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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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欧周刊》第67号上了。
李立三公开发表的文章对蔡和森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蒙达尼（的）同学宣告勤工俭学“死刑”的意见，“触目惊心”、“最可骇怪”。勤工俭学的目的应为“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将资本主义完全推倒。”以促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携手为主要目的的勤工俭学活动，应该坚持下去。李立三认为，找工困难只是暂时现象，只要“勤工俭学者自家猛省”，丢掉“精神上虚荣主义之蒙蔽”，克服“惰于劳动的恶习”，勤工俭学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而那种向军阀政府要求津贴，达到读书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聊的”。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此时的李立三，已完全抛弃了过去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曾经相信过的工读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认为中国工业不发达，缺乏参加工厂劳动和工人相结合的机会，又受封建主义严重束缚，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条件。因此，在法国坚持勤工俭学，可以很方便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作为革命的第一步，先同在法华工相结合，促成工人的觉悟，把工人组织起来准备中国革命的干部。
文章发表后，徐特立看到后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连载于《旅欧周刊》第68、69号，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几天后李立三又收到赵世炎写来的信，也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并说要见他。当时，李立三和鲁其昌、黄齐生、徐特立等人住在三侠孟，赵世炎、罗汉等人住在三得建。没过几天赵世炎便如约来见李立三。见面后，他们谈得极为投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完全一样。
李立三的主张还得到刘伯坚、刘伯庄、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人的支持，纷纷站到坚持勤工俭学这方面来。这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就自然地分裂成以蔡和森与以李立三为首的对立两派。
这两派的主要代表如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分歧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而不是两个主义和两条路线的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导致了组织上的分离，所以，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没有参加史称“二二八”事件的示威运动。
三、因故不参加 “二二八”运动
随着停发维持费日期的临近，学生们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馆请求设法维持。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连续发电给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学生困难情形，请速汇款救济。二月下旬，北京政府复电称：“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
公使馆向学生宣布政府回电内容后，主张勤工的一派学生，当然没什么反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希求政府津贴有什么着落，他们关心和努力的，就是在极力向各机关交涉“觅工”，争取多得些“位置”。而反对做工的一派学生在得知政府回电消息后，知道维持费肯定是难望继续了，便认定若再不直接行动，不可能达到任何要求。于是，便有了“二二八”运动。
2月28日，“求学派”学生400多人集合于中国驻法使馆，要求每月给学费400法郎，以4年为期（因此，也有人称之为“44”运动），公使不允，学生不散。至午后，陈箓偕留学生监督高鲁，往大众聚集之公园当众演说。学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400法郎之请，将其围住。“双方争执，陈退回使馆，众尾之，突有法国警察向前解散，是盖国内政府与驻法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学生谨训，虽以生死当头之面包问题，犹能从容退让，随驱随散，未至流血……代表在使馆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挟之出，至警署告以：‘此（乃）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君等可归寓矣！’学生方面主张‘勤工’者，当然愈坚其主张，广布其意见，冀得多数同情者，以坚‘勤工神圣’之壁垒。”
李维汉曾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
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李立三在回忆中则说：
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赵）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这次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次行动，但对中国大使馆勾结法警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后，我们便明确地表示：①坚决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②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会。为此，我们劳动学会的八个人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大使馆勾结法国反动派殴打学生。至此，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才解除了。
四、组织勤工俭学学会
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这一派，为了加强对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运动的领导，曾提议建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由于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称之为“劳动学会”。该会最初的8名成员是：李立三、赵世炎、刘伯坚、吴明（陈公培）、鲁易、袁庆云、周钦岳、熊自难。
1921年3月1日，劳动学会联合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互助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团体，写信给华法教育会，称：会长先生，我们愿意勤工俭学的同人，因历史的关系，向贵会简明质问：“我们是任何工作都愿做的，而我们的生活问题，迫不及待，贵会能否于最短时期内，对无工者绝对负介绍工作的责任？”
华法教育会于3月4日复信：“今见来书，首先揭明勤工俭学根本主义及同学志愿，无任钦佩，本会自当竭其能力介绍工作，尤望同学速起组织健全之勤工俭学会，始基既固，扩展工期，将来美果实现。”
于是，遂由勤工俭学者同盟会同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赞助会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促成会，草拟留法勤工俭学会约章。复经本年3月28日勤工俭学者代表会议，修改通过，决定留法勤工俭学会自3月28日起正式成立。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共同的信条。
勤工俭学会的成立，迅速得到大家的响应，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报名参加这个组织，“两千多勤工俭学生当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都是这一组织的积极分子。赵世炎和李立三是“勤工俭学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而“劳动学会”又成为勤工俭学会的领导核心。
