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背后的讲坛-伏尔泰与卢梭的文学创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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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怎么说，“种我们的园地要紧”所弥漫的那种务实精神毕竟在那个污浊的世界里开辟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就该结合伏尔泰的《老实人》谈谈他的讽刺艺术了。
在概括伏尔泰哲理小说所使用的手法时，我们都喜欢用这样的术语：讽刺、夸张、变形、漫画化、影射、揶揄、滑稽、嘲笑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可以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可以说嘲笑首先表明的是作者的一种姿态，中间通过讽刺、夸张、影射、漫画化等等手法，最终达到了滑稽的效果。而嘲笑既可以当作作者最初的动因，又可以作为最终完成的目的。更多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是相互补充、提携共同完成作者的任务的。
那么讽刺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丑，是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是表面上看来非常伟大、严肃、庄重，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去结实、健壮、强大，实际上非常脆弱、渺小；仿佛人人都已司空见惯，但是早已埋藏了可笑的基因；一旦被人点破，人们先则惊愕，后则捧腹，而这些东西则在笑声中解体了，粉碎了。
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鲁迅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既然嘲笑了丑，就比它高明。譬如我嘲笑了一个蠢材，总觉得我能了解他的愚行，而且了解他应该怎样才不至于做蠢材——因此同时我觉得自己比他高明多了。”
而在伏尔泰的眼里，当时的统治者、僧侣、达官显宦就是一个个蠢材，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愚行、败行。伏尔泰以他的特有方式嘲笑了丑和恶，他是高明的。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伏尔泰有时采用一种整体的夸张，有时又采用一种局部的变形；有时是有意地一本正经地描写，故作严肃，有时又是无意地信手拈来，仿佛是漫不经心。总之，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实际的强作镇静和表面的不成体统，那种不合理、可鄙、可恶和可笑就蕴含在了这样一种矛盾之中。
理论的阐释难免枯燥，还是让我们看看伏尔泰是怎样利用他的讽刺之剑的吧。
在《老实人》中，作者对主人公的遭遇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日，正是美好的春天，他想出去遛遛，便信步前行，满以为随心所欲的调动两腿，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权利。还没有走上七八里，四个身长六尺的英雄追上来把他捆起，送进地牢。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问他喜欢哪一样：是让全团兄弟鞭上三十六道呢，还是脑袋里同时送进十二颗子弹？他声明意志是自由的，他两样都不想要；只是枉费唇舌，非挑一样不可。他只能利用上帝的恩赐，利用所谓自由，决意挨受三十六道鞭子。他挨了两道。团里共有两千人，两道就是四千鞭子。从颈窝到屁股，他的肌肉与神经统统露在外面了。第三道正要开始，老实人忍受不住，要求额外开恩，干脆砍掉他的脑袋。他们答应了。用布蒙住了他的眼睛，教他跪下。恰好保加利亚国王在旁走过，问了犯人的罪状；国王英明无比，听了老实人的情形，知道他是个青年玄学家，世事一窍不通，便把他赦免了；这宽大的德政，将来准会得到每份报纸每个世纪的颂扬……
在这段文字里，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讥讽、有变形。真正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在《老实人》中，关于邦葛罗斯脏病“家谱”的那段叙述，把贵族阶级中一片淫乱丑恶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使用的手法则主要是夸张。邦葛罗斯说：
噢，亲爱的老实人！咱们庄严的男爵夫人有个俊俏的侍女，叫做巴该德，你不是认识吗？我在她怀中尝到的乐趣，赛过登天一般；乐趣产生的苦难却象堕入地狱一样，使我混身上下受着毒刑。巴该德也害着这个病，说不定已经死了。巴该德的那件礼物，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非常博学，把源流考证出来了：他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仑布的一个同伴。至于我，我不会再传给别人了，我眼看就要送命的了。
在《天真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精采片断。天真汉的叔父四处求援想把天真汉从狱中救出来，却是在巴黎到处碰壁：
院长求见拉·希士神甫，拉·希士神甫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对院长们一概不见。他到总教门上，总主教正和美丽的特·来提几埃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乡村别墅，这主教正和特·莫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的神秘之爱。
