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原理--破解人生之谜-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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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有在品位上对等交换的倾向。正如前面所述“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对他微笑，他就对你微笑”等等。作者认为人性在品位上对等交换既有心理方面的机制也有文化方面的作用。在一定心理和文化作用下，人性在品位上有对等交换的倾向，作者称之为人性对等交换规律。在人性对等交换活动中，情绪反射、回报心理和感恩文化等具有重要作用。
在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人性并非总是对等交换的。人性对等交换反映的是一般情况，实际上有不少情况是例外的。例外的情况有两种极端的典型：一种是恩将仇报，例如古代寓言故事《 东郭先生与狼》讲的就是一个仁慈而迂腐的教书先生遭遇恶狼恩将仇报，大概意思是东郭先生救了被猎人追赶的狼，狼在猎人走后反而要吃掉东郭先生，后来老农打死了狼才使东郭先生狼口脱险；再如春秋末期吴国军事家、谋略家伍子胥帮助夫差之父阖闾夺取王位、攻城略地，又为夫差争做太子、报父仇、夺霸主，可是夫差一时对伍子胥起了疑心就赐剑令伍子胥自杀。另一种是以德报怨，例如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桓公（前685—前643）曾在与公子纠争夺君位中挨过政敌管仲的一箭，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应该说他与管仲之仇不共戴天，可是，当他登上国君之位后，却能听顺师傅鲍叔牙的劝说，忘掉旧怨，接管仲回国，并拜为宰相，令其主持政事；又如战国时期赵国蔺相如因保住镇国之宝和氏璧、保护赵王会秦王于渑池有功而被拜为上卿并位居名将廉颇之上，可生性刚直粗犷的廉颇很不服气，扬言要找个机会羞辱蔺相如，而蔺相如听说后极力躲着廉颇，即使是两人的马车在路上不巧相逢，蔺相如也让车夫退避以礼让廉颇，后来当廉颇得知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才不愿与他相争时大为感动，并负荆到蔺府请罪。为什么有人会恩将仇报、有人会以德报怨呢？虽然肯定有客观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和道德。
总之，人性交换有对等交换规律也有不对等交换情况，至于实际如何交换主要取决于交换双方的个性、思想和道德。可以说，人性隐藏在心理意识层面之下进行着品位上的对等交换。
三，以城换成
中国晚清第一大豪商胡雪岩（1823…1885）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借助结交权贵辛勤经营，后来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曾经构筑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庞大金融网，开设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他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银行开展金融业务往来的第一人。
胡雪岩，原名胡光墉，字雪岩，系安徽绩溪人。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13岁时就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学徒三年后因勤劳、踏实而被提升为钱庄的正式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龄，字雪轩，福建侯宫（今福州）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曾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投供。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进京谋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关于胡雪岩最初如何从底层崛起，已无可考，只有种种传说：最通常的说法是他在杭州钱庄任跑街期间，资助了穷困潦倒的王有龄，王有龄任官后知恩图报。但有的说，王有龄发迹前并无落魄情形，受胡资助，似无可能，胡之发迹，是因曾私下资助过一个湘军营官，为钱庄老板不容，以至流落街头；营官暴富后，以１０万之资，让胡自立阜康银号，并推荐给浙抚王有龄，胡遂成富商。还有一说，胡在钱庄做事被老板于姓者器重，老板膝下无子，遂在病重时，将钱庄之资全部赠胡，胡因之以富）。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湘军将领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任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
胡雪岩叱诧商场，但他“为富且仁”。他做出许多义举，如设粥厂等，尤其是胡庆余堂药号的开办更为后人们所称道。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当时，战火连绵，瘟疫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胡庆余堂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还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对胡雪岩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光绪八年（1882），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表面上看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余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更深原因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和另一官商盛宣怀合谋的攻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并借此飞黄腾达，而正是由于他与左宗棠关系过密，遂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破产后，他不得不遣散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留在其身边的只有 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余堂的微薄收人，他凄凉地度过了晚年，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成功为人们树立了以诚换诚的典范。他先是慧眼识珠，重金资助王有龄进京谋官，得王有龄以恩报恩。后来在左宗棠为粮饷短缺困扰时，他为左在三天内筹齐十万石粮食，得左宗棠以德报德。但胡雪岩荒淫奢侈、审势不周以及用人失察最终导致破产又给世人以警示。
晚清重臣、湘军主帅、洋务派首领曾国藩（1811～1872）更是精通以诚换诚之道的高手。他在与左宗棠几十年相处中突出表现了以诚换诚的大智慧。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出身地主家庭。他六岁即入塾；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擢内阁学士，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他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庭赏识。咸丰二年（19852），他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遂告假回家守孝。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三年（1853年），他奉命在湖南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他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筹建湘军时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聪明好学，心高气傲，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经三次会试落第后曾做两江总督府陶澍的幕僚，咸丰二年（1852年）由好友胡林翼保荐，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下。左宗棠出佐湘幕，“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曾国藩与张亮基、左宗棠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曾、左二人就在这个时候结成好友。后来虽然曾、左常有分歧，甚至不通书信，但曾国藩始终以诚待左。
曾、左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性格不和、政见不一。左宗棠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而曾国藩严肃、谨慎、行事沉稳，且早年也较刚直，所以二人之间难免不出矛盾。例如，有一次曾国藩去找左宗棠，见左宗棠正看小妾洗脚，便作一上联调侃说：“替如夫人洗脚。”左宗棠立即反唇相讥：“赐同进士出身。”左宗棠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曾国藩为人谦虚，有一次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曾也很不高兴。曾国藩遇事常和左宗棠商量，但左宗棠老是和他唱对台戏。曾国藩虽然大度能忍，但也难免不满，有一次就写了一条楹联，命手下给左宗棠送去。联曰：“季子自称高，隐不在山，仕不在朝，与吾所见辄相左。”左宗棠看过联条，拿起笔来很快写出了下联，命人送给曾国藩。联曰：“藩城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伊经济有何曾？”双方针锋相对，毫不相让。至于曾、左二人交恶甚至绝交，也有些人从历史的角度认为是曾、左二人为了自保和保全湘军合谋制造出的“失和”假象。
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善于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早已名满天下。曾国藩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朝庭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指说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极不应该；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使曾国藩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陷入被动局面。但是，次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地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求左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关系趋于缓和。
咸丰九年，左宗棠遭人陷害险些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篙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上疏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肃顺等大臣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咸丰十年，曾国藩聘左宗棠为幕僚。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弟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二人为幼天王是否脱逃之事而互相攻讦；但“每次上奏，必同时将奏折底稿互相抄送”。结果二人的友好关系就这样濒于破裂。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他说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很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掩，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始终不因个人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曾国藩后来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认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