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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膊橙恕５笔保谒樟抖褂写笤�50万中国工人，分布在煤矿、金矿、铁路、港口、森林伐木、缝纫、修鞋等各个行业。那里的蔬菜，主要依靠从中国山东去的农民种植。
丽扎在出版社工作，有机会同中国编辑一起共事，结识了一批中国朋友。他们有文化，都是搞革命的，大家都相信全世界都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与丽扎联系较多，且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如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涌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1932年丽扎被调到远东出版社海参崴分部工作，又结识了张锡俦（当时任远东边疆苏兆征中国党校教务主任，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爱人是俄国人，叫柳芭，汉学专家）、杨松（原名吴绍宣，1907年出生于湖北，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到远东工作。当时的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爱人是俄国人，名字叫莎丽达·列依索洛娃）、吴玉章（党校教员，在那里制订北方话拉丁化的方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这些中国革命者，给丽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丽扎很尊敬他们。
三、命运之神送来了丽扎
依照苏联有关部门动员去远东工作的规定，丽扎在远东工作两年期满。为了实现她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愿望，1933年夏天，丽扎从远东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勘探出版社，负责图书的装帧设计。她边工作边补习高中课程。闲暇时，经常到在远东工作时结识的一些朋友家中去玩耍。
1933年深秋，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丽扎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向着刚从远东来到莫斯科的女友沙丽达·列依索洛娃家里走去。她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和决定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丽扎敲开女友的家门，她愣住了，屋里端坐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青年。他，满头蓬松的黑发，有一双明亮而富有智慧的眼睛，表面看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俄语说得不太好，不大爱讲话，静静地坐在那里。女友的丈夫杨松向丽扎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俄罗斯人有一个习惯，好朋友之间总是相约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郊游。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的红皮证件，给他们的游玩提供了不少便利，如到公园划船，在人多船少的时候，李明拿着红皮证件到售票处很快就可以把游船租来。丽扎与杨松夫妇还有他们的好朋友李明经常在一起玩啊、唱啊、跳啊，任小舟在湖中随波荡漾。
l934年深秋，丽扎与女友柯拉娃一起到李明的住所去看望他，发现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离开莫斯科。但是，丽扎并不知道这个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丽扎问他到哪里去，李明回答说，要去克里米亚休养。丽扎暗地思忖：现在又不是休假疗养的季节，怎么会去休养呢？丽扎突然发现李明的行装中有一双高统皮靴，这种靴子适合深山老林中长途跋涉，到海滨浴场是派不上用场的。丽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心想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里，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自己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她与他告别了。他去了，再没有联系了。
图46：1934年，李立三在莫斯科
若干年以后，丽扎才得知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图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李明离开莫斯科以后，有一次丽扎在好友家里与从远东回来的朋友聊天，一位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丽扎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好似条件反射，一下子就联想起她在远东工作时，曾经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封面上写的是：《与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当时，她不明白“李立三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询问该书的编辑。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领袖，是一个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过批判。”因此，在她的想像中，李立三一定是一个白白的头发、长长的胡须、一脸皱纹的老头子。
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李立三是谁，他在哪里？”，这位朋友告诉她：“李明就是李立三。”丽扎听了朋友的解答，惊异地张大了嘴，简直不敢相信对方说的是真的，以为是在与自己开玩笑。她果断地反驳道：“你搞错了吧，李立三不是一个老头子吗？而李明才20多岁……”朋友毫不让步，十分肯定说：“李明就是李立三。”她无言以对。这是她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既惊又喜。可是李立三在哪里呢？她也不知道。丽扎以为她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思念着与李立三的重逢。正当丽扎对李明的去向捉摸不定的时候，1935年6月的一天，她正在准备参加升大学的考试时，突然有电话找她。她从电话里听出了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真是高兴极了，她放下课本，直奔相约的故地。
丽扎回到莫斯科后，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这年夏天，丽扎从工人夜校毕业，报名投考莫斯科地质学院，梦想去过那种风餐露宿、四海为家的浪漫生活。可是由于数学没有考好落了榜，心情不太愉快。李明极力使丽扎开心，约她去看话剧、听音乐会。尽管李明不太懂西洋音乐，也宁愿作出“牺牲”。丽扎虽然在学习征途上吃了败仗，但并不灰心。她是一个倔强好胜的姑娘，决心继续补习功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初秋季节，莫斯科河畔的嬉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水面上的荡舟，也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影。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他们的话多得永远也说不完。李明就是李立三得到了肯定。李立三把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政治上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的婚姻、家庭、子女情况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而毫无隐瞒；他谈到了自己为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感到痛心、内疚，决心加倍地工作将功补过。他还向她明确表示：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党组织的调遣，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丽扎通过与李明的交谈，了解到李明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她对他那传奇般的革命生涯很感兴趣。他那热情耿直、爽朗活泼的性格以及有理想、有抱负、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她。她了解了他，更加信任他，进而爱上了他。她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呗……”
