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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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治化现象表现在警察对生活的高度介入。自古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喜欢使用密探维持统治。在德川时代，政府密探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政府高官到平民百姓，无人不在他们的监视之中，甚至连德川将军本人，也处在自己部下派遣的密探的监视之下。明治维新后，警察当局继承了这一传统。通过在民间广泛地安插密探，警方成功地建立了巧妙而有效的情报收集网。警察还定期走访居民区，富人一年一次，穷人两次，失业者、可疑的人三次。
二战后，警方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每年还要对居民区做两次逐门逐户的家访，收集闲言杂语，询问有无可疑分子。那些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而实际上最喜欢探听别人隐私的居民，是警方的支持者。在居民区里，来历不明的迁入者会受到他们不动声色的详细调查。小烟铺里的老头老太婆、居民区里的文人雅士、私人诊所里的医生护士，这些人几乎都是警方的耳目。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处在系统的严密监控之下。
三、生活的军事化
一般来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个国家是难以使人们保持步调一致的。没有中央政府的日本却能做到这一点。理由是日本人的个人意志受到了彻底压制，这种压制，来自于军阶式的等级森严的组织生活。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简单地还原成上级与下级这种单一的军阶式的关系。日本人从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皆由上级决定，必须小心谨慎地按上级的旨意行事，必须始终权衡自己的行为是否在纪律的允许之内。
日本的学校仅仅满足于事实的传授而不训练学生们的思维能力，任何自发性的行为都会被校方有组织地压制下去。从运动会到赏樱会，几乎所有集体活动都经过精心策划，相机行事被认为无组织无纪律。校方对学生们所施行的军事化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里，中小学生们的走行坐卧的姿态、举手的角度和高度、甚至面部表情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放学的回家路线由校方决定、街上相遇时不得交谈、午餐吃菜的程序有规定、晚六点后禁止外出、阅读书目和电视节目有指定，诸如此类的规则甚至在假期依然有效。
在公司，就职仪式称“入社式”。这是日本人走向社会的起点。届时，数百名新职员身着清一色的制服，毕恭毕敬地倾听总经理的“社训”。其后，新职员要接受繁琐的礼仪训练，其繁琐程度连鞠躬的角度都有规定。如，与同僚相遇时十五度、上司和来访者三十度且双腿笔直两手紧贴裤线、道歉或需要特别恭敬时四十五度。新职员必须掌握的技巧还有，如何与上司乘车、如何确定自己在接待室内的位置、如何与来客乘电梯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新兵式的训练目的，在于彻底抹杀个性，使新职员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性。服从，乃日本社会之最高美德。
无需赘言，服从，乃士兵的行为准则。一个社会竟用士兵的行为准则来约束公民的行为，这似乎显得有些荒唐。其实，只要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这一切是不难理解的。明治以前日本的主要政权所实施的是一种军事戒严体制，这种军事独裁，给日本社会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后遗症。喜欢舞刀弄枪的习俗、军阶式的社会结构、兵营式的管理方式、整齐划一的举止动作，所有这些，无不是昔日日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日本人的服从性是在不断的训练过程中养成的。这种要求服从的文化，亦即“日本文化”的精髓部分。在日本，除了服从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理念能够把人们组织起来。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已经在宪法中宣布放弃战争的“国家”来说，这种兵营式的社会生活，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理解日本社会的关键，在于必须懂得日本人尚未学会说“不”，日本社会尚未发达到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意志的程度。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而在日本，有时甚至言论本身都要受到限制。
四、普遍原理的欠缺
由于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在讨论日本的政治传统时，与中国做个比较颇有意义。必须承认，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儒家思想，缺少形而上因素，功利性较强。不过，它的原理具有普遍性，这很重要。在儒教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他们认为在社会秩序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远远高于世俗权威的道德秩序。对中国人来说，个人的道德判断要比社会义务更为重要。孔子拒绝了对王权的忠诚而选择了“道”，即原理。在此传统的激励下，后世的文人武将杀身成仁殉身于理念者层出不穷。不仅志士仁人如此，平民百姓也能在对抗独断专行的统治者时，求助于道德原理。尽管缺少形而上因素，但儒家思想的意义无异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
日本人从中国学了许多东西，儒教和佛教也曾一度传人日本，但它们从未能够成为日本的社会规范与政治理论的基础。日本的统治者，始终未能学会运用中国的道德原理去培养有道德素质的人民，他们关心的始终是怎样驯服被统治者。除儒教和佛教外，日本还崇拜祖先和自然的神道，日本的政治决策与社会习俗也多受其影响。然而，除了一些用于祭祀的东拼西凑的巫术之外，神道并无任何公开性的教义或道德规范。日本人的世界观，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级、统治者的命令这类
