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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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有想到，他不曾被关进敌人的监牢，却被送进共产党人的铁窗。况且“罪名”又那么荒唐！冤屈吗？是的；困惑吗？难免；沮丧吗？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苏联学习、战斗和工作的。在铁窗下，对党、对共产主义哪怕有一点点怀疑和动摇，都会影响整个党的声誉。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关系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为了亮明自己的观点，阐明我党的历史，同时也为了反映苏共方面某些工作人员在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李立三大义凛然，他把监狱给他用来写“交代材料”的纸，拿来给斯大林写信。当然，这些信是否能送到斯大林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冲击着每一个“囚犯”的信仰。很多人发牢骚、咒骂，甚至骂出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听到这些谩骂，李立三被激怒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身陷囹圄，也不容许任何人往共产主义信仰上抹黑。
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在牢房里进行着。有人讥笑他：“你那个信仰有什么用？你崇拜她，她却不买你的账，把你关在牢房，可怜！可悲！”李立三反驳道：“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过错，这只是某些人一时的过错。历史的误会迟早总会消除。只有那些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的人，才是可怜的、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李立三认为自己目前所受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
丽扎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始终保持着俄罗斯女子坚毅的个性和对爱情的纯洁忠贞。她深信李明是无辜的，她期待着丈夫出狱的日子，她相信这一天一定能够到来。
1939年夏天，丽扎从监狱得知：李明已被移交到苏联军事法庭。要丽扎为李明准备过冬的衣服。丽扎焦急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明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她很快把过冬的衣服送到了监狱。
8月，丽扎从内务部秘书那里得知：李明的案件已被法庭驳回，要求内务部进一步调查。这表明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这个消息，使丽扎备受鼓舞。后来才得知：1939年夏天，肃反高潮已过，原来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撤销了职务，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了，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内务部打电话把丽扎叫去，询问了一些问题后，问她是不是要给李明写点什么？丽扎听了，激动不已。因为李明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她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但是，条件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草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李明：她还在坚持上学读书，目前与母亲住在一起，通报一下家人平安罢了。
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煎熬，丽扎度日如年。她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939年11月4日晚，奔波了一天的丽扎刚躺在床上舒展着极端疲惫的身躯，面对十月革命节来临之际，家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息而感到无限的惆怅和苦闷时，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起。她立即拉开房门，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站在门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朝思暮盼的亲人——李明。是他，他拿着一个包袱站在门前。丽扎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确认是李明以后，热泪夺眶而出，两人无声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伴随李立三的内务部审查员跨进门槛对丽扎说：“瞧，我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珍贵礼物。”好一个礼物呀！丽扎对来人理也不理睬，像疯子似的忘乎所以，猛然转身，边跑边喊：“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这是丽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李立三无罪释放回来了，丽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跑到外国语师范学院告诉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李明已无罪释放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欣慰地说：“是的，我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不久，学院团组织把团证发还给了丽扎，正式恢复了她的团籍。
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那里的宿舍已被人占用。他无家可归，只好挤到岳母家里，与丽扎的哥嫂、侄子、母亲挤住在一间房里，中间挂上一幅布帘相隔。
l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正式向李立三宣布审查结论：“鉴于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决定进一步审查此案。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注：是审查员）等人的杜撰诬陷。李立三对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历来直言不讳，并已多次作过检查。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审查员宣读完结论后告诉李立三，周恩来在莫斯科，问他愿不愿意与周恩来见面？李立三不知道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是什么，他当然很愿意与分别多年的老战友重逢，但又考虑到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担心给周恩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婉言回绝道：“我的问题还需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之前，与周恩来同志见面恐怕是不大合适的。”
李立三当时作出这个选择是由于这样的考虑：1938年2月李立三被逮捕时，共产国际作出过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现在内务部对他的审查虽然宣告结束，但共产国际的决议尚未撤销。特别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坚持诬陷李立三，歪曲中共党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主要的革命事件污蔑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等等。李立三认为：这些污蔑，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决不能漠然视之。如果仅仅是个人问题，还可以忍受。为彻底澄清这些诬陷，李立三决心继续同共产国际某些人进行斗争。他在丽扎的帮助下，写出了长达240多页的打字材料，详述了自己在国内参加过的重大革命事件，用事实有力地批驳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诬陷，材料送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恢复党籍。
1940年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连续开了四次会议讨论李立三的申诉。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以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开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充分证明他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对现已被镇压的林达生等人过于信任”等等，因而决定维持1938年2月25日有关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这显然是为了保全共产国际的面子。
