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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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郅果然也不负家人厚望，自幼聪明好学，读书极有天赋。同时，他遇事有主见，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比如，他十二三岁在醴陵县渌江中学读书时，适逢军阀混战，国家战祸连年，乡间土豪劣绅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得生性活泼的李隆郅早早萌发忧国之情。因此，他常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出一些主张救国的政论性文章，贴在渌江中学的墙报上，博得同学和老师们的赞赏。1916年，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寻着“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的指引，有幸与毛泽东结交，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到中学毕业后，由于他的“主见”与父亲的期望水火不兼容，他毅然摆脱了父亲一心要他在家乡教书的束缚，决然“投笔效班侯”，跑到程潜将军领导的“护国军”中，当了一名军中文书。
李隆郅曾把他在青少年时期写的诗词，汇辑为《芋园诗草》，署名“芋园”。
在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他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刚到不久，他就在欢迎新同学的大会上，与许德珩、徐特立老先生一起登台演说，提出自己的主张。在是否坚持走“勤工俭学”道路上，他与蔡和森发生意见分歧。为此，1921年2月19日他以“佐夫”的笔名，在《旅欧周报》第69期上发表了《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和主张，争得了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赵世炎等人的积极支持，很快在勤工俭学生和在法华工中成为公认的“小领袖”。他领导的学生运动，激怒了中、法当局，被武装押解回国。在此期间，他以激烈勇敢著称，被同学们称誉为“坦克车”，赵世炎还戏称他是“一条毛茸茸的小大虫”。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达上海，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等在法国的行李运达上海，他就接受陈独秀的派遣回到湖南，跟随毛泽东赶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此间，为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他改名为李能至，原因是为了让文化不高的工人群众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能至”本来是采用“隆郅”的谐音，可是由于他领导工人运动精明能干，成绩卓著，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拥戴，工友们便称他为“能人”，纷纷传言“能至者，能人到来之意也。”李能至领导工人运动，激怒了安源路矿当局，而被悬赏600大洋要取他的人头，但在工友们的悉心保护下他安然无恙。在此期间，他以能至、隆郅、能郅、能致、能治、农志、志致的笔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政论文章。比如，他用“能至”的名字，在1922年8月10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就发表了《我要替土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的文章。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李隆郅被党中央委以重任，由安源去武汉担任区委书记。任务是速去那里重建“二七”惨案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党的活动。此间，他还受命在武汉帮助那里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在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隆郅与毛泽东成为这次会上最活跃的两个人，使与会的国民党元老们刮目相看，惊呼这是哪里来的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会议结束后，李隆郅就被中共中央以有经验的工运干部调到工运比较薄弱的上海，去加强那里的工运斗争。
在1925年8月以前，李隆郅用“李成”的名字与庄文恭两人成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同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李成与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7人为正式委员，与何今亮一起分工负责工农部。在此期间，他还用过“李诚”的笔名。
李立三1924年3月到达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公开使用的名字仍是李隆郅，过了半年多才改名为“李立三”的。这个名字传开以后，曾经在社会上引起种种议论，学究们说他是胸怀大志，要“立德、立功、立言”；国民党人士牵强附会，说他是“决心转向”，要由信仰马列主义转为“三民主义”。其实这都是无稽之谈。李隆郅改名为李立三，缘由很简单，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工友对他的名字好认、好写罢了。事情的经过其实是这样的：
1924年11月，上海吴淞口成立工人俱乐部，要投票选举俱乐部负责人。为了同黄色工会作斗争，共产党组织安排李隆郅作候选人，担任俱乐部主任。邓中夏与李隆郅在去吴淞口的火车上，谈论到这次投票选举的一些具体问题，邓中夏突然说道：“今晚上的选举，你的名字太文了，像这个‘郅’字，工友们别说写，连认也认不得，是不是改为一个简单的字？”李隆郅认为邓中夏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他的建议。反问道：“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两人在思索中，邓中夏见车厢门口站着三个人，便脱口说道：“叫李三立吧！笔画简单，工人好认，写起来也方便。”李隆郅听了，略加思索笑着说道：“三立不好听，就叫立三好了。”这就是李立三改名的缘由。从此，此名一直沿用终身。
对于李立三的改名，有人写文章说是刘少奇提议，其实有误。李立三曾对我们说过此事，他说是邓中夏。据查证：李立三于1924年3月到上海搞工运，始终是与邓中夏在一起活动。而刘少奇是1925年6月，即五卅惨案已发生，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以后，刘少奇才去上海总工会担任总务部主任，第二次与李立三在一起工作的。所以，不可能是刘少奇提议的。
李立三第一次到苏联，使用的是“秦进有”这个名字。
1925年10月，李立三为躲避上海反动当局的追捕，带着夫人李一纯离开上海，他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一起，在翻译沈泽民的陪同下，前往苏联，于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3月13日，李立三以秦进有的化名在会上作了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紧接着他又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而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4月回到了广州，5月1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5月3日的大会上，他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日向大会作了《世界工运状况》的报告，11日又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代表大会主席团致了《闭幕词》。此后，他就成为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接着，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随即赶到上海，领导了那里新的罢工高潮。为了加强对内外棉纱厂罢工斗争的领导，8月20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李立三继续以李成的名字与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项英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
李立三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以后，1928年秋回到上海，即化名“肖柏生”，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租了一处较好的房子，开始了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李立三接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后，虽然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上是由李立三逐步主持着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分别以立三、柏生、柏三、伯三、柏山、伯山等名字发表演说，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