世俗价值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众所周知，文明社会的成立以真理的存在为前提，试图让日本之外的人们理解一个不相信真理存在的社会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旅居日本的外国人一旦悟出日本社会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原理与价值，他们无不惊愕万分。
日本社会缺少普遍性原理的结果是，无论是面对邻居还是面对领导，日本人都无法诉诸原理来为自己辩护。要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必须作如下想象，即行为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行为者是否顺从了周围的人们对他的暗示性的要求。顺从这种要求，决不是不幸的妥协，而是在日本社会生存下去的惟一选择。缺少普遍性原理的另一个结果是，日本人极其注重表面现象。在社会关系上，日本人从毕业学校的档次、所属单位的性质来判断对方的价值。遇到外国人时，他们则根据对方的国籍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普遍性原理的欠缺，使日本人养成了一种罕见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一旦情况有变，日本人马上会如变色龙般调整自己。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觉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后，他们便付诸行动。无论情况如何，也无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他们来讲，力即正义。曾有人这样归纳说：无论你怎样善于伪装，日本人都会敏感地嗅出你的衰落，一旦你略现惊慌之色，他们会即刻发起攻击。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最好牢记他们的这一秉性。
五、经济活动中的政治目的
由于不相信普遍性原理的存在，日本人在对外交往时深感不安，这种不安感一直是近代日本试图赶超西方国家的原动力。明治维新后，为了实现对抗西方列强使日本无敌于天下这一政治目的，日本政府掀起了“赶超西洋”的政治运动。以“富国强兵”为标志的第一次赶超西洋的努力，以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二战后，日本掀起了第二次赶超西洋的政治运动。这次的动机也是政治性的，为国家的安全服务。换言之，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日本经济追求的目标，相反，经济的发展是在牺牲国民生活的条件下进行的。过去，强大的军事力量被认为有益于国家安全的维护，而现在，日本人认为控制世界的产业于国家的安全至为重要。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企业把经营资源全部投于扩大市场而长期不顾经济效益，哪怕是维持健全的经营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效益。这种行为，在欧美企业是绝难想象的，虽然欧美企业也打政治算盘，但这种算盘归根结底为经济效益服务。扩大市场占有率的企图与扩大领土的渴望性质相同，动机是政治性的，即出于对力的追求。与此相反，追求利润的动机则是经济性的，即出于对金钱的渴望。
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扩大市场而不顾效益的日本企业，理应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日本企业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损失，除贷款银行外无人知晓。因为只有银行才有权过问出口创汇企业的经营状况，加之一旦某个出口企业被认定为重要产业，银行便可获得中央金融当局的支持，这样一来，在银行的保护下，既不会破产又能长期无视效益的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便成了一个可怕的对手。无论哪个部门，日本企业一旦把技术搞到手，便不惜一切代价地在竞争中战胜对方。美国的经营学家把这种“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已”的日本式的贸易方式称为“敌对性贸易”，以区别于欧美式的“竞争性贸易”。
经过长期努力，日本人基本上实现了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这一政治目的。如果日本企业把占有国际市场所得的巨额利润投资于国内，各种国内及国际问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但是日本人并没有那样做，他们开始大肆收买欧美各国的金融机构。这种做法，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因为一旦扩大市场占有率的最终目的——对国际金融市场拥有强大的影响——实现之时，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面前，世界将束手无策。
不可否认，日本的管理者们有一个试图征服世界产业的野心。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态并不困难，信仰力即正义的管理者们只会从以等级制度为本质的系统这个角度来评估外部世界。由于日本国内不存在任何保护个人所需之普遍原理，这些管理者们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会相信国际上现行的条约、协定能够保护自己，这样一来，信奉力即正义这种哲学的管理者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控制世界的产业才能最后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二战后，日本人力图在产业上称霸全球的尝试便是对这种哲学的实践。可知，在其较为特殊的世界观的作用下，日本人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强烈的政治目的，尽管其实现这种目的的工具——国家的功能，并不健全。
