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原理--破解人生之谜-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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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就是做人的最大目的。
没有人生目的，但做人要有目的。中国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思想家、作家季羡林在谈人生时就曾说过：“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定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没有人在出生之前就预设好了目的，除非他是神仙。所谓的人生目的都是人自己虚构的。仅中国近代以来，就有不少名人都曾表示否认人生目的的存在。例如，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说过：“‘什么都不为’，正人生妙味之所存也。”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梁漱溟甚至认为“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时的生活亦非为别一时生活而生活的。”很多外国名人也否认人生目的的存在。如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0。15－1900。8。25）曾经说过：“人生没有目的，只有过程，所谓的终极目的是虚无的。”英国哲学家罗素（1872…1970）则指出：“除非你假定有一位神，否则追问人生目的，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出于内心信仰或精神寄托虚构一个“人生目的”也无可厚非（如宗教信仰），但所谓的人生目的不管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真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人生目的”是人们在习惯性思维定势驱使下经常会思考的伪命题，也是聪明的宗教大师坚定信仰并巧妙利用好命题。试想，假如没有基督教徒，人类多么缺乏幽默啊！虽然没有人生目的，但在人生发展过程中随着思想的发展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目的。正是因为孕育出许许多多的目的，令人迷茫的人生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色。做人伊始本来没有任何目的，做人的目的是在做人活动过程中随着思想的发展而自然出现的。当意识思想渗透到做人活动之中，做人活动可能的结果成为预想的做人目标时就产生了做人的目的。做人目的的作用就是选择一定做人的方式，引导做人朝着希望的方向发展。缺乏做人目的的人，其人生就像无舵的船要在大海里航行一样危险。做人的目的都是人们自己树立的。尽管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做人目的可能会因为环境因素的不同而不同，但那种选择都是通过他自己的思想来决定的，其实与环境因素并无绝对的关系。任何政党的宗旨或目的都属于社会意识，但其内容常被视为做人的目的来宣传，致使一些人在开始时将其作为做人的目的，而后来却又背弃之。政党的宗旨或目的应当成为政党成员及其信仰者的事业理想，所以政党成员必须经受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政党组织可以并需要就政党的宗旨或目的对非党人员开展广泛的宣传，但将其当作做人的目的对他人强行灌注可能违背他人的意愿，似乎有所不妥。一个恰当的做人目的除了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确立（称之恰当的主观要件），还应当既属于真理或正确的认识，又合乎做人的规律，换句话说，应当既合乎做人实际又有利于做人实践（称之恰当的客观要件）。例如，利人利己就是恰当的做人目的之一；而一心为自己或者专门为他人都不恰当。根据所指做人行为范围的大小，做人目的可分为大目的和小目的。做人的大目的和小目的都有其相应的指导作用。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做人的最大目的。所谓做人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最大的做人目的，是指一切做人行为的根本目的，即所有属于行为范畴的做人的基本目的。做人的最大目的（也可称为做人的根本目的。称之为“人生目的”也无妨，有时我也喜欢这样的称呼）一般会在人的青少年时期逐渐形成并相对稳定下来。但做人的最大目的并非一成不变，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发生转变。对于做人的最大目的，有的人明确，有的人不明确。明确者有人的高明，有人的低劣。很多人都把幸福作为做人的最大目的（单就自身感受来看把幸福作为做人的最大目的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妥的，但站在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角度把应该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做人的最大目的在政治角度上更具煽动力。这样说并不代表我赞同每个人都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做人的最大目的，事实上也只有那些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做人的最大目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就曾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把幸福作为做人的最大目的好像是非常恰当，似乎也无懈可击。其实未必尽然，例如不少人追求幸福，结果却觉得并不幸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指出：“我们的不幸往往由于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还说：“人类幸福有两种敌人：痛苦与厌倦。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幸运地远离了痛苦，我们便靠近厌倦；若远离了厌倦，我们便又会靠近痛苦。”