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后，1930年9月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是以柏山的名字公开发表的，这是从安全考虑出发的一种策略。
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达莫斯科，检讨结束后，共产国际不准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把他留在苏联，并给他取了一个俄国人的名字一一亚历山大·拉宾，同时改用中国名字一一李明。他在苏联15年，还分别以唯真、维介、阿三、苍木等笔名，翻译书籍，有西蒙诺夫写的《俄罗斯人》剧本，别尔文采夫写的《考验》小说，以及《在遥远的北方》等，在《救国时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1946年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国内，党中央安排他以“李敏然”的化名，参加了由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处东北小组的工作。他以东北小组中共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赴长春、沈阳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进行谈判。不久这一内情就被美国情报机关识破，国民党的报刊上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哗然。首先是东北立即轰动起来，国民党的主要将领郑洞国、廖耀湘等纷纷以同乡的名义，到他的住处来拜访。
在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李立三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1964年，已满65周岁的李立三，再次以“李明”的化名，到达河北省霸县的农村蹲点搞“四清”运动，与当地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去补上他一生中所缺乏的农村工作经历。接着还以“李明”的化名到工厂搞“四清”，与工人“三同”。“四清”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李立三逼上绝路。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被迫害致死，“造反派”在火化李立三的遗体时，没有用李立三的真实姓名，而用了他在苏联时使用过的名字――“李明”，结束了他的一生。
二、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凡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人，大都还记得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李立三是他的“半个朋友”。对于李立三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的问题，毛泽东与李立三自己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1961年5月31日，李立三接见安源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谈安源罢工史时，就书稿中提到的“二十八画生访友”这一问题是这样说明的：
“二十八画生访友”的时间不对，可能是1916年的事情。因为，1917年，我在广益中学毕业，此事发生在我在长郡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是一个小团体。“启事”（即毛泽东的“二十八画生访友”）是在南城门看到的，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注明了联系方法。读了“启事”，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值得钦佩。经过一番分析猜测，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当时，我们都听说在长沙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都想去看看他。就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和中学的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看毛主席。在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我们找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毛）主席比我大（六岁），看他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了，他才发现我，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我走来，可是我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主席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我记得没有听到他与我说话。（毛）主席还说，“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而斯诺在《西行漫记》书中记述他1936年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的“访友”活动是这样说的：
（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因为感觉到要向外发展和需要一些亲密的伴侣，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对于这个广告，我收到了三件半的回信。一件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件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得到的。半件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见斯诺：《西行漫记》1960年2月版第115、116页）
当秘书的我们发现李立三与毛泽东说的不尽一致。一天晚饭后，在陪李立三在林中散步时，我们直接向他提出疑问。
他想了想，微笑着说：“说起来很有意思，实际情况并不是像斯诺在书中所写的那样。那是（毛）主席对斯诺说的，是他记错了。”
“1915年，湖南省把12个县的中学生集中起来，在长沙成立了长郡中学，实际上是一所省立中学。我也随着醴陵的渌江中学合并到长沙的长郡中学念书。1917年转到广益中学念书。这件事发生在长郡中学，应该是1916年。那时，我们听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个叫毛泽东的‘怪人’，他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常到闹市区去看书，一年四季坚持早晨天蒙蒙亮就到井边用吊桶扯上井水从头上往下淋，即使寒冬腊月仍坚持不懈；冬天寒风凛冽，穿着单薄的衣服，爬山绕城，任风劲吹或迎风大唤，谓之风浴；数久严冬，到江河里游泳，夏天烈日当空，光着上身站在操场上或游泳后躺在沙滩上让阳光曝晒，谓之日光浴；大雨如注时，他站在操场上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或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登上岳麓山顶，然后跑下山来，说是雨浴；甚至于几天不吃饭来锻炼肠胃。他为了集中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那时，都传说毛泽东是一个‘怪人’。我们看到那个‘征友启事’，经过猜测分析，‘毛澤枺鲎郑檬恰嘶３鲇诤闷嫘模颐蔷腿チ恕！�
李立三把他去与毛泽东见面的情形又重说了一遍。他坚持说，他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时，只见到毛泽东起身向他走过来，他就立即走开了，彼此都没有说过话。
关于李立三应毛泽东“征友”前往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情节，李立三早在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的《自述》中就曾经写道：“毛泽东同志公布征友启事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应为斯诺）所记载的毛泽东自述中也提到此事，但与我记忆中的情节有所出入，不过这自然是无关紧要的。”这是李立三在莫斯科看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以后不久写的，只是他对有出入的情节没有具体叙述。
对毛泽东“征友”的记述，其他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
罗章龙在《椿圜载记》一书中写道：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