周恩来、王稼祥对共产国际作出的这一决定不得不提出保留意见，同时提出：要让李立三参加工作，一年以后重新考虑恢复其党籍。最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在周恩来、王稼祥回国以后，共产国际将其束之高阁，一直不予落实。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李立三的党籍问题就更没人管了。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孤儿，在异国飘泊……
李立三虽然无罪释放了，但是，在莫斯科的工作无着落。他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却处处碰壁，遭到拒绝。他曾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个布尔什维克同志那里去请求安排工作，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就业无门，李立三没有生活来源，蛰居家中，全靠丽扎在学校每月250卢布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更严重的是，像他这种坐过牢的人，按当局规定不准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办理户口，必须迁户到101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住。
李立三没有气馁，他不断地进行交涉，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奴伊尔斯基写了一份报告，请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在这位书记的关怀干预下，才得以被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但因李立三失去了党籍，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周围很多工作人员不敢接近他，担心他“有问题”，逢重大节日，组织游行活动，他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力都没有。李立三坚强地忍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没有怨恨，没有畏缩，积极地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著作，为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作出贡献。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也就在这一天，丽扎在外国语师范学院参加了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课程——教育史的考试。祖国的神圣领土遭到法西斯铁蹄的践踏，她怒不可遏。她渴望能进入军事工厂当工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直接出力。但由于她是外国人的妻子，这个外国人又是刚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她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被分配到莫斯科一所高级中学当法语教师。因战争已发生，学校已撤离，她实际上没有工作。
战争开始，李立三写了一份参军申请，要求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上前线作战，也因“政治上不可靠”没有被批准。在德国军队迫近莫斯科时，他以普通居民的身份，自愿参加了民工大军，修工事，挖战壕，并参加防空警戒。作为防空队的一员，他连夜在屋顶上值班，扑灭雨点般的燃烧弹。他完全忘记了个人得失遭遇，从无半句怨言。
同年8月，丽扎偕同母亲、嫂子、侄子作为李立三的家属撤退到伏尔加河畔的瓦西里耶夫索尔斯克一所中学教法语。李立三仍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同年10月16日，德国人打到莫斯科郊外，李立三随所在的出版社紧急地撤退到恩格斯城。丽扎接到李立三发去的电报，带着家人赶在伏尔加河封冻以前搭乘最后一班轮船，来到恩格斯城与李立三团聚。
苏联红军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迷梦，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后，1942年7月，丽扎随一部分重点单位返回莫斯科，在出版社担任装帧设计和法文编辑，兼任出版社共青团书记。出版社根据苏军政治部的指示，印制了多种外国文字的对敌宣传品。丽扎和其他编辑一起，同仇敌忾，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因为鼓舞红军战士瓦解法西斯战争的辛勤劳动，她受到了组织上的嘉奖，荣获劳动奖章一枚。
1943年8月10日，丽扎与李立三爱情的结晶——大女儿英娜，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降临人世，给家庭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的经济生活十分困难，人们再也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也没有鸡蛋、蔬菜，连土豆也没有。李立三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去领取那供应每人每天的800克黑面包。室内没有暖气，墙壁上挂满了冰霜，只有戴着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到郊外去自己种土豆。出版社的人，包括李立三夫妇在内，每个星期天，都要到莫斯科郊外去劳动种地，李立三夫妇与中国同志编成一个生产小组，他们小组种植的马铃薯总是有最好的收成，引得苏联同志纷纷羡慕说，中国人真会种地……
在极端艰难的岁月中，丽扎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忠贞的生活伴侣，始终与李立三在一起，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共同经受了政治与生活的严峻考验。丽扎也从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立三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
六、秘密使命：恢复与中共的无线电通讯
由于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之一，对无线电通讯本身也很内行，因此，在莫斯科尚在穷于应付没完没了的批判的李立三，很突然地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
原来，当李立三离开上海党中央后，原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曾三、伍云甫也于1931午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上海只留下了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陈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5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了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欲要完成这样一个既秘密又十分重大的任务，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等于一切都需从零开始。经过紧张有序的秘密准备，1934年冬，李立三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军、26军建立联系，并制定了在与红25、26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可惜，这些计划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又主动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详细情况，然后酌情布置工作，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35年春，李立三决定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批准。阎红彦在新疆没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 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 （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阎红彦走后不久，又派刘长胜再次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回国。当时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在回国途中遇到不少艰难曲折。他先是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再转新疆入境。在新疆找到苏联驻新疆的一位代表，把关系联系好以后再往内地去找党中央。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寄宿，夜里十点多钟，忽然有人在院外急促地敲打大门，并大声叫嚷：“我们是查店的，快开门！”刘长胜一听，知道是来搜查共产党人的，乘机跑到隔壁房间去了。原来他一住进旅店，就注意到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伙做生意的商人。因为，他们备有骡马，房里又放着很多布匹货物。他跑进去后就和那伙商人聊起生意经来。来人闯进屋内，凶狠地盘问有没有共产党？那伙商人齐声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