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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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章龙在《椿圜载记》一书中写道：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伫立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古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定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同学陈君圣皋同往。
　　《毛泽东研究事典》第4页说：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
　　张聿温著《中国革命家逸事》第3－4页说：1915年秋天，长沙各重要学校都收到一份“征友启事”。启事是用蜡版油印的，约二三百字内容，主要是结交对救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提出要能耐艰苦，有决心，直到能为国牺牲。最后，引用了《诗经》上“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即陈昌，当时任附小教员）转交’”。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唐纯良著《李立三传》中写道：“1917年罗敖阶（罗章龙）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和毛泽东交了朋友，为了更多地交些朋友，毛泽东就请罗敖阶把李立三介绍给他。李立三接受了罗敖阶的建议，同意和毛泽东谈一谈。于是约定，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李立三去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拿一张报纸坐在长凳上看，李立三凑上去，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隆郅，毛泽东站起来握手表示欢迎……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无话可说，就走开了。”
　　而李立三多次谈到是1916年中秋节。其理由是：1915年，他刚到长沙上学，那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因此，不可能是1915年。事情发生在他在长郡中学念书那一段，而1917年他已转到广益中学去了。所以，也不应该是1917年。
　　三、程潜送李立三上大学
　　李立三生前忆及往事时，常常十分感慨地说道：“要不是程潜的帮助，也可能没有我李立三的今天……”
　　那么，程潜，这位当年的湖南名宿、著名起义将领，在李立三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扮演过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李立三回忆，1917年他在长沙广益中学毕业后，为找生活出路，在他父亲的坚持下，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父亲为了把他留在身边，还强行为他包办了婚姻。李立三对当时封建礼教极度不满，加上对原小学校长（当时任县教育会会长）叶沛棠徇私舞弊、横行霸道的疾恶如仇，他愤然在学校闹起了一次“革命”——在暑期小学教师的会议上，他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了叶沛棠的恶行，敲着桌子痛骂了这位“醴陵的绅士”。
　　但李立三的这次“革命”，遭到许多守旧教师的反对，连他的父亲也骂他“不尊敬师长，太过分了”。
　　这种封建桎梏下的生活，使他如坐针毡，他觉得透不过气来，思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于是，他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去参加革命军，另闯一番事业。临行前他给家乡亲人留诗一首：
　　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
　　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到哪里去投军？李立三心里早有考虑。当时，在湖南人民的心中，执掌“护国军”的湘籍将领程潜，是最了不起的一名革命者，况且程潜又是醴陵县同乡。为了走向革命路，李立三便跑到衡山，找到护国军，在程潜部下当了一名士兵。
　　由于有文化、办事能力强，他很快就在湖南护国军三营七连当上了连队文书。
　　1918年秋季，一次，连长派他去给护国军司令部送信。到达司令部后，巧遇护国军司令程潜在庭院中与人下棋，正杀得不可开交。李立三不便打扰，只好站在一旁观战。他见程潜下了一着棋很不理想，又不能多嘴，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叹了一口气。结果，程潜把这盘棋输掉了。见程潜的棋已下完，李立三便把信件呈递给程潜，告辞转身要走，不料程潜一下把他拉住，非要与他下盘棋不可。原来李立三观棋时的那一声“唉”，早已引起了程潜的注意。李立三不敢在这个司令官面前逞能，一再推说不会下。但程潜不依不饶，李立三无法，只好坐下与之对弈起来。
　　李立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铆足了劲，连下三局，硬是把素称高手的程潜给赢了，使这个司令官大吃一惊，不得不对这个青年刮目相看。随之，与李立三拉起家常来，问起了李立三的身世。结果程潜发现，李立三不仅与他是醴陵的同乡，而且李立三的父亲李昌圭还与他是“同年”（同一考场中的秀才），是老相识。有了这一层关系，程潜对李立三就更为器重。不久，就把李立三调到司令部候差，“尔后又做破译密码的工作，曾一度担任邮政检查官”。
　　程潜觉得李立三是可造之才，这么年轻就当了兵可惜。就在那年的年底，程潜对李立三说，你不要在这里当兵了，我给你钱，供你去北京上大学深造。李立三听到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于是李立三拿着程潜给他的纸钞，离开了护国军。先回老家，告别父母，再转往北京。
