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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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九、米夫出马 改造中共
本来早在1929年3月王明由苏联回国后没有得到当时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的信任，被分配到基层工作锻炼，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的米夫所不愿看到的。更使共产国际和米夫恼火的是，王明等人不但没有得到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受到批评和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而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把王明提到中央领导岗位，甚至连李立三中央给王明的严重处分也没有撤销，而且还要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这些新账旧账都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派米夫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于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华，主要使命是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开会，接受米夫的建议，决定将计划召开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米夫的压力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同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谁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就为确立王明等人上台扫清了道路。
米夫为使王明等人上台，还得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只有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才能使他们让出领导岗位，进一步为王明上台扫清道路。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96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又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为了确保王明上台，米夫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且限定只开一天。其目的就是不让他们讨论问题，只是走走形式，让大家举手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选举王明上台。
会议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米夫主持会议，先作报告，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反对调和主义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米夫拿出了在会前拟定的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政治局的名单。在会议进行表决时，遭到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人的反对。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强调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名单，按照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他在向大家做工作时说：“你们对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但王明是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你们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的路线。”
改选的结果是：王明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步登天，既成为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后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名义上还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上是由王明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康生因反戈一击有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沈泽民是宣传部长，周恩来是军事部长，张闻天当上了农民部长，王稼祥是中央党报编委主任，博古是团中央书记。而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
由此，米夫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也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之十、王明出国 遥控指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推行“进攻路线”，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使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1931年4月下旬，党中央分管交通、情报和特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的被捕，把王明吓得魂不附体。他与米夫商量后，决定去莫斯科负责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指派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为临时党中央，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由博古负总责。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带着老婆孟庆树跟着米夫秘密离开上海。
11月7日，王明到达莫斯科后，中共中央陆续又派康生、林仲丹、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前往，组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不仅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而且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成员。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王明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以电台遥控，坐在莫斯科发号施令，博古为“总负责”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必然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
在王明手下的七年，是不堪回首的七年……
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名叫丽扎的俄罗斯姑娘
走进了李立三的生活 ；
从此，他们开始了数十年的患难与共……
一、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批判”李立三
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李立三于1930年10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随即召开了一系列针对李立三的批判会。在这些批判会上，李立三态度诚恳，反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获得当时在共产国际任职的大多数人的好评和赞许。如萨活洛夫在发言中评论说：“立三先在东方部承认并忏悔了错误，第二次进了几步，今天到了最高点。”库西宁当即表态说：“立三在这里很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想，这里的确没有两面派的手段。”
但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在发言中却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出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曼努依斯基对李立三的检讨做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去学习。我想（中共）中央虽然只叫他来做报告，可是现在他不用回中国去。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自己的错误。”
至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宣告结束。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莫斯科，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但是，靠反对“立三路线”起家的王明，在时过一年抵达莫斯科以后，仍不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因为对李立三的继续批判，一则可以借以抬高他自己，二则可以对其他持不同意见者以恫吓，可谓一箭双雕。
王明以他的特殊地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地继续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是其他内容的会议，也要在开始时加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