另外有人并不看重令人安逸和享乐的幸福，例如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如果不以幸福为做人的最大目的，那以什么为做人的最大目的呢？明智是一种内心敞亮、富有远见的心智聪明的状况。这种状况既是一种内心敞亮的心态，又可以是深远的思想认识。内心敞亮，就是指无牵无挂的自然心态。富有远见，就是指表现在某些方面的远见卓识。明智的状况富有智慧。智慧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薄伽丘就曾指出：“人的智慧就是快乐的源泉。”《论语》中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人认为是说“早晨得知道理，要我晚上死去也可以”。这种解释未必正确，但无疑道出了一种智慧，参破生死苦乐的大智慧。足够的智慧完全可能化苦为乐，甚至消弭死亡的恐惧、享受西去的经历。智慧是中国智者的精神寄托（古代的典范当首推老子。中国智者不信宗教、不信鬼神，他们信仰自己心中的智慧。古代如此，当代如此，将来也当如此！聪明的中国人，不必崇洋媚外，应当坚持自己民族的伟大信仰）。虽然智慧并不等于明智，但明智绝对离不开智慧。缺乏必要的智慧，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明智。明智和智慧具有密切的联系：智慧是具体的、分散的，而明智则是整体的、全面的。明智不是生活要达到的一个终点，而是需要时时保持的一种心智聪明的境界。明智的境界是一股浑厚的思想势能，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明智具有一定指向性，例如在幸福与不幸方面，明智指向幸福；而在内心平静与烦躁方面，明智指向内心平静。身心的幸福、内心的平静是明智内在的奥妙。难以避免的糟糕环境和不可违拗的生理心理周期都需要人们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始终保持着明智。明智者能够正视痛苦，并善于将痛苦转化为幸福。一个明智的人必定也是一个幸福的人。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获得幸福又怎么能称得上明智呢？以明智作为做人的最大目的，可能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虽然人们的智慧水平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与其自身条件相应的明智境界。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明智的目的，或者说做到明智呢？第一，必须承认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会、有所不能，彻底扫除拒绝智慧的障碍。第二，应当细心观察、勤于思索、刻苦学习，以便获得自己需要的智慧。第三，注意快乐达观（乐观是幸福之门）、胸怀宽广，扬长避短、全面发展，机智勇敢、果断迅捷，以及组织规划（在完整的规划中应该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规划中最为远大的理想）和机动灵活。以上所述，第一方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能够做到就可以迅速地体验到明智的境界；第二方面能做到多少就会收获多少，做得越好就越能接近真正的明智；第三方面既是难点也是关键，只有做好该方面才可能达到彻底的明智，并实现理想、收获幸福。这三个方面的锻炼，都有反省自身、平静内心的奥妙。经常进行这三个方面的锻炼，养成并保持良好的习惯，是通往明智的巧妙方法。人人都能做到明智。让我们努力吧！
做人最大目的的作用极为重要。当对做人或生活产生困惑时人就需要做人最大目的的指导，而平常做人做事以及日常生活也会受到做人最大目的的影响。但通常只有当对人生、做人或生活产生困惑时做人的最大目的才会为人们所主动追问。有些人一生都不需要明确做人的最大目的，其中有的人专注于理想事业而不屑深究人生谜底（也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只不过从对人生认识的角度来看略显浅薄），有的人则是头脑简单、浑浑噩噩，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树立一个恰当的做人的最大目的（如幸福、明智、利人利己，以及双赢或广大社会成员共同幸福等。这里提出广大社会成员共同幸福，而不说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是因为后者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经常被人误以为仅指公众或他人、排斥自己，实际上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它们虽然不为目前相当数量的普通人所接受，但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或堪称国家脊梁的领袖、栋梁、精英、英雄和勇士以及勤奋的劳动者都是适合的，因为那是他们愿意做、正在做也有能力去做的——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德国、中国，抑或整个人类社会都离不开这些领袖、栋梁、精英、英雄和勇士以及勤奋的劳动者——这群人占社会或国家人口的比例也许并不太大，但他们是社会和国家真正的顶梁柱。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中庸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儒家树立的做人的最大目的，体现着我国古代儒家的思想智慧）或者依托某种的宗教则是必要的。除了以上人生态度之外，还有一种对人生问题的处理方法就是首先质疑人生目的的存在，然后绕过对这种目的是否存在的争议，把争议的重点放在人生的目的“应该为了什么？”如中国幽默大师、散文 家林语堂先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恰当合适，那种都不算错。我个人认为明智是最为中正之道，宗教则只是法术而已。明智者内心宽敞、富有远见，她必将引导您走向成功，获得幸福。追求明智者能够永驻自己的精神家园，只是相对而言更适合于意志坚强者。信仰宗教者虽然也能得到幸福，取得成功，但必须先要立个神位，再请神赐给自己需要的东西。依托宗教者最终都将沦为神的奴隶，倒也适合个性柔弱者。任何一个做人的最大目的只有经过一个人反复确认才会最终稳定下来，其间社会、家庭和学校的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本人的思想。
第二个是远大的事（职）业理想。
