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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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事宜，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4月20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杨树浦路举行大检阅典礼。《上海报》指出：“上海工人纠察队检阅成功，是四次暴动胜利的信号。”
李立三在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准备“五一”工作的报告。他说：“ 世界革命的发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并确定了“坚决执行城市中组织政治罢工示威，农村中组织地方暴动，士兵组织兵变，红军极力扩大向着中心城市、交通要道进攻”的策略。他还规定今年“五一”要根据党的中心策略去“组织全国总的示威运动”，“促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地到来”。
5月，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场战争；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双方共投入了100万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既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也减轻了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据此，李立三越发兴奋地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温裕成、李维汉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写到：“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士兵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李立三在对形势的估量时，还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中国将会在这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他说，“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高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
第二，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李立三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力量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他认为，只要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过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第三，关于革命道路问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强调“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他认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他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第四，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他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而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在城市“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阶级专政”。他认为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要求全国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李立三心目中的战略“总方针”大致是这样的：
关于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准备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还计划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各地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而为了配合上述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江南省委计划组织徐州、海州、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芜湖、安庆、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暴动；
为了配合武汉暴动，长江局计划组织信阳、黄陂、宜昌、沙市、阳新、大冶、安源、常德、重庆、万县等地的武装暴动，并截断京汉路、陇海路、武长路等铁路线；
为了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北方局则计划组织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天津六大纱厂同盟罢工、北京四大铁路同盟罢工和四大城市的同盟罢工。
关于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力争武汉首先胜利。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西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
同时命令右江地区的红军进攻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地区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敌军向北增援，最后配合东江红军，夺取广州。
与以上计划相联系，还要组织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政治决议：组织全国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
同日，李立三署名在《红旗》上发表“准备七月十六日反军阀战争的大示威”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罢工与示威行动，特别号召全国各大产业中心的无产阶级要来广大地参加这一行动……七月十六日要在这些全国大城市举行总政治罢工，要以反军阀战争为最中心的政治口号。”
7月16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再论革命高潮是名词的争论还是原则的争论”的社论，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逼迫革命高潮——暴动形势，我们已经处在伟大事变的前面，中央正在动员全党同志坚决英勇地去领导广大群众，向敌人做猛烈的进攻，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做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样严重的历史任务的当前，每个同志都应当在中央领导之下，特别努力来完成伟大的任务。”
这且不说，李立三的冒险计划甚而还包括要掀起“世界大革命”。
7月19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李立三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同时还引用莫洛托夫所说谓“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
李立三据以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的结论。
为完成上述任务，李立三要求组织行动委员会。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要求“各省需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地动员全党，使同志们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
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根据中央命令一度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8月5日被迫退出），李立三闻听更是兴高采烈，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进而认为长沙的占领，象征着“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因此，坚决要求加紧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强调这些暴动的胜利，便是“蒋介石的倒台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
8月1日、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
李立三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地前进”，其错误逐步发展到顶点。
在8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第一部分是“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危机”；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第三部分是“两个政权与两个战争”；第四部分是“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第五部分是“中国革命的总要求”。其中提出了29点要求，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李立三29点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2）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及各种公司、企业；（3）否认一切外债；（4）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5）驱逐一切外国海陆军；（6）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割据地……（15）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士兵……（21）实行民兵制度，创建工农红军……（28）实行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部分是“积极的全国武装暴动的准备”，提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积极地组织起来，准备着全国之伟大的武装暴动，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尤其在红军占领长沙，迫近武汉，及武汉工人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我们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完成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
这次史称为“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6月到9月），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勉强发动了总同盟罢工，或者搞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而遭到失败；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11个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残，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苏区和红军也遭受到严重损失。如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的结果，部队由1万多人减到只有了3000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奉命转战中，也由6000人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一军西进后，皖西根据地被敌侵占；红十军在进攻九江等地战斗中，部队损失很大；川东游击军进到房县被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苏北红十四军奉命进攻南通等地，主力被打败，丧失了根据地；闽西红二十一军和东江红十一军、浙南红十三军也都先后遭到失败，陷入艰苦的斗争。
对于李立三所犯的这一严重错误，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李立三在生前也始终是“认账”的。
二、立三路线的纠正与中止
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16日和23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离开莫斯科于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把向忠发、李立三说服了。在8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说：“听了伍豪（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承认自己“确是不妥的”。向忠发在结论中也说：“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国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8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发名义给国际的电报，表示：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进一步承认了错误。
从9月1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
9月4日的信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需计及）弄清。”
9月9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三封信，停止了武汉暴动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9月4日，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被李立三撤销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决定停止武汉、南京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
此时，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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