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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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要求减少。第二点，工人要参加革命，对于每日20小时工作时间，不能不要求缩短。第三点，工人要能自由参加革命工作，不能不要求改良待遇。在久被压迫状况之下的湖北工人，有此三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平情论之，当不为过。所以在以往一月之间，不断的发生工潮，亦即为此。所幸各界同胞，尤其是党部和商界同胞，时予吾人以指导与援助，致未发生重大问题。刻下此项情形，已经平稳的过去了。现在谨诚恳的报告我们的党及党的领袖，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工人和各界的关系，已经比从前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二）现在湖北工人，确能在党的指导之下，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向前奋斗……
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刻迁鄂，亲身指导我们，牺牲一切，与英帝国主义和残余军阀奋斗。
李立三和其他各界代表的讲话，实际上指责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直接触及了蒋介石的痛处，使他十分狼狈。蒋介石在武汉活动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得恨恨地离开武汉。
随着湖北省总工会的成立，武汉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到1926年12月，全市工会组织发展到274个，会员达39万多人，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子弟班、妇女班、工运讲习所均有较大发展。各大型厂矿工会也都办起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到1927年4月，工人学校发展到40所，入学工人达5000多人。武汉再次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1926年11月省总工会成立了工人宣传队，到1927年1月迅速发展到下设150个支队，1300多名队员，全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宣传网，工作效果很高。只要工会一声令下，宣传队立即出动宣传，几小时就能做到家喻户晓。特别是在“一·三惨案”、反击夏斗寅叛变斗争中，工人宣传队一马当先，揭露敌人，动员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26年冬，省总工会又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李立三的妹夫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手持木棒。到1927年5月发展到5000多人，有枪2000多支。这支工人武装，在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在收回英租界和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建立工人纠察队的同时，一些工厂的青少年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省总工会因势利导，成立了劳动童子团总队，下辖武昌、汉阳、桥石、汉口四个区联队，人数约一万人，他们颈上围着红色布巾，手拿木棒，配合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很好的作用。
1月20日下午，李立三主持召集武汉各团体开会研究“二七”惨案纪念活动事项，并建立起筹备执委会。
“二七”纪念大会之预备会，于2月6日在汉口市党部举行，决定：7日在江岸致祭，分10点、下午1点、3点3次进行。武昌洪山致祭，定在12点。指挥团在大会前分别开指挥会议。中央及政府委员，先到江岸后到洪山参祭。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担任汉口的总指挥。
“二七”纪念大会江岸会场到会50多万人，开会时间延长至11时开始，由总指挥李立三司仪，各界代表演说，晚7时才散会。
2月16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汉口举行，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赞颂了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说：“铁路工会，由京汉路开始组织，渐次普遍全国，中国军阀，向来薄视工人，目中并无工人，帝国主义知道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唆使其走狗军阀吴佩孚，压迫工人，残杀工人，结果演成‘二七’惨案……”面对当前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殷殷要求工人们“要认清应负的使命，奋斗到底，完成革命工作。”同时，他还分析说：“自革命势力发展到武汉，帝国主义用种种阴谋，企图消灭革命势力，打倒工人。奉鲁军阀，亦以武汉为真正革命中心地，亟欲捣毁武汉，消灭革命势力，现值最后决战之时，是革命民众的生死关头，必须全国一致团结，尤其是铁路工人负担的责任和使命比较更大，我们必须把许多烈士牺牲得来的胜利发扬光大，一致团结，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图06：1927年，李立三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留影/后排左起：许白昊、李立三、裸麦；中排左起：张昆弟、李一纯
为了适应北伐后国民革命的新形势，针对武汉已成为大革命中心的实际，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1927年1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湖北省总工会：全总准备由广州迁到汉口。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回电表示欢迎，并积极准备全总的迁鄂工作。
2月4日，李立三主持省总工会执委会研究欢迎全国总工会大会筹备事宜，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交涉致函华商总会，商借全总办公处所，并决定20日在济生三马路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在此期间，针对少数工人纪律涣散，有不良行为的问题，李立三还以全总迁鄂为契机，适时开展了整肃工会纪律的行动，为有效提高工人队伍的战斗力、保持其先进性，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据当年的《汉口民国日报》2月9日载：“总工会严肃工会纪律”。全省总工会鉴于近有少数工人每有轨外行动，特发通告，以资纠正。通告指出，工人阶级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担负革命的责任。具体规定了21条，违反者分别轻重处罚，同时公布了21条全文。
2月19日，省总工会召开第四次执委会，通过议案60条，同时决议于24日召开欢迎全国总工会群众大会，各工会一律停工参加，并推举李立三为大会总指挥。
全国总工会迁鄂后的办公地点，最终设在汉口四成里旧华阳旅馆。2月20日，全总召开迁鄂后的首次扩大执委会。已到汉口的全总执行委员有：李立三、项英、王亚璋、邓绍山、朱少连、沈瑞生、许白昊、袁祜青、袁玉石、陆沈、刘少奇等11人，候补执委朱宝廷、孙×鹏、叶璋等3人。将到之有王景云、张佐臣……
鉴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尚在广州，遂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4人组织全总临时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由李立三“代理委员长”，秘书长刘少奇，组织部长袁玉石，宣传部长邓中夏。
在武汉这段高歌猛进的革命岁月里，李立三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总是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3月1日下午3时，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在总工会三楼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本星期日上午8时，在总工会三层召集武汉三镇教职员会议，请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林育南作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报告。李立三报告的题目是：职工运动状况及中国政治状况。
3月4日上午，湖北省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下午在阅马厂开庆祝大会，各届到会者30多万人。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6日的大会上，李立三又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成了全国工农运动的中心，会议不断，活动不断，高潮迭起。继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为庆祝国民政府革命军北伐克复宁沪和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各界又组成筹备委员会，并定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紧接着，又是国际职工代表团访问武汉，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和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到达武汉等等。所有的这些活动，李立三不是担任总指挥，就是作为主宾致开幕词或发表长篇演说。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最活跃的人物。
