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工人的复工条件。向工会干部阐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分析当前的反帝斗争形势；指出必须复工的原因。
8月12日下午6时15分，日本总领事矢田与上海政府官方代表许三元背着总工会商定复工条约：此次风潮所由起之内外棉纱厂对于受伤者及毙命工人之亲属给予恤款一万元。该约条件如下：①日本纱厂厂主应承认工人之工会但此项工会须依照中国政府近日颁布之工会法组织；②罢工期内之工资概不支给，但因各工人勉强罢工或受工值上之损失，厂主方面酌量给款补助各工人，以示体恤；③各纱厂当照工人劳绩分别增加工人工资，并同时考察工人生活状况，俟与其他各商酌之后，当谋相当改善之法；④本条解决工资，用低价小洋付给之；⑤日本工人头目，以后在工厂不得携带武器；⑥各纱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并须注意为良好之待遇。本约成立以后，各纱厂有自行发电机者，将立即开工，其本厂无发电机者，则俟工部局接回电线后，方可开工。这一复工条约是总工会不能接受的。
接着，上海总工会召集日纱厂代表大会，李立三报告最近与日商纱厂交涉经过称：虽经我国官厅同日领事签订复工条件六项，但工友方面对此条件尚不满意，特提应商之点有三：①非俟政府将工会条约颁布后（工人组织正式工会后），决不上工；②罢工期中工资三分之一，须先交总商会或总工会发给工人，方能上工；③以后工资，增加十分之一，须由总商会担保才行。若此三条不能办到，则工人绝对不能复工。
22日，李立三在日商纱厂工会代表会上向大家做工作说：“只要资本家对我们的条件有相当的承认，即可以与之解决。”要知道“我们的痛苦，是不可能一次解决的。”经与日商纱厂资本家谈判，达成复工条件6条：“①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②罢工期间的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善良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与以相当之帮助；③各厂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商；④工资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照付大洋。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⑤工厂日本人平时入厂，当然不带武器；⑥工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当留意优待工人。另有附议3条：⑴日厂赔偿工人伤亡费1万元；⑵日厂斥退元木等失职人员2人；⑶补助工人停工损失约10万元。
在工人们取得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治权利后，24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布告通告，日商纱厂于25日上工。8月25日日商纱厂1、2、3厂复工，晨6时工人到齐，该厂日本人在门口鼓掌，表示欢迎。该厂大班亲至厂外招呼，并购备鞭炮在门口燃放，鸣放汽笛欢迎工人进厂。下午5时半工人出厂时，仍燃放鞭炮，工人三呼口号而散。是日，该厂大班发给全体工友赏工1天。随后，其他各厂陆续复工。
八、上海总工会被封与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风起云涌的五卅运动，充分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觉醒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对此受到极大震动的各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与军阀、地痞流氓、工贼团体相勾结，采取利诱和威胁的双重手法来对付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有些问题可以协商，一面扬言要大规模出兵相威胁，指使军阀实施武力镇压，出动地痞流氓、工贼，大干流氓勾当。
五卅运动进入收缩阶段。
7月11日至14日，段琪瑞政府连续发出4道通令或密令，要各省必将群众运动纳入“正轨”，“免除游行示威”，以达“内遏乱源，外崇国信”之目的。
帝国主义者，则广招流氓，收买工贼，结成团体，贿以金钱，并与工团联合会联成一气，向总工会进攻。
先是一批工贼、流氓假借工会名义，拿人劫货制造事端，然后反诬总工会拿人、打人、截物、“私设法庭，严刑被审判者”，为军阀镇压工会造口实。造谣北京汇来20万元，但工会不救济工人，挑拨不明真相的工人起来反对工会。流氓龙襄三等胁迫李立三辞职，借口清查总工会账目，扰乱总工会。后又假上海37个工团名义，召集各工团，欲在总商会开会，从中破坏。
7月14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严正揭露工贼流氓的造谣诬蔑。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责令日商各厂罢工应速复工。邢即发出布告：取缔“越轨”行动，“越轨即属违法，违法即当究办”，“按照戒严法予以枪决。”并令总工会及所属各工会，将工会人员姓名、所在地一并呈报登记。23日即查封了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洋务工会，并将工商学联合会3名职员捕去。
7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起草了《工会条例草案》，共25条，在报上公开发表。草案公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强烈反对。7月15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出通电“评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指出“北京政府制订的‘工会条例’，为的是限制我们工人组织工会，压迫我们工人已成立的工会。”
8月18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向导》周报第1225期上发表《为海员工会济安会被扰告上海工人》，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军阀政府雇佣流氓捣毁工会及群众团体的罪恶阴谋活动，号召工人建立保卫团来保卫工会。
8月20日，北京政府通电各地：“目前工会条例尚未颁布，如有擅用工会、总工会各种名义企图扰乱者，尤应予以解散。
就是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反动派经精心策划，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搞了一个捣毁总工会、杀害李立三的行动。
8月22日下午，李立三正在工会办公时，突然闯进来一个被总工会开除的流氓工贼——周仲华，不由分说上前缠住李立三，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对自己的过错“悔改”，一边却不断地朝外张望，像在等什么人。李立三警惕地发觉势头不对，即托词招呼刚到上海担任总工会总务主任的刘少奇（一般人不认识他）一起往外走。刚到门口，李立三突想到总工会有大批待发救济款需要保护，就要刘少奇赶紧去调集工人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并报告党中央。他则立即返回，赶紧要会计把保险柜锁好。就在这时，共约200人的流氓打手，手持手枪、刀斧、棍棒气势汹汹从前门打进来了！逢人便打，遇物就砸。李立三想从后门逃出，由于锁头生锈，未能启开（其实，后门外早有许多打手埋伏，李立三若从后门出来，必遭暗算）。于是，在两个工人的掩护下，又赶紧上楼，从屋顶气窗爬出去，在屋脊上跑过两栋房子，下到了一户工人家里。屋里一位老奶奶一看是李立三，赶紧把他锁到阁楼里藏了起来。由此李立三躲过了一劫。
上海总工会被捣后，北京各界250多个团体在北京召开了“对英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对上海总工会进行声援。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之路》1925年9月2日载：为了通过全国农工商学会的各界大联合，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促成全国的统一。必要武力在人民手中，政府是统一的人民的政府，从此全国各界同心合力以与帝国主义者抗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一个月前就发起在北京召集一个全国工商学界代表联席会议。提议发出后，各地的工商学各团体纷纷发电来赞成。上海工商学会已派代表到北京筹备……只待各省都派代表来京，马上便开会。但北京政府严禁罢工，故天津工会代表已经离京。
这里所说的上海工商学会已到京之代表就是李立三。
原来李立三免遭不测后，党中央于8月27日随即派他到北京，为促使北京政府颁布工会条例并给上海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哪知他一到北京住进长安饭店，就有大批密探跟踪监视，特务几次去抓他，他都侥幸从后门跑了出去。李立三不能从事任何活动，且对北京的地下工作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李大钊只好派李葆华设法保护李立三又秘密回到了上海。
此后不久，统治上海的奉系军阀邢士廉发出封闭上海总工会命令，并通缉李立三。为掩护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宣称：李立三因病住院。上海反动当局勾结租界巡捕，搜查了所有医院，一无所获。其实，李立三就住在成都路上戴立夫家里。戴是前清官僚，参加过辛亥革命，同共产党关系密切。大搜捕一过，9月21日，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带着夫人李一纯，化妆登上了去武汉的外国轮船。