在这种微妙的讽刺中，出乎意外地揭发了人们平素所虔信和尊敬的事物的可笑方面。读者们哄然大笑了，而讽刺的对象却只能一边勃然大怒又一边无可奈何。
上面所列举的精采例子，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屡见不鲜。
讽刺艺术对小说语言提出的要求是很高的，任何语言上的死板、呆滞、僵化都会影响嘲笑的效果。而伏尔泰在这方面又堪称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继承了拉伯雷的传统，注意从民间搜集材料。从整体上看，他出色地运用了伊索式的讽刺与影射，而句中又常常夹着讥讽和隐喻、幽雅的双关语，或者是殷勤的赞美，或者是刚刚从巴黎街头出现的新词汇。这些句子戏谑、机智、幽默，像智慧的火花，照亮了整篇小说。所以，别林斯基称伏尔泰为“世界第一个聪明人和诙谐者”是绝非偶然的，而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伏尔泰传》则说：“因伏尔泰之功，法语才得以在十八世纪中风靡全欧，才成为语言的光荣。”
那么，当赫尔岑说出那句“伏尔泰的笑比卢梭的哭更有破坏力”的名言时，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伏尔泰的前辈，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说过这么几句非常老实又非常老道的话，正好可以为我们的伏尔泰作一个旁注：“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了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的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可是人受不了揶揄。人宁做恶人，也不要做滑稽人。”
于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伏尔泰的笑既是对丑的一种否定，又是对社会的一种制裁。在伏尔泰的笑声中，被笑的人和事实际上收到的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卢梭：激进的战士忧郁的心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舞台上，卢梭所有的一切都是最惊世骇俗的：他的生活、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学说、他的文章……
他一生都在战斗。这场战斗既壮怀激烈，又孤独悲凉。由于他的勇猛，他与他的敌人贴身肉博；由于他的激进，他甚至失去了援军。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孤军奋战。
然而，他一生又总是郁郁寡欢。他贫穷、他多病，他经受了太多的人生苦难，他目睹了太多的人间罪恶；他的敌人在暗算他，他的朋友在误解他，他被疾病折磨，他被流言包围……
这就是他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成因呢？
只是，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里，他都没有屈服、没有妥协，他保持了他的孤傲、高贵和伟大，并且亲自点燃了他的孤傲、高贵和伟大，让这片纯净、明亮、正义的烈火燃烧在了后来的世纪的天空中。
一、活的就是自然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是一个钟表匠的儿子，是一个平民。这一点很重要。
1712年6月28日，卢梭出生在瑞士的日内瓦，祖籍是法国人。他的高祖父迪迪埃·卢梭因改信加尔文教受到迫害，于 1550年移居到了这个加尔文信徒的集结地，并取得了公民权。
卢梭的父亲伊萨克·卢梭为人精明，既富于冒险精神又富于幻想。他的母亲苏珊娜·贝尔纳出生于牧师家庭，她聪明美丽，诗书琴画样样都行。但不幸的是卢梭的出身使他的母亲付出了生命。卢梭说：“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不幸。”
卢梭一生下来就孱弱多病，很长时间里，他一直被他的姑姑抚养着。母亲的死，已使他成了半个孤儿，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又因与一个法国陆军上尉发生纠纷，被迫离家出走，亡命他乡，卢梭也就真正成了一个孤儿。
不过，十岁之前，他的生活还是非常温馨的。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颗多情的心，又在姑姑那里感受到了人间的爱。父亲、姑姑、乳母、亲戚、朋友、邻居，所有与他接近的人都深深地爱着他，卢梭也以他那双多情的眼睛打量着这个善良而纯朴的世界，默默地接受着人们给他的爱。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环境里，卢梭有了他的性格雏形，也有了与他一样的平民息息相通的感情。此后，这样一种性格和感情弥漫在了他整个的生命过程中。
需要交待一笔的是，在他五六岁的时候，他常常与父亲一道读他母亲留下来的小说。他兴致勃勃，没完没了，往往通霄达旦，“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母亲的藏书很快读完了，卢梭又从外祖父那里搬来一大堆书：《教会与帝国史》、《世界通史讲话》、《名人传》、《威尼斯历史》、《变形记》、《宇宙万象解说》、《死人的对话录》，还有莫里哀的一些戏剧作品。在这些书中，卢梭最喜欢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由于大量阅读，由于那种独特的生活环境，卢梭培养起了对文学的兴趣，他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也开始形成了，倔强高傲以及不愿受束缚受奴役的性格也开始定型了，而且，从他姑姑用清润的嗓音唱出小调和歌曲里，卢梭还迷上了音乐。