四、参加汉口中央局 与陈独秀的右倾作斗争
1927年2月底，上海中央局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时，以瞿秋白为一方同以陈独秀、彭述之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分歧，瞿秋白无情批判了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机会主义策略。会后，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汉口。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在汉口的中央委员，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和李立三成立了汉口中央局，与陈独秀、彭述之机会主义领导开展斗争。
3月底，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阴谋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的陈独秀、彭述之等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试图以各种让步来安抚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从而错过了当时存在的组织革命力量、防备（蒋介石）叛变的机会。
4月2日，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和蒋介石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
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在上海联名发出了《告两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全体党员）同志书》，两党领袖谈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力为蒋介石进行辩护。
陈、汪宣言，意味着共产党领袖已经向国民党投降，它不仅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而且实际上严重妨碍着同反动派进行的斗争，它蒙蔽了工人，使工人看不到蒋介石集团对革命的危害。
中共中央领导内部面对危机，没有提出同蒋介石作斗争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仍旧主张继续北上，而不是东征讨伐蒋介石。
李立三、瞿秋白、项英、张国焘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都对中央、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赞成同蒋介石妥协的政策，反对以和平方法克服危机，认为必须尽快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这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成员组成联席会议，临时行使中央最高职权。在4月4日的会议上决定：
①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
②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
③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④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文件，各委员会的主持人是：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⑤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来武汉开会。
在汉口中央临委的电催下，4月8日深夜，陈独秀与汪精卫一起，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
9日清晨，李立三参加了由陈独秀召集的在汉中央委员谈话会。
当天下午一点半，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各团体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大礼堂召开的迎汪（精卫）筹备大会。
4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的公馆召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者有：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肖子璋、贺昌、黄平（沃罗夫斯基）、陈延年、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
经与会人员认真讨论后决定：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追认中央临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理中央处理的事务有效；重新部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会议专门研究了江（苏）、浙（江）及上海方面的形势。中央认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已经到了严重时期。过去，上海有右的错误，今后要认真准备和进行反蒋（介石）的斗争。为此，作出了《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去上海，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一个特务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决定，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介石）斗争；会议还决定立即召回罗亦农（布哈罗夫）、将档案转移到汉口、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11日，李立三又参加了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跑马场后面被没收的杨森的住宅召开的秘密会议，进一步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武汉政府顾问彼得罗夫、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刚从南京来汉的中共党员李铁山、陈武汉在会上报告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为采取措施防备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危险，会议决定李立三等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贯彻中央的决定。
李立三一行3人在前往上海途中，4月12日经过南京时，蒋介石在上海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4月16日，上海工人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面临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李立三等人义无反顾，于4月13日还是赶到了上海，通过郑超麟，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罗亦农等，临时决定把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加入特务委员会。这样，就于4月16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再现了当时的会议情形。
附： 特 委 会 议 记 录
——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到会者：延（陈延年）、立（李立三）、亦（罗亦农）、士（赵世炎）、恩（周恩来）、尹（尹宽）。
立：述之、子璋到后，中局讨论上海问题的结果，有许多意见，派我、延及维经斯基来上海，并加入士炎及恩来五人组特务委员会，并望我们在二十五号以前回到汉口开代表会。
我们来的任务：
一、催大会代表，要亦农去，延年留上海代理书记。
二、组织委员会：今天新决定委员会亦农及三俄同志参加共九人，决定开三次会，议程：
（一）区委报告。
（二）委员会报告，以后区的工作报告（由区委报告）。
（三）委员会与区委联席会议；一方面报告中央议决案及以后区的工作方针，并讨论议决案，或再由委员会对部委会报告。
今晚要讨论区对于武汉以后对于全国政策的方针，决定由委员会联名电武汉要他们执行。
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亦农：我们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不是以沪区意见对中央提出。
上海过去做（犯）了许多错误，而武汉对于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对于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赞同，我觉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也许是交通不便所致。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惟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世炎：致电中央大家意见都已一致。惟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