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惟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世炎：致电中央大家意见都已一致。惟我在这几天感觉，目前实为中国整个的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如果策略稍有差池，关系非常重大，上海为无产阶级力量表示得最伟大的地方，与全国各处，有不接气的地方，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坚决的策略，关系今后党的进行实在太大。我意现在如要消灭新军阀与资产阶级，问题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坚决的策略。所以我们此次致电中央，除说明恩来意见外，同时要表示很坚决的态度。我们要看清反动力量非常浩大，敌人进攻，已到万分紧迫的时期，我们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倾错误，已经得到教训，但那还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三月二十日还要重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以外奉方与老蒋究竟有无发生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注意。
　　立：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忧移，现在不但是军事上忧移，已发生政治上的忧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现在武汉既连下不准蒋缴纠察队械、要蒋保护市政府、不准蒋在南京开会三电，可见武汉方面对于政治上的策略已坚决，其所以不即下讨伐令者，纯为军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电报，要多注意军事分析。
　　讨论电报：
　　发电名义——个人签字。
　　电文内容——（原件缺——编者）
　　延年：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在军事上，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他们预备四万支枪到南京。
　　世炎：军事上除奉系问题外，还有帝国主义与青红帮的两个问题也关重要。
　　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蒋巩固得多。在军事上，老蒋的巩固进程比我们快得多，如果愈延长，他的力量愈巩固。再加老蒋用反共的宣传，将来很可取得政治上的巩固地位。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义，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现在武汉所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无办法。
　　电文起草——决定恩来担任。
　　……
　　李立三传达了来上海的任务，讨论了上海的形势，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举棋不定的情况，决定以与会者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东征讨蒋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尹宽、周恩来6人签名，用电报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发给了在武汉的党中央。电报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第二天，上海区委向会议作工作报告，总结了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
　　李立三在18日的特委会议上指出：上海工作已到严重时期。“虽为客观环境造成，但主观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且是整个党的错误。这实是我们党的根本错误。”“上海区不应以此而延缓其工作。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坚决认定无产阶级取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奋斗，没有明确的阶级觉悟与指导。”暴动的结果，“并没有取得一点政治的领导权，市政府根本没有成立。”“今后工作的策略，即为积极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努力奋斗，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夺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会议一致决定“四一二”以后，要起来继续斗争，要领导上海工人准备新的起义，迎接东征军，打倒蒋介石。
　　五、筹备并参加中共五大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后，立即与罗亦农等赶回汉口，又参加了中共五大会议的筹备工作。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紧接着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为了挽救革命，4月27日上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20号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开幕，共有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保、张国焘、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李立三同时是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持人。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英、法、美、苏等国共产党代表、武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等来宾。开幕式由陈独秀主持，他首先致开幕词，接着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向大会祝词，随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各国共产党代表及我国各团体代表向大会致贺词。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这次会议是半公开的，会场警卫由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教导营担任，这个营的干部战士大多倾向革命，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天，营长韩浚率领一百多名战士警惕地守在会场周围，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因为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同时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过江开会不太方便。因此28日大会休会一天，迁往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29日以后的会议均在此进行。
　　29日，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没有回答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代表们感到非常失望。
　　4月30日至5月3日在讨论时，20多人先后发言，许多代表提出了意见。李立三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从总体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批评了在领导上海起义中的机会主义策略。但是，“因为罗易和鲍罗廷对陈独秀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这一斗争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
　　5月4日至5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报告。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后来总结了大会讨论陈独秀报告的情况。
　　5月7日至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修改党章、农民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9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等5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建立了党中央的监察委员会。历时13天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在5月9日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时，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又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常委，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之时召开的。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存在着严重错误。它没有提出争夺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会议没有讨论建立共产党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的问题。对于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虽然强调了解决问题的意义，但制定的具体措施都是行不通的。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革命一步步走向失败。