李立三成功地到达了武汉，哪知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也得到了消息，便雇佣了会“飞檐走壁”的江湖刺客来刺杀自己。刺客跟踪李立三，却见李立三日夜都是跟一些穷苦劳工在一起，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动，便将吴佩孚要自己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得以迅速转移。那刺客也很聪明，为骗吴佩孚，就编了一个李立三已被刺死的谎言，吴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报上公布这一消息。报上这么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害了，无不悲痛，纷纷举行追悼会，追悼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
于是，这就成了李立三一生中第二次被“追悼”。
九、由莫斯科到广州
担任着第四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同时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准备前往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李一纯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在翻译沈泽民陪同下，乘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会议召开之前，即1926年2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李立三、蔡和森等中共代表团，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议于2月17日至3月15日举行。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五卅”后开始的阶级对抗。李立三受邀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详细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李立三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工人在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阀的衰败、分化和崩溃的过程。”在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时，《决议》说，中国革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两种趋向现在正为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哪种趋向占上风，它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可能是非资产阶级的。会议结束后几天，就发生了“三二○”中山舰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这次会议的估价和推测总体上是正确的。
此时，李立三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李立三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国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李立三婉言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做出的善意安排，仍主动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夫妇和蔡和森夫妇，这两对同是“革命伴侣”的婚姻关系不约而同双双发生了裂变，李立三只得只身乘轮船于1926年4月回到广州，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向警予、李一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的情况是，蔡和森最终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并于1927年3月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以及谭平山等取道广州、长沙，抵达武汉。而向警予也于1927年初回国，1928年3月20日在武汉被叛徒宋岳林指认后被捕，当年5月1日，向警予被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在武昌昙华林。
李立三回到广州后，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大的筹备工作。
此时，广州处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原准备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一起召开。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26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精神，深入发展工农运动，以准备和支持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使北伐战争建立在工农联合的基础上，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由于没有能够把北方各省的农民代表集中来广州，故取消了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改为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联合召开。
这次会议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的可以统计的400多个工会组织的124万人，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工运经验，进一步组织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迎接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于李立三刚从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加上他领导安源罢工和五卅运动所形成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会领导成员之一。在4月30日上午的预备会上，他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陶作然、许世光、郭笔俊、肖贰敏、袁福青、郑绍山、王亚章、张春奇、冯敬、卢星三、叶章等14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
会议于5月1日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开幕。
5月3日上午9时，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在大会上报告了“世界工会运动状况”。
5月4日下午，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在大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土豪破坏工人组织工会之阴谋，其手段主要有：①凡各工厂与某一种职业当中，限令工人仅可组织一个工会，而且不能联络其他工会，而妨碍工人势力集中；②资本家教给工人以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各地工人不相联络，而相互打击；③利用工程工钱多少以识别工人，若工程工钱多者则收置之，少者则压迫之；④愚弄工人，以信教不同之分，使各自组织各教之工会，以分散工人联合势力；⑤资本家时令其走狗职员混入工人组织中，以弄乱之，若其中有奋斗工人分子，则开除之。因此，李立三指出，今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摧残，非我们工农大联合不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农工是国民革命的最革命的分子，我们今后应负起责任起来，才可得我们农工永久的解放。
李立三向大会作的两个报告，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的革命热情，在5月5日上午的大会上，两大会联合通过了“对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大会对于赤色职工国际所取的政策和方略，认为完全满意。大会誓继续竭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所定的一切政策，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决战。二、大会承认赤色职工国际所决定之‘统一职工运动’政策，尤为目前世界职工运动所需要；同时大会对于改良派的黄色国际领袖骗卖工人阶级分裂工人运动之所为，深为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