　　1919年春李立三到达北京。而这时，程潜给他的纸币，除去路费开销，加上纸币贬价，已所剩无几，根本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此时的北京，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如破土的嫩芽茁壮生长，大批有志青年正在积极寻求报国之路。正当李立三走投无路之际，经一些青年朋友介绍，他也毅然选择了留法勤工俭学这条路。于是，他很快进了设在北京西郊酒醋局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去进修法语。在预备班学习期间，李立三一方面经过法语的突击培训，同时接受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为了坚定不移地寻求革命的道路，预备班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竭力说服父亲卖掉了16亩祖业好地，筹得200元银洋作路费，然后转往上海……
　　在解放战争时期，程潜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起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程潜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时的李立三是大会选出的主席团常委，并负责组织开国大典的工作。他曾到“六国饭店”专程拜会程潜先生，诚恳地向当年资助他上大学的恩人致谢。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同乡程潜和陈明仁先生，李立三作陪。席间，当毛泽东得知程潜资助李立三上大学的情况后，风趣地对程潜说：“颂公（程潜号颂云），你的革命功劳不小呀！给我们培养了一位中央委员李立三。”引起在座人哈哈大笑。

2。初露锋芒在法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和领袖人物，李立三就是其中的一个；
　　血气方刚的他，在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蔡和森的意见不合，并未影响他脱颖而出，
　　成为留法学生的青年领袖……
　　一、跨海求学
　　1919年9月29日上午10时，李立三同徐特立等其他47名赴法学生，登上了博多斯号轮船。轮船从上海起锚出海，李立三义无反顾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途程，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立三一行，在大海中颠簸了40多个日日夜夜，于1919年11月12日抵达法国巴黎。由于他们的语言没有过关，随即先进蒙达尼学校补习法语。
　　初到法国的李立三，感觉一切都很新鲜，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表露了他要“唤醒可怜的同胞”、“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的凌云壮志：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过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滨，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鼓荡雄风，
　　振作精神，
　　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作一个幸福无比的新国民。
　　此时的李立三，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学习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创造自由的新世界”！因此，他一面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并到三侠孟一家纺织厂和钢铁厂做工，一面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其师傅（一名法国共产党党员）的帮助下，参加了由法国共产党组织的一次大罢工，第一次受到革命的阶级教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李立三学习很刻苦，仅几个月时间，就能阅读一般的法文报纸了。他特别喜欢读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
　　青年时代的李立三是个性格十分外露的人。他天性好动，因此每有体育活动总是少不了他。他性格直爽，襟怀开阔，雷厉风行。就连读书这样的事，他都显得与众不同。比如他要是得到一本好书，总喜欢一口气看到结尾。据友人对他的回忆说，一次，李立三从同学处借到一本《资本论》，简直如获至宝，书一到手，他就把自己“钉”在房子里，独自蹲在一旁，“啃”得津津有味，谁也别想叫动他。
　　李立三对旧世界有着强烈的憎恨，因之他思想活跃，善于讲话，非常喜欢谈论和争辩政治问题。据当年《时事新报》记载，1920年4月下旬，时逢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法国同学以“群策群力争回山东主权”为主题，召开欢迎新到法国的同学大会，到会的有巴黎同学及各地来的代表百余人。欢迎大会由李圣章主持，报告开会理由，继由书记周览详述该会一年来之经过，随后请来宾演说。
　　首先由北京大学的许德珩登台，报告国内最近情形，谈及政府听命日本，压迫国民诸罪状，闻者无不痛愤切齿，大呼“誓除国贼”。
　　次由湖南勤工俭学的老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年约40岁）演说：吾国丁兹时局，危险已极，欲图自存，惟有实行国民外交，要求同情于欧美各国之真正了解正义人道者，合世界善类之力，以推倒武力侵略之强权国家，然后可以转危为安。
　　紧接着，血气方刚，年仅20岁的李隆郅（立三），也上台演讲。他除了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表达爱国热情外，还主张把爱国运动和当前的学习结合起来，提出共同创办英法文定期出版物，以“发表中国之文明，宣扬日本之罪状”。