　　六、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早在1925年，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即准备在欧洲举行太平洋劳动会议，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破坏而未能开成。1926年7月。澳洲工人阶级代表提出倡议，并在澳洲召开了筹备会，决定次年在中国广州召开太平洋会议。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工人解放运动的直接支持和鼓舞。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开会，决定承接这项光荣的任务，并派遣筹备委员，在汉口友益街设立秘书处，秘书长为林育南，负责日常筹备工作。
　　然而，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也发生了“清党”，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太平洋劳动会议只好改在武汉召开。
　　5月14日，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抵达汉口，当天下午在全国总工会主持召集筹备会议，就太平洋劳动会议的程序等事项作出了相应决议。身为中共中央7名政治局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会议。
　　在5月1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上作出决定，李立三担任组织部长，同时负责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作《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
　　5月17日，汉口各工会代表在血花世界大剧场（今民众乐园）举行欢迎大会，到会1000余人，各国代表团代表24人。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出席。午后1时首先由向忠发致欢迎词，欢迎全世界革命领袖齐集武汉，指导和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工人谋求解放。接着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致词，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中国劳动工人面前，尽力帮助革命，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英国代表汤姆、日本代表西田义一，爪哇代表赖克门、美国代表白劳德相继致词。
　　5月20日12时，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正式举行开幕典礼。除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外，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公博、彭泽民，国民党省党部代表徐虔知、汉口市党部代表詹大悲等到会。
　　大会主席苏兆征宣布开会，致开幕词，报告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筹备经过，阐明了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和任务。
　　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为了宣传教育，扩大影响，李立三邀请各国劳动代表于23日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高级劳动学校在前辅德中学举行的开学典礼。
　　李立三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期间，特别需要指出的一项是“不等官方许可，可自行实施8小时工作日。”这是李立三当时坚持提出的武汉工人经济要求之一。在1927年4月以前只有个别的工厂企业，如铁路部门得到落实。总工会决定5月份不等官方许可主动实施8小时工作日，由省总工会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自某某日起，工人拒绝8小时以上的劳动，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到了规定日期，各工厂企业的工人干完8小时的工作后，果然停工回家。这样做法的效果是：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和工会的威望，同时因工人的业余时间多了，为群众性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经过斗争，8小时工作制不仅在工厂企业中得到实行，而且在商业经营的店员中也得到实现。
　　为取消束缚有色人种劳工之立法起见，为剥夺帝国主义者及中产阶级之武器，使勿降低劳动者之生活程度起见，并为解放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此种中古时代之奴隶制度起见，在李立三的促使下，太平洋劳动会议议决10条：
　　1．采8小时工作制；
　　2．每星期内，须使工人有一次连续24小时之休息；
　　3．施行工人保险，如疾病、遇险、残废、失业等各项保险，保险之责任，由厂主与政府担负之；
　　4．禁止妇女做夜工。产妇须在生产时期之前后各给假8星期，工资照给；
　　5．绝对禁止买卖儿童作为掠夺之目标，并禁止雇用14岁以下之童工；
　　6．同等之工作予以同等的工资；
　　7．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权；
　　8．设立劳工稽核所，其中职员由各工会中选举之；
　　9．取消体刑、罚金、扣资以及工厂之产品充工资等；
　　10．组织工团及纠察队，反对法西斯主义及破坏罢工者。
　　5月27日太平洋劳动会议结束后，5月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便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称为书记，由李立三任书记同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
　　此后不久，便迎来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于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武汉召开。6月18日下午1时在武汉血花世界开预备会，到会代表400多人，还有俄国、爪哇、朝鲜等各国代表数十人。
　　预备会通过大会主席团由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25人组成；通过组成政治、经济、组织、教育宣传、决议审查5个委员会，李立三为政治委员会主任。
　　6月19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开幕典礼，首由李立三致开幕词。
　　6月20日，李立三在大会上又作了政治报告。
　　6月23日上午，与会代表参加武汉人民举行“6·11”、“6·23”北伐阵亡烈士及各地同胞追悼大会，下午在总理纪念堂继续开会，值日主席为李立三，由刘少奇作会务报告。
　　湖北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23日晚在汉口普海春欢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共约五百人。开会前，由李立三、刘少奇、何葆珍、向忠发……俄国代表、及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山东各地代表先后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及各地含有革命性之歌谣，均足以联络彼此亲情，激发革命情绪，鼓掌之声，响彻云霄。
　　6月28日，上午9时，在血花世界举行闭幕会。李立三宣读了“政治报告及各国职工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决议案”，并相继通过了多个决议案。下午3时，由李立三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束。
　　……
　　就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李立三与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邂逅相逢于武汉。
　　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兰德镇。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先后6次访问中国。
　　图31：1963年夏天，李立三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度相逢在北戴河
　　1927年她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值蒋介石撕下伪装，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在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这血腥的一幕，悲痛不已，十分愤慨，便溯江而上，到武汉访问那里的国民政府。当时，正值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斯特朗对李立三进行了采访。她把这次在中国的采访连同她1925年第一次来华访问的情况，写成了第一部关于　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中国人》，记录了1925年省港大罢工和1927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工人代表唐树义向她介绍，“到湖南来给我们组织工会的是李立三。他先开办了一所矿工业余学校，这所学校开了一夏天，一些用功的工人学会了识字。李立三将这些人秘密发展成工会组织者。他们将整个矿区分成44个部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