沃氏的研究告诉我们，尽管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但统治这个发达国家的是一些异常古老的政治社会组织。是的，只要不被日本的浮光掠影所迷惑，人们就会发现在民主社会、自由经济、发达国家这个表层之下潜伏着的是一个社会落后、文化贫困、价值原始的古老的日本。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日本社会自诞生时起就一直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的一个文明层次论上的重大问题。沃氏的基本结论，即日本是一个没有中央政府但又被高度政治化了的异常国家，实际上是对上述矛盾所做的一个新的表述。
为了解决这一颇具历史性的矛盾，沃氏主张日本应该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譬如，他建议为改变权力高度分散的政治现状，应该建立一个由公选的政治家们组成的机构来治理国家；成立一些市民与政治家共同参与的、能够就社会问题进行广泛磋商的公共机构。为此，他还列举了一些具体做法，如修改现行宪法、开展市民运动等等。对此，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兴趣盎然并跃跃欲试，他们相信，只要果断地进行改革，日本的政治生活终会发生一场巨大的变化，进而形成一套健全的国家制度。
不过，笔者并不乐观。因为军事化了的社会秩序与依靠利诱、遏制、监视、威胁、恫吓甚至暗杀等手段来解决问题的政治传统，在日本毕竟已持续了千有余年，它们几乎是日本人迄今为止所能够经验并想象到的惟一的社会秩序与获得这种秩序的政治手段。极端崇拜祖先并擅于把自己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美化为积极因素的日本人，将如何清算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这笔并不丰厚的遗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将是一个谜。
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画卷
■ 臧知非
2003年5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型学术著作《黄河文化史》（李学勤、徐吉军主编）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现代考古学证明，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历史过程，北起大兴安岭，南到珠江上下，无论是黄河两岸，还是长江南北，都留下了众多的我们先祖生活、生产的足迹，正是这些密若繁星的文明之火汇成了中华文明的滔滔巨流，也就是目前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中华文化“多源一体”的发展过程。但是，这“多源一体”的发展过程究竟是由漫天繁星式的文明之光自身发展、汇聚而成，还是经过一个中断、转移、冲突的过程，相当部分的文明之光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泯灭，只有部分文明在吸收其他文明养分的过程中成长为参天的大树？也就是说，这“多源一体”的中华文化究竟有没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如果有的话，这个主流又是什么？当然，从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并非所有的文明之光都能延续传承下去的，有的中断消亡，有的融人其他文明而再生，有的则被其他文明所同化。也就是说，文明的起源虽然很多，但其发展壮大则远非齐头并进，而是有着明显的不平衡性。中华文化也是如此，所谓“多源一体”之“体”的构成并非是中华大地上各种文明的聚合体，而是有其主次区别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主体也有所变化。就我国进入近代以前的历史而言，文化主体应是我们的先民们依托黄河所创造的文化，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黄河文化。但是面对众多的考古成果所揭示的先人足迹遍布中华大地的事实，人们在认识到中华文化发展是个“多源一体”的历史过程之后，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或多或少地对“黄河——中华文化的摇篮”这个传统认识或持怀疑态度，或避而不谈。显然，这是与黄河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地位不相称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对黄河文化缺少系统的梳理、研究与论述。1994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侯仁之先生主编的《黄河文化》，这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系统论述黄河文化的著作，其突出特点是重视地理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以点带面，在简明扼要地叙述上古三代的黄河文明之后，提纲挈领地以城市作为文化发展变迁的主线，读来颇令人耳目一新。但该书限于篇幅，内容显得简略，而此书问世以来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研究的新成果，又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黄河文化提供了新的基础。因此，撰写一部新的大型的黄河文化史著作不仅必要，而且条件也更为成熟。《黄河文化史》的出版，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黄河文化史》工程浩大，总计170余万字，全书36位作者，包括了考古学、文化学、历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其学术水平，有的早已卓然成家，有的是各自领域的学术中坚。因此，这既是一部集中了当前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迄今为止在这一学术领域中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首先，本书学术体系完整，逻辑结构严谨。本书采用大文化的概念，从物质的、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