　　李立三那“粗暴夸大的性情”，“毛茸茸的像一条小‘大虫’”，在旅法同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同学们在房子里谈起灾难深重的祖国时，谁一提到反动军阀，他会立即挥动拳头：“推翻”！谁一谈起无耻政客，他会摆动胳膊：“打倒”！谁一讲到卖国贼和反动派，他会高声喊道：“杀掉！”这一方面反映出李立三为人坦率直爽、胸怀开阔急躁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旧世界强烈的憎恨，与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推翻！”“打倒！”“杀掉！”这六个字，成为李立三的口头禅，被同学们称誉为“李隆郅的英雄气概”。
　　李立三早年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因此和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关系密切，而同蔡和森等人比较疏远。但时间很短，在他读了较多的法共报纸和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他坚决相信照十月革命的干法，把军阀政府砸它个稀巴烂，中国革命很快就成功了。
　　思想的飞跃带来行动的坚决。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李立三从此坚定不移地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实践道路。1940年，他在《自述》中回忆自己在法国期间的革命活动时写道：“1920年底，我和赵世炎、鲁易、刘伯坚、袁庆云等人一起组织了留法中国工人学生中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二、与蔡和森的首次意见不合
　　1920年，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秋后总数已达1600多人，另外还有在法华工10多万人。这时，战后的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这么多的留法学生和华工在法国寻找工作十分困难。面对此种形势，1920年12月31日，李立三、王良输、吴明、杨洵、赵世炎、罗汉等22位相好的朋友，经过几番讨论，联名给“法兰西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全体执事先生”写出了一封长信。
　　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声浪，哄传了一年多，实际的经过以及现状，到底怎样，向来没有系统的记载，就有，也只是些片断的新闻。”“时机逼迫我们到了现在，令我们不得不想披肝沥胆，坦然一吐。”“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于现状太含糊，也不要因恐怖而生悲观。”他们列举了勤工俭学生的种种困难处境，“到法国同学已经千五、六百人了，除四百上下现在做工，其余在学校补习法文或是住巴黎等候工作。”他们还提出了解救的办法，建议：“①工业学校交涉开特别预备班；②工厂交涉特别学习部；③限制国内未来（法国）的同学。”
　　在大批学生寻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中国驻法大使馆对学生的生活毫不过问。而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于1921年1月12日和16日两次发出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维持费。这一“宣布”从经济上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接济，使学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广大勤工俭学生顿时面临着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下去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中复分两派，一主张继续要求政府津贴，一主张要求华法教育会再担任找工……现两派日寄传单于各处，互相攻诘。”
　　在蒙达尼的中国学生大多主张不去勤工，人人要求官费，理由便是工作的困难。于是，蔡和森、向警予等发起了求学运动，想通过组织学生示威运动来强迫中国官僚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蔡和森认为，当时勤工俭学生的实际困难，说明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勤工所得不能达到俭学的目的”　。他认为，勤工俭学也是没有必要的，做工只是替资本家增加几个金钱奴隶，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他们中有的还公开宣告了勤工俭学的“死刑”，并于1921年1月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讲了上述观点，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运动，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迫使北京政府每月给每个勤工俭学生发放400法郎津贴，使到法的学生能继续学习下去。
　　这时，在三侠孟工厂做工的李立三，却不同意蔡和森的意见。他认为应该争取继续勤工俭学，到工厂做工同样能学习。因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可为将来革命培养干部。
　　根据这些看法，李立三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署名佐夫，寄给了《旅欧周报》，但他们不敢登。因为，当时大部分同学是拥护蔡和森的主张的。李立三便又写信催促报社，并且表示：如果不登，则请把稿子寄回来。几天以后，李立三的这篇文章终于发表在《旅欧周刊》第67号上了。
　　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