十月革命节来到了，李明邀请丽扎去与一批中国同志一道欢度这个盛大的节日。11月6日晚，他们聚会在莫斯科的“联盟饭店”。当时，那里是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在一楼大厅里，张灯结彩。丽扎与在共产国际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张长条桌会餐。身为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负责人的李明主持这次会餐晚宴。他精神焕发，有说有笑，热情、开朗、活泼，是这个集体的灵魂。李明的组织才能和口才，吸引着丽扎，更使她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
接着，李明把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丽扎发现王明与李明的谈话相当冷淡，李明与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丽扎不理解李明为什么要带她去会见王明，事后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22岁的丽扎要与36岁的李明结婚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亲友都为她担忧。有人劝告她：“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可爱？你像一只百灵鸟儿，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鲜花原野丛中，何苦钻进一个中国人的鸟笼子里呢？”有的阻拦说：“你发疯了，干吗非要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还有的好心人警告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会跟着他吃苦头的。”
面对亲友的忠告，丽扎不为所动。李明的翩翩风度，高雅气质，渊博的学识见闻，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年轻貌美的丽扎姑娘倾心。丽扎的母亲支持她：“女儿长大了，由她自己去吧！”
丽扎与李明结婚的新房，就设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柳克斯大楼六层，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房子里。陈云、杨之华及女儿独伊、欧阳欣、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10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一齐向新娘新郎表示由衷的祝福，大家在一起品尝了自己做的中国风味的菜肴。婚礼既简朴而又充满着欢声笑语。从此，丽扎就把她的命运与李明连在了一起。
新婚燕尔之夜，丽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因为，话刚出口，她又理会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付出代价的。她亲眼看到李明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要主编《救国时报》，还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使她惊讶的是，李明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丽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不生小孩子。
婚后，丽扎与丈夫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明感激丽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她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丽扎。而丽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丽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明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是顶呱呱的，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丽扎的家庭教师。同时，他又是丽扎的学生，在俄语方面虚心向她求教。
四、康生推波助澜加害李立三
1935年，李立三又与王明结下了新怨。
话还得从头谈起。
在反李立三斗争中，康生由于反戈一击有功，摇身一变又投入到王明的怀抱。由于他善于拍王明、米夫的马屁，在四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四中全会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20多篇文章，宣传王明思想。但是，错误的决策，给中共带来严重后果，党中央在上海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康生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于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腋下，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康生到莫斯科后，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表现得更加露骨。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会议，只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也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在大会开幕之后，中共代表团20多人在一起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带头举杯，提议为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干杯，并向王明欢呼。宴会后，王明与康生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词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还假惺惺地对发起人作了批评，使王明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件事引起王明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
尽管王明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但康生后来在向人作介绍时，仍然肉麻地称“王明同志是我们的总书记”。特别是在1936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宴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衷心祝福“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6年，斯大林借1934年发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身亡事件，掀起了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他们所认识、所了解的、一道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特别是过去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共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不少人就这样无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苏联保安机关，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了。李立三当然也难逃这一劫。
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途中把一个“公文包”遗失在电车上，第二天就从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找回来，里面并无重要文件。但是，此事终于被王明“抓”住了。他趁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抓住不放，多次召开会议给予严厉批判。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
康生知道王明对李立三有一箭之仇，为讨好王明，又对李立三下了毒手。对李立三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有同志见李立三的处境日益艰难，就劝他“你还不如回国去吧！落在这两个人的手里，还能有你的好！”李立三琢磨着也有道理，拿起笔来，再次给王明、康生写了一个要求回国的报告。康生拿着这个报告递给王明。
王明问：“你的意见怎么办？”
康生阴险地说：“他回国，这不是放虎归山？这几年，我们没给他好气受，他对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