本来王明在1930年11月下旬在国内赶写的《两条路线》意见书，没有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批判李立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的，为了批判李立三的需要，王明到莫斯科后不久——1932年3月把《两条路线》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加以出版，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的斗争内容。同年11月7日又再次加以翻印。继之，又在《革命的东方》刊物上发表了《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
图07：1931年，李立三在苏联
虽然中共中央曾经决定李立三同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但王明公开批判李立三的活动，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直到1935年秋，才把李立三安排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后来又指派李立三主编《救国时报》。但即使在这时，李立三仍然不时受到王明的指责。
二、李莎传奇
众所周知，李立三后来的夫人是苏联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莎。李莎嫁给李立三，正是李立三在苏联落难的时候。
李莎的原名是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的斯图坚科村。父亲为她取的乳名叫丽扎。丽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律师。前妻为他生了六个子女，因肺病离开了人间。丽扎的生母，是在十一岁时成为孤儿到其父亲家里当佣人。在父亲64岁丧妻后，由佣人续弦。随后又生下了丽扎与她哥哥兄妹二人。丽扎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排行第八。这个小宝贝疙瘩，特别受家里人的宠爱。她那美好的幼年是在草原地带的农村度过的。
但是，美景不长。正当她睁大眼睛向人们露出微笑时，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硝烟，一下子撒满了伏尔加河，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田园荒芜了、花儿凋谢了。父亲于19l9年病逝，家庭破产了。
1920年，苏俄的内战结束了。但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加上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长期的干旱蔓延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灾荒伴随着饥饿，萨拉托夫省的广大农村饥荒四野，人们只能以野草树叶充饥，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1920年秋，丽扎的母亲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儿子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6岁的丽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包围及经济封锁，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连土豆皮也舍不得扔掉。房间没有暖气，要去野外拾柴回来生炉取暖做饭。
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一家缝纫工厂做工。艰难的童年生活，把丽扎磨炼得很坚强。她，什么也不挑剔，遇到困难不怨天尤人。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渐好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下，小丽扎开始上小学念书。就在她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供销社。丽扎凭着她的聪明睿智和活动能力，被推举为学校供销社的小“经理”，跟随着老师从仓库里领来铅笔、钢笔、笔记本、橡皮等学习用品，在小门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毫无差错。
她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参加体操组、合唱团，游泳、滑冰，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锻炼。刚满十一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她们穿上队服：白衬衣、小蓝裙子、鲜红的领巾，整齐地排好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军号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列宁墓前，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丽扎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她系上红领巾后，全校选举学生会主席，无数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异口同声地喊着基什金娜——基什金娜！她啦，11岁的小“主席”，脸儿涨得红红的。她知道，这是大伙对她的信任；她懂得，这是“革命”的需要。当她唱着歌，蹦蹦跳跳地回到家里时，常常被一件事情搞得心绪烦恼。就是：不信仰鬼神的苏维埃人，大家都在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努力奋斗。可是，妈妈偏偏还信奉着那个给谁都带不来任何好处的“上帝”。一天，丽扎见到妈妈又在面对墙上的圣像祷告，便高声地喊道：“妈！咱们家再也不能挂圣像了，同学们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妈妈闻声惊异地望着女儿，痴情地盯着墙上的圣像，眼睛黯然无神。半晌，才嗫嚅道：“那、那就依你的……”
小丽扎把圣像摘下来了，妈妈却依旧呆呆地注视着原来挂着圣像的那面墙壁，好久好久。
11岁的小“主席”、“经理”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1928年，丽扎艰难地念完了初中。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继续去上最好的高中和大学，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命运不能由她摆布。当时，还处于新经济政策时代，整个苏维埃在经济上都还比较困难，她不得不放弃升学的机会，转到劳动部门去登记，寻求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学习。这样，既不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还可以为家里增添一点经济收入，补助母亲的不足。经劳动部门介绍，她终于去投考了由国家出版局举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印刷技术专科学校。从此，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上午学习装帧设计和排版，下午分散到各出版印刷单位劳动，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补助费。第一个月就领到了28卢布。14岁的丽扎，高兴极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李莎回忆到此时，十分风趣地说：我的工龄应该从这时（1928年）算起。丽扎用这第一次挣来的钱，买了一件心爱的毛衣和一双靴子，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
1931年，刚过十七岁的丽扎在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专科学校经过三年学习毕业。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她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这时，正当苏联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全国人们都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年轻人更是热火朝天，处处打先锋，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支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要求进取的丽扎，当然不甘示弱，她不畏艰难困苦，毅然决然地主动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号召，报名到苏联远东去参加建设。
图48：1929年时的李莎
这年夏天，年轻的姑娘丽扎，告别了母亲和哥哥，与伙伴们一起，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跨过雄伟的乌拉尔山脉，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旅行，来到苏联的最东部，与中国毗邻的地方——伯力。丽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工作，担任技术编辑。伯力的冬天冷得出奇，连室内也是零下十几度，睡觉都要戴着帽子。当时正值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发生了困难，物资短缺，吃穿用都发生了困难，工作任务又相当繁重，经常要加班加点。但是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谁也没有怨言，都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鉴于丽扎的工作出色，时间不长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了俄文的以外，还有中文、朝鲜文和日本文。所以，在编辑部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当时，在苏联远东，还有大约50万中国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