然而，温馨可人的童年生活随着他父亲离家出走猝然结束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一种流浪的生活，而这种流浪又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学过拉丁文，当过学徒，学过雕刻。遇到华伦夫人后，又被她介绍到一家教养院，改信了天主教。在暂离华伦夫人的日子里，他常常囊中羞涩，毛遂自荐为人打杂，当伙计、作随从，像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在永远告别华伦夫人的岁月中，他当过家庭教师，抄写过乐谱，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但更多地却是或埋头写作，或继续漂泊流浪。这种到处流浪的生活使他广泛接触了现实社会，感受到了平民的纯朴和善良，也饱尝了富贵人家的白眼和虐待。同时，由于总是徒步旅行，他又从大自然中获得了一种纯洁的灵气和高贵的精神，他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大自然。大自然成了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的休憩之所、避难之所。
在社会里流浪，在自然中漫游，这是他生活的两大主题。
卢梭是在1728年遇到华伦夫人的，她是一个无论在思想上感情上还是生活态度上都对卢梭发生过深刻影响的女性。那一年，华伦夫人二十八岁，而卢梭只有十六岁。
华伦夫人出身贵族，因对婚姻不满，抛弃丈夫、家庭和故乡，投靠撒丁王维克多·亚梅德，获得一千五百彼埃蒙特银币的年金，在法国的安纳西，过着落拓不羁的闲适生活。在十六岁的卢梭眼里，华伦夫人是美丽、高贵、温柔的：“她的美不在面貌上，而是在风姿上，因此经久不衰，现在仍保有当初少女的丰采。她的态度亲切妩媚，目光十分温柔，嫣然一笑好像一个天使，她的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美丽的灰发也是很少见的，她漠不经心地随便一梳，就增添了不少风韵。她的身材不高，甚至有点矮小，致使她的体态稍嫌矮胖，虽然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但是，要找比她那样更美的头、更美的胸部、更美的手和更美的胳膊，那是办不到的事。”几十年之后，在卢梭写作 《忏悔录》的时候，他对华伦夫人的回忆仍然是那么准确、完美、一往情深。
卢梭被华伦夫人俘虏了。在华伦夫人面前，他的心灵放松了，他不再为自己腼腆、拘谨的性格而担心，因为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认识华伦夫人之后，卢梭虽也几度短暂地离开她到外谋生，但每有困难便又投靠到她的门下。1732年，漂泊流浪的卢梭终于重新回到了华伦夫人身边，此后，他在华伦夫人身边过了将近十年的安定生活。1736年，他们移居到了阿尔卑斯山麓的一个小村庄沙尔麦特。那儿有山有水、景色优美，而卢梭则常常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采摘瓜果。田园的风光、山区的美景，使酷爱大自然的卢梭受到了深深的陶冶。
在华伦夫人身边，卢梭系统地学习了音乐，广泛阅读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数学等书籍。就在那时，卢梭接触到了伏尔泰的文章。伏尔泰优美的文笔使卢梭着了迷，并且激起了他用优雅的风格写作文章的强烈愿望。然而，也就在那时，他得了一种奇怪的可怕的疾病：心跳加速、耳朵嗡鸣、浑身颤抖。这种病使他的听觉变得迟钝了，也使本来就孱弱多病的他更加虚弱了。此外，由于疾病，他的心理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激情消退，黯然神伤，并且还多了一些病态的敏感。“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以后，才开始活着。”这就是卢梭当时的感受。
结识华伦夫人后，卢梭与华伦夫人就以“妈妈”和“孩子”相称了。他们的关系非常独特，象夫妻、象情人、象母子；有爱情、有友情、甚至还有亲情。可是，在华伦夫人身边呆久了，卢梭的精神又开始感到压抑。他夜晚常常失眠白天萎靡不振，愁绪僚统、寝食不安、自艾自怨、叹息落泪。后来，在华伦夫人另有新欢并且对卢梭也渐渐冷淡的情况下，卢梭决定结束这寄人篱下的生活，独自出外谋生。
在卢梭的生命历程中，不管怎么说，这段岁月都是快乐难忘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而且，也正是有了这段岁月，有了他在这段岁月中的勤奋好学，卢梭才从一个没进过一天学堂的苦孩子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旷世奇才。
1741年，卢梭带着他独创的新式记谱去了巴黎，他本想通过他的音乐才华在音乐界内掀起一场革命，但学士院的学究们否定了他的发明创造。卢梭的希望落空了，同时因为衣食无着，他再一次沦为孤苦伶仃的流浪汉。
1745年，在威尼斯旅行时，他结识了女佣人戴莱斯，此后，他俩终身为伴。戴莱斯为卢梭生了五个孩子，但由于卢梭体弱多病，又无固定职业，只好把一个个孩子送进了育婴堂。这件事成了他的敌人们以后指责他的把柄。
这期间，卢梭认识了狄德罗，并和他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应狄德罗之约，他为 《百科全书》撰写了音乐方面的条文。1749年，狄德罗被捕入狱，他上书要求释放，并声称愿意陪同狄德罗过监狱生活以示抗议。在探监的路上，卢梭从《法兰西信使》上看到了学戌学院公开征文的广告，题目是“科学艺术的复兴对改良风俗是否有益”。这个题目把他长久孕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