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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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长胜沿途以做生意为掩护，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但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的工作虽然一时还没见成效，与中共中央仍然还没联系上，但后来事情的延续恰恰说明正是李立三为恢复联系做出了特殊贡献。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党，与张国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2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3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经过“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带，于1935年11月初 （早于阎红彦、刘长胜）最先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一一陕北瓦窑堡。
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各以六个月（二月至七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
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7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6人牺牲，1人被捕。
1936年3…4月间，中共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达陕北保安。
1936年 6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电台设法送到了陕北，到这时，中共中央才有可能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此际，李立三与李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后，正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一一索契，苏共中央的疗养院度“蜜月”。正当他们俩处在相亲相爱甜蜜的生活时，7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突然从莫斯科赶到海滨，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很不寻常的举动，让尚处在幸福之中的李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以为康生是来命令李立三回国的。
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谁也翻译不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读懂电报的内容。这时，他们终于想起了李立三，立即派康生专程赶到索契找他翻译电报。李立三当然很快就把电报译出来了。
这封电报长达2000多字，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去年冬天到达陕北后，粉碎了张学良、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党在西北建立大本营的基础……”电报还说“你们派出的人，林育英 （即张浩）12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 （即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了6人，余1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康生拿着李立三译出来的这份电报，马不停蹄，当晚就返回莫斯科了。
7月2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收到你们用李复之 （即林育英带回）的密码发长电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点。”这说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首次恢复联系的密码是由李立三编制、林育英带回来的。
从此以后，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讯编码、翻译，就成为当时李立三的另一项经常性工作。
七、主编《救国时报》
1935年至1938年在苏联莫斯科编辑的《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法国巴黎注册并公开印刷发行的。它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鼓动和指导海内外同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渗透了李立三的大量心血。
1935年6月，李立三从阿拉木图执行特殊使命的岗位上被共产国际调回莫斯科后，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任部长，同时担任《救国报》的编辑。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已开始形成，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它们的侵略行动，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形成。在国内日寇继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又不断发动新的侵略，妄图进占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同年夏天与日寇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牺牲冀察两省的主权。全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此，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出版《救国报》，作为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内，在莫斯科组稿、编辑、排版、打出纸版，再航寄法国巴黎印刷，向国内和世界各国发行。《救国报》于1935年5月创刊。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报纸最初由廖焕星负责主编，不久就由李立三接任。由于王明要直接控制，因而李立三和廖焕星都没有主编的名义，但他是全面负责的。
报纸创办不久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抗日和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报纸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禁令，从国外秘密地传入国内白区的北平、上海、重庆等地，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远动的爆发。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又派张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秘密回国，于11月下旬抵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中央随之于11月28日也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公开发表的《八一宣言》，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兼之，这年9月，《救国报》曾全文刊载了蒋经国在苏联写给他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并申明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苏联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相继转载。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很快传遍海内外朝野各界。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大发雷霆，立即授命驻巴黎大使照会法国政府，以内阁决议案取缔了《救国报》。
对此，吴玉章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写道：
十一月初我秘密到达巴黎……但这时法国政府忽令《救国报》停刊。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救国报》实际上共出了16期，《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出第1期，初为周刊，不久改为5日刊，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共出152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创刊号起，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惟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的电台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破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突破了泸定桥。1935年5月，身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突破蒋介石反动派阻隔，先返回上海，8月5日离开上海，于8月20日到了莫斯科。李立三与陈云远在他乡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中，李立三从陈云那里了解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亲身见闻，就以老朋友身份委托陈云出任“临时记者”，利用工作、学习之余撰写长篇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的真实历程。从1936年3月起，《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连载，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读者，许多爱国人士从这篇报告文学中认识了红军。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而苦闷过，当他看到《救国时报》，看到《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一下子认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而倍感亲切。
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了1937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配有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整整登了一大版。此期间还连续发表了杨定华写的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纪实通讯：“雪山草地行军记”，共40节。《救国时报》不断地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大的鼓舞。
因为《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欢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5000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而且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43个地区和国家，拥有9600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都有它的读者。各地读者争先抢阅，“互相传递”，一张报纸常常要“传给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看”，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
《救国时报》受到如此欢迎，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指针”和“向导”。
《救国时报》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导海内外同胞抗日救亡运动方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联系最为密切，及时报道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集会、反日罢工、援绥运动、援救“七君子”和由宋庆龄、何香凝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等消息，发表了以毛泽东名义写给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四人的信件等。为此，陶知行特地写诗赞扬《救国时报》：“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联合战线，不是做好圈套；诚心要停内战，不敢胡说八道；广播大家呼声……主张国共合作……还要收复失地，一定必须做到；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大家若想救国，人人必须投稿；请问投到那里，自然《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它经常以整版篇幅详细介绍抗日联军出没于林海雪原、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杀敌的壮烈义举。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于1936年8月12日写信给《救国时报》说：
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的欢迎。我们更应该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中捐出国币1300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
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
在主编《救国时报》期间，李立三为该报亲自起草了许多社论和长篇政论性文章，除署名李立三之外，还分别署以李明、敏然、阿三、苍木、唯真、李农志、李诚等假名，但更多的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他发表过“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