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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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下午3时，李立三又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报告了“上海职工运动情形”。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14次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重要问题。
同日，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表示他对工农群众的支持，以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在学校召开欢迎会。除了邀请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参加外，还有其他各界代表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他说，工农为革命主力军，极希望监督军队，指挥军队，使武力成为民众武力。各界代表8人先后发言，不少人的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颂扬了蒋介石，说他是“我们的领袖”，要求他“指示和领导我们”，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惟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词中没有一句这样的话。他代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答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欢迎的盛意。”李立三根据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的精神，指出：“全国的民众很希望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仅希望而已，并且全国民众都已准备着帮助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个27岁的工运领袖不买他的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1926年9月19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北伐途径湖南醴陵时，想起这是李立三的家乡，特在他的专车上约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想以此来笼络和影响对他不敬的这个年轻共产党员。这是后话。
5月11日下午，李立三在第15次大会上还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
这个报告第一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工运的经验，对于罢工的意义、罢工战术的重要性、罢工的时机、罢工的准备、罢工战术注意之点、防止破坏和谈判策略、罢工后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
如在罢工的意义问题上，他强调了正确处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每一次罢工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阶级经济要求的扩大，才能增加对于政治斗争要求的勇敢和兴趣，所以必须如此，才能使罢工的意义更加扩大。”
关于罢工战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罢工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武器的一个……并且是最严重最要紧的，用得好的时候可以战胜敌人，用得不好的时候可以自杀。”“作罢工的决定，必须对主客观形势有明了的观察，决不可冒昧从事。”
关于罢工的准备，他强调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准备，要有能够鼓起群众热情的煽动口号，这些口号“要切实，要简单，要有刺激性，要是群众要喊的，是社会同情的”。
关于罢工战术，他列举了22种，还叙述了敌人通常使用的破坏罢工的7种方法，提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予以极大的注意。强调领导罢工既不要恐慌、畏缩和后退，也不要轻举妄动。
会议根据李立三的这一报告，作出了《关于罢工战术的决议案》，对当时和今后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4日上午11时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推举苏兆征为临时主席、选举苏兆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选举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刘文嵩、项英、陆枝等为常务委员。
新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于16日下午1时开第一次会议，苏兆征主持，推定刘少奇任秘书部长，李立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总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全总党团书记。从此，李立三成为全总的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
李立三在广州期间，还多次去香港罢工委员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香港工人的英勇斗争。
当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于5月3日在广州开学，学员人数327人。李立三应毛泽东之邀前去讲授了《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两门课程，长达17小时，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十、再返上海重启工运
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又被上海警厅再次封闭，上海的工人运动遇到新的困难。党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又把李立三调去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要他去尽快改变上海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并领导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匆忙离开广州，再次赶赴上海。
到达上海后，李立三经过艰苦的工作，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大力加强了上海工运的核心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当年7月11日主持召开了由各产业工会的132名代表（代表有组织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31人，在16日召开的执委会上，李立三、孔伯立、张佐臣、李伯之、叶大公等7人被推举为常委，李立三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对如何重启上海工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分析了上海工人阶级当前状况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出目前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有11条：
1．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
2．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3．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4．星期日，工资照给；
5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6．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7．规定因工作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8．工人在疾病时厂方需负责医治并需给发半数以上工资；
9．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10．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1．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有了组织保障，加上斗争策略明确，在李立三领导下，上海的工运很快再次出现新局面。上海的工运形势，也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的罢工斗争，已经从单独的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同盟罢工。
针对新的形势，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适时提出，把工人之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上来，以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可谓风起云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罢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6至8月共发生罢工112次，参加罢工的工厂275家，累计人数达20万人。而且罢工的面非常广泛，有产业工人，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连过去不曾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了同盟罢工。斗争的内容也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节节胜利。8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尽力参加北伐或反吴的工作”。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项英5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书记，尹宽等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从当年施英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中所写，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当时的罢工情形：
经过两个半月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
从本月（8月）20日起，上海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最近发生的日本人在日船‘万里丸’号上秘密杀害陈阿棠案；二是日本资本家在日华纱厂用电网害死中国工人郝霍卿以及内外棉日籍职员压迫中国工人等事件，举行了政治性总同盟罢工。这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13400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
这次总同盟罢工持续了28天，只是由于北伐战争顺利发展，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才结束了这次罢工。
在6月至9月的上海工人罢工高潮中，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会组织得到了发展，广大工人经受了锻炼，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北伐军于9月7日占领汉阳兵工厂、汉阳县，8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武昌城。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立即离开上海赶到武汉，再次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建立起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域的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在大革命中心的武汉，李立三“导演”了
一出群众收回英租界的威武活剧；
他还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
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首次见到美国著名女作家路易斯·斯特朗
一、再度工作在武汉
白云黄鹤，千载悠悠。
武汉，是李立三曾两度工作，并作为他的重要政治舞台，曾留下了重要活动足迹的地方。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926年时期的武汉，已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达汉口，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刘文松为组织部主任。办事处直接领导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代行了全国总工会的职权。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及总工会指导各工会的工作方针。当即选定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全国总工会2人，武汉工人代表会4人，各工会当场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李立三的提议后，当即决定出版《工人导报》按日发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湖北省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导报》于11月在武汉创刊，先为5日刊。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经常为该刊写稿。
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在宁波会馆召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出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桥石三个办事处。建立起工人纠察队，由蒋先云任总队长兼教练。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分别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担任了《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国际职工运动》等6门课程。
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阵线内潜伏着的危机日益严重，窃取国民政府很大权力的蒋介石，已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在北伐战争中日益增大，形成了个人军事独裁。形势的发展，也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惧和仇恨，纷纷支持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
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委员）、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区委书记）、李维汉（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董必武（湖北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项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等人。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赶来的，李维汉是从湖南来的，其他人当时均在武汉。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到汉口见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谈话就说武汉工人运动过火，工人经济要求过高，把小资产阶级吓跑了。说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伙和店东是小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共产党不应专门帮助店员。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会议在陈独秀领导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倾的错误的决议。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经写道：
会上陈独秀作报告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他责备武汉工人搞得“过火”，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想退出统一战线。他提出“反对过火”的口号，要求我们这些工运干部搞好所谓“工会革命纪律”，并迫使工人服从。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刚刚抬起头来，恢复斗志和士气，共产党的任务当然不是去阻碍工人斗争、给他当头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气，而是要发动工人挺身而斗，使工运向前发展，让工人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组织性，为今后重大革命举措做好准备。陈独秀的讲话实际上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资产阶级一直在谴责和诬蔑工人，唆使国民党领导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控制工人的一种手法。我们对陈独秀给以应有的反驳。中央全会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会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央机构当时也设在那里。项英、张国焘（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和我等几个中央委员留下来领导汉口的工作。
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区委兼武汉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参加区委兼地委，与刘少奇、项英等组成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担任党团书记，主抓总工会的工作。
二、李立三指挥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始末
在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群众同仇敌忾，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行动。它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任何强权、不惧任何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上都能见到，可惟独在叙述由谁指挥和领导了这一行动时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总导演”，正是李立三。
之一、事 件 的 起 因
在大革命的洪流风起云涌之际，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急先锋。它是“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凶手，又一手制造过“万县惨案”、天津大逮捕等等事件，因而激起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