理想是人生活的美梦。人若没有理想，就像树木没有绿叶、筵席没有美酒、生活没有美梦一样乏味。19世纪俄国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敏锐指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则早就告诉过人们：“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正是因为有了理想，生活才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真正的理想必定是事业方面的梦想。做人方面的目标通常不算作真正的理想。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得好：“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做人目的与事业理想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如果做人目的脱离事业理想的支撑势必变得空泛、干瘪，就像断水的花木必将变得发蔫、枯萎。树立远大的事业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可以说是明智者的必然选择。为远大的事业理想而奋斗不仅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同时还能收获幸福的生活、实现个人的价值。每个人在事业方面都应树立自己梦想的高远志向，并通过辛勤、刻苦的工作去实现。19世纪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精辟指出：“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门入室的旅程。”德国诗人、戏剧家歌德对于事业理想的描述是：“人生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一个伟大的目标，并决心实现它。”理想应该是一种让人感兴趣的事业梦想，我们在广泛认识、精心选择基础之上不妨梦想得远一些、大一些。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自己的思想束缚住，以便我们会更大胆地去追求一切可能实现的美好梦想。树立理想时要重做事、轻做官。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一句警世名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每个人的理想都是值得尊重的，但只有胸怀远大理想的人才会得到赞赏。一个远大的理想（所谓远大的理想并无固定的衡量尺度，但必须是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应当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理想。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必然是一个有利于国家或民众的事业。要立志做大事，就是要做有利于国家或民众的事业。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政坛上最为活跃、最富生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被奉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成为后来很多中国共产党人（不包括那些居官自傲、贪污腐败、生活奢靡、心怀异志以及其它背弃人民大众利益的名义上的共产党党员）的政治志向，其中有些人则直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一项无职业与职位差别、当前就要做好又永远没有止境的伟大的事业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成需要向人民广泛宣传、必须努力才能实现、需要接受群众监督（建设一个完善的监督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一个完善的监督体制需要有彻底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如果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彻底的司法独立之路，则中国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这就要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了。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可以说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跨越性一步。党政分开是指党和政府的职能分开。彻底实行党政分开，还必须配合以个人履职，即任何人都只能以个人职务的身份——不能以党或政府的名义，行使一定的职权，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党政分开，认真实行个人履职，完全可能带领中国在法制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走上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彻底的司法独立之路。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监督，甚至还可能受到有关部部门的依法干预）的政治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目的。共产党宣传为人民服务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共产党不讲为人民服务倒不正常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理想和信仰是值得中国共产党广泛宣传的，但应该首先是让共产党员真正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或者吸收有这种思想的人入党，然后才是对非党人士宣扬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的，而不是在思想教育上把为人民服务当作“人生目的”或事业理想向所有受教育者均强行灌注。众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