，等于汉语之有四声。”外国人学汉语如果没学好，听起来让人觉得“洋腔洋调”，多半就由于四声不对。同理，我们说英语如果不注意重音轻音，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听了也会觉得那是“Chinese English”。
但愿不是“画蛇添足”
书末有四个附录，分别介绍英国的王室与贵族，英国历代国王（有一点像我们的“朝代表”），英语国家货币和英诗格律。它们大多属比较实用的资料，可供读者翻检。这里想罗嗦几句的是英诗格律。
近年来我国学英语的人多了，对英语文学有兴趣的人也随之多起来。在当代英语文学作品里，诗歌大概算不得大宗，但英语古典文学作品，大量却是诗体。以莎士比亚为例，不但他写的十四行诗、叙事诗是诗，他的剧本也全部是诗体。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的第一人朱生豪先生，便用了散文诗体裁；而前两年出版的方平先生等人的“全译本”（包括全部38个剧本），更改用了诗体，以便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忠实于原著。一般读者当然并不需要都具备直接读原著的能力，但知道一点英诗格律（Versification ofEnglish poetry）常识，大概还是有好处的。遗憾的是，我国现在谈英语诗歌的文章、书籍虽然不少，但对英诗格律几乎完全没作介绍。即使是一些专门“比较”中西诗歌的著作，虽然就“语言特点与诗的艺术”、“诗与音乐”以及“诗歌的翻译”等发了不少宏论，却也不谈英诗格律。这确属“难能”，但恐怕并不“可贵”。
有的读者也许会诟病这篇附录“以汉诗格律律英诗”。应该承认，我写这篇附录，确实受到王力先生《诗词格律十讲》的影响，引用了先生的话：“（汉语）诗词的格律主要就是声律，而所谓声律只有两件事：第一是韵，第二是平仄。其中尤以平仄的规则最为重要；可以说没有平仄规则就没有诗词格律。”我认为，英诗格律主要也是声律，可以说它也只有两件事；而那两件事与汉诗的两件事，颇有类似之处。欧洲诗歌的格律，不管是长短交替还是轻重交替，大概都与汉诗的“平仄”规则有点类似。汉语“平声”不升也不降，是一种可以“拖长”、实际上也多半读得比较长的声调（tone），其余三声则有升有降，一般都不大容易长读（汉语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人声”，更不可能发长音）。
除汉英诗歌格律本身确有相通之处外，我这样写还有一点小小的别的原因。我到北京，常住北京大学燕南园我小妹家，西邻便是王力先生的小楼。楼前花草失去先生的照拂已经多年，仍然年年吐艳；我觉得这恰似先生的大著小作，仍让人常读常新。
（《为什么是英语》，戴问天著，东方出版社2003年3月版，25．00元）
我是一口气读完奈杰尔·巴利（NigelBarley）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的，但却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一本“超级好笑的书”，尽管这种评价可能对一般读者极具煽动性。在我看来，这本书实际上是关于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思考，而这才是它真正的吸引人之处。虽然巴利本人声称，“我将侧重一般人类学专论嗤之为‘非人类学’、‘无关宏旨’、‘不重要’的部分”，因此，“对做过田野工作的人而言，本书殊无新意”，但是，这并不能遮蔽其隐藏在讥讽与自嘲背后的真正意图，即通过以笔记的方式抖出近乎全部的田野经历，来质疑曾经一直被视为人类学看家本领的田野作业理论。
巴利最初就对田野作业理论持有怀疑态度，并对以田野经历炫耀自己的人类学者充满反感。在他看来，田野作业的重要性被夸大了，甚至成了作为行业祭司的老教授们“神祗崇拜”的对象；田野经验在回忆中变成了浪漫的旅游和探险，实际上却是乏味的证书；其惟一的好处，或许就是能利用根据田野经验炮制出的曲折故事让学生安静十分钟。其实巴利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早在1967年，当马林诺夫斯基的私人日记在他去世后意外地以《一本地地道道的日记》出版时，就曾经在人类学界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本日记真实地再现了马氏在田野中的厌倦感、对健康的焦虑和性爱的缺乏与孤寂，暴露了其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居民的厌恶与轻蔑，以及他并未如其所说的那样与欧洲人士完全隔离。在此之前，田野作业曾经以其严格的实证精神摧毁了古典人类学的摇椅，并确立了自己在人类学中的重要地位；田野工作者也以具有传奇经历和良好职业道德的人类学家形象，倍受公众的推崇与景仰。马氏《日记》出版后，田野作业理论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其合法性地位遭到强烈的质疑并成为争论的焦点；人类学家的形象也在公众中一落千丈。亲手创造的理论又因自己的日记而被推上审判台，这恐怕是马氏始料未及的，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但是，对于巴利来说，这或许正是他产生上述想法的历史背景。
然而，巴利还是像弹球机里的球一样被弹向了多瓦悠（Dowayo）人——一个在当地臭名昭著的北喀麦隆族群——开始了他充满愤怒、无奈和磨难的田野之旅。在两次修改申请计划书（包括补充“白痴般简单的细节资料”）获得了国内资助审查委员会的放行，并以饱受等待煎熬的代价得到喀麦隆的官方许可后，巴利总算是到达了喀麦隆。不过，此时离多瓦悠人依然遥远，拥挤缓慢的出关、小偷和妓女的骚扰、丛林驿车的走走停停，尤其是喀麦隆拖沓的办事作风，使田野的前奏过于冗长，结果是时间过了两个月，却连一个多瓦悠人都还没见过。至此，巴利原来的怀疑已似乎经得到了亲身经历的支持，他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我干嘛要研究多瓦悠人？”不过好在有教会的全力相助，巴利的田野作业才能够得以继续下去，这让他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可耻”，因为马氏曾经“呼吁人类学者从教会的阳台起身，走进部落做研究。”然而事实上，即使马氏自己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巴利的田野作业过程中，教会对他的多方面帮助是自始至终的，如果没有教会的协助，他的研究绝不可能完成。对于初人田野的巴利而言，“教会不只是紧急支援站，更是绝对重要的庇护所。”正是用教会借来的钱，巴利才如愿地买到车，从而顺利抵达多瓦悠人的居住地——波利（Poli）。又一次领教了喀麦隆的官僚作风后，巴利便真正地置身于田野了。
人类学者作为“职业陌生人”（profes…sional stranger）进入异文化的田野，首先要解决语言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