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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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那年，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在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毛泽东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报告中宣布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当即表示：立即向政治局汇报，同时代表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中央的书面材料。陈毅根据李立三的意见，好几天深居简出，躲在旅馆内赶写书面汇报材料。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出席了会议。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这样，周恩来、李立三便一次次地到陈毅住的旅馆来聚会和陈毅一起讨论修改。李立三还与陈毅“边下棋”边讨论问题，以下棋作掩护。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所谓《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受中央委托，陈毅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后，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他这次上海之行，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在11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李立三、周恩来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心中十分高兴。因此，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立即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弟弟毛泽民以及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
我们始终不知道李立三收到这封信后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托办的事情的，但从信中可以看出，李立三作为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对他是尊敬与支持的，作为朋友和同志，毛泽东对他是信赖和寄予厚望的。这封信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六大以后，由于实际负党中央领导之责的李立三认真贯彻执行了正确路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全党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城乡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1929年，党在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党支部已经恢复和发展到229个，一些主要大城市相继恢复了工会，学生运动也有发展。同时期，由于党中央积极推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逐步新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起来的红五军，恢复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十军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此外，郭树申、许继慎、邝继勋等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也在这期间有很大的发展。1929年秋，党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右江地区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左、右江根据地……据1930年6月统计，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10万人，创建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五、与托陈反对派的斗争
六大以后，李立三积极参与了党中央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六大前后，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留苏学生，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1929年4月开始，他们出版自己的刊物，登载各种文章，极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从而否定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意义，并且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同意托派的观点，开始在中共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没有革命的形势，党不应当组织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按照托派的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
1929年8月，李立三针锋相对，写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一文，发表在由他领导的《红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专号》上。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理论错误及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错误主张，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陈独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李立三在文中谈到统一战线的观点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积极地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很明显的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所以无产阶级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暂时的协作，形成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推动这一革命更有力地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一民族联合战线中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使这一革命不致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半途失败。”
在谈到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与国民党的联合时，李立三指出：“国民党原来就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它成为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所以共产党人应该加入进去，并领导广大群众加入进去，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的活动，极力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这样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客观上便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很好助力，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在这一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很快地壮大起来，而渐次夺取并巩固在这一革命中的领导。”
在谈到中国革命必须重视农民问题时，李立三又指出：“中国是比俄国更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农民问题，比当时俄国还要严重。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决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再不然就只有等候资本主义消灭了这一过渡阶级的农民群众，再来举行革命，这就是所谓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有革命高潮的根本观点吧。实际上这一观点已经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只有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了。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观点，对于中国革命是更加危险的倾向。”
李立三最后写道：“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
这篇文章实际上揭开了党内反对托陈反对派斗争的序幕。
这以后，他还写了《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谬论。
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陈反对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加以挽救。
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再次作了系统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为尽可能给陈独秀等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仍责令他们“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完全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不接受党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举起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做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开除出党。
在1930年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3、4、5期上，李立三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长篇文章，全面地论证了党的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路线的分析，对托陈取消派胡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谬论，再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六、立此存照：与李立三有关的几件大事
之一、李立三与“左联”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曾主动关心并过问过“左联”的工作。
“左联”的诞生是六大以后党中央正式出面领导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以前，历届党中央都没有过问过文艺工作。作为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为组织“左联”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20年代初，中国文坛就出现了主要由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团体，如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组成的创造社，还有太阳社等。他们在党的影响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活动。但是党组织从来没有直接领导过文艺运动。1927年后，这些团体的多数是共产党员的主要成员，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称“普罗文学运动”）的纲领。
由于受“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政策和情绪的影响，这些文艺团体也发生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在与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作斗争的同时，于1928年春又开始了对鲁迅先生的攻击，从而引起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激烈论战。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党的六大以后还在进行。
在贯彻六大决议过程中，李立三发现和注意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在接任宣传部长职务之后，便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统一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文委，由潘汉年任文委书记，后吴黎平从莫斯科回来也参加了文委工作。文委成立后不久，党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做出了统一对敌，停止革命文艺战线内部论战的决定。李立三直接部署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
据《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载：1929年11月，李立三向吴黎平转告党中央的意见：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尊重、团结鲁迅，准备成立革命文化工作者的群众组织。
与此同时，李立三布置吴黎平通过冯乃超同鲁迅联系，向鲁迅转达党的意图并征求他的意见。潘汉年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同冯雪峰、鲁迅谈话协商，除了团结对敌的意见外，还把李立三关于准备将“创造社”、“太阳社”等联合筹组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提议，也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完全同意这一革命名称。
做了上述工作之后，1930年2月26日在中央文委的具体领导下，成立了以鲁迅为首（他不参加具体工作）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吴黎平、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12人筹委会，拟定了“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了“左联”纲领，党中央也讨论决定了成立“左联”的具体工作计划。
决定在“左联”内成立以潘汉年为书记的党组，直属中宣部领导。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0年3月2日，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据李立三回忆，在“左联”成立前夕，他曾亲自同鲁迅谈了话。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意思就是两人商讨过的。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请鲁迅面晤，在谈到当时党的路线政策时，鲁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搞成“韧战”、持久战，不应赤膊上阵。事后从某种角度看，这不啻是在往李立三已经发昏的头上浇了点冷水。
之二、李立三与“特科”
1928年，中共中央为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建立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建立秘密交通、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
为能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派一两名同志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CC”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打入该无线电管理局。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的成绩连过几关，顺利地打入了上海这个特务组织，不久便被提升为电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员。
不久，中央又安排李克农的好友胡底也打入敌人内部。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央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中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长陈赓负责与他们联系。这就是我党隐蔽战线历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1930年李立三在推行“立三路线”期间，护送刘伯承去武汉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其中一例：
据林聪写的《李克农传略》记载：1930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并由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
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个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个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便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