五、创办华工俱乐部和《华工周报》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其领导成员便商定：马上带领大批同学离开巴黎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梭史乃德工厂去做工。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勤工俭学会成立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发起人和负责人是留在巴黎，还是下厂做工？如果把大批的会员动员进工厂，而我们几个负责人留在巴黎，显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怀疑。如果到工厂做工，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又无人负责。因此，我和世炎同志商量，我们两人分先后也进工厂。于是，我同第一批学生（100多人）到了克鲁梭（史乃德）钢铁厂……个把月后，世炎同志在巴黎把学生安排好以后，也到了克鲁梭，我们便在一起工作。
史乃德工厂是一个大型的机械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生产军械和战车，战后则生产车辆和农业机械。这里招收中国勤工俭学生，主要用来做厂里杂工，今天搬运钢铁，明天装卸货物；另一部分调往消耗体力很大的翻砂和锻冶车间。这些工种的劳动强度普遍很大，而且容易出工伤事故，而工资仅仅略高于学徒工，每天只有10多个法郎，去掉当时很低水平的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
李立三就被分配当了一名翻砂工，在熔铁炉旁工作。他每天面对滚烫的铁水要不停地搬动上百斤乃至几百斤重的铸件，且分早、中、夜三班轮流，睡眠颠倒，饮食无常。“工作一天汗流一斗”，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疲劳不堪，浑身像散架一样，苦不堪言。
对于李立三来说，这种紧张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对于他的成长进步、乃至整个人生世界观的树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使得李立三不仅身体力行地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艰苦劳动生活，也实实在在地清除了头脑中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在工厂带李立三干活的工人师傅，是法国共产党员。他对李立三的劳动态度和爽朗的性格很是赞赏，常向他讲述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情况，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李立三始终不忘这位工人师傅对他的教诲。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个翻砂工人，我的法国师傅是共产党员。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要革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明确的，但是如何革命这是不大明确的。”
李立三一面紧张地劳动，一面始终记着他所主张的勤工俭学的最终使命：“促使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二者携手，杀一个七进七出……”在克鲁梭，当时有华工2000多人，李立三为了把华工团结起来，努力在华工中开展工作，开办夜校，并牵头办起了华工俱乐部，还创办了油印的《华工周报》，李立三身兼数职，既写又编，还亲自印刷。当他得知这些华工都和法国资本家订有包身合同，便带领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开展解除合同的斗争，许多华工因而获得人身自由。在共同的劳动和斗争中，李立三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热心公务，喜欢出头露面的李立三，很快就成了在法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有声望的领袖。”
六、消除分歧走向联合
周恩来于1921年12月写的一篇通讯中指出：“本来是共患难的朋友，只因为一时意见不合，便各自分开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们主张的实现：一方请愿得了维持费，一方走入工场，两方的生活都算暂时有了着落。但是何能算安定？至于求学的大目的，在这两条道上，更成了绝望的倾向。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
这是对以李立三为代表和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两派学生从分歧走向联合的真实写照。
当时，蔡和森、蔡畅、李维汉、李富春等组织了“工学励进社”（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没有参加“勤工俭学会”。
“二二八”运动结束后，李立三与赵世炎研究了同蔡和森以及他所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同志们的团结问题。他们认为蔡和森等都是勤工俭学的优秀分子，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的，应当主动团结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他们决定写信给蔡和森，表达他们的愿望。在征得对方同意后，赵世炎又专门去蒙达尼与蔡和森会谈了3天。双方共同认为争论已经过去，现在观点完全一致，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定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行动。
赵世炎回来传达后，李立三与“劳动学会”的其他成员都十分高兴。李立三与赵世炎商量，为了统一领导在法华工和勤工俭学生的工作，只有“劳动学会”是不够的，因而提出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的主张，并写信给蔡和森征求意见。蔡回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名字叫“少年共产党”。李立三、赵世炎再去信表示，名字不计较，只要有一个共产主义的核心组织，把华工与学生统一领导起来就好。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内部团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
1921年7月23日，李立三以“劳动学会”代表的身份，应邀去蒙达尼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召开的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议建立“少年共产党”，李立三以来宾身份在会上讲话表示同意。由于郭春涛等人坚决反对，发生争论。李立三不便参加“工学世界社”内部的争论。通过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和以蔡和森领导的“工学世界社”已经消除了分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两派团结起来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公培等为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党的组织，都同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有过通信联系。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写道：“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第二篇通信中明确指出：“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在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闻公主张社会主义……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府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鄙意以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若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挨板的自然进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便成了完全机械论的哲学。”
蔡和森接信后，曾和李立三等商量准备成立共产党，但由于他们忙于参加和领导“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而未能具体实施。
七、拒款运动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朱启钤、吴鼎昌赴法，秘密谈判中法借款3亿法郎（后增至5亿法郎）问题。这次所谓“借款”的真实企图是：一为维持经营不力、行将倒闭的法国中法实业银行（2亿法郎）；二为政府购买军火，进行罪恶的军阀战争（7500万法郎）；三是经手人回扣（2500万法郎）。更不能容忍的是该项借款，以中国的印花、烟酒等税和滇渝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