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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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命到共产国际作检讨以来，10多年间，他曾多次申请回国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但一直得不到批准。而且他在被无端关进监狱出狱后，也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1945年6—7月间，李立三托郭沫若给党中央带信，再次提出回国请求。
就在这年9月，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把李立三叫去，通知他可以作回国的准备。很显然，这是中共中央交涉的结果。从此，李立三可以每天到联络部去读报，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刻等待着回国的通知。
李莎得知以后，心中忐忑不安，她担心从此夫妻分离，团聚无期。李立三耐心安慰她：我的战斗岗位在中国，必须回国。我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回去以后，到报社当编辑或作俄语翻译都可以。一旦条件成熟，就接你和孩子回去。你可以去学校教俄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安安静静，永远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小房间，这是李莎当时最大的期望，她也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事实上，她也深知，她的丈夫的事业只能在中国，作为妻子，她必须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回国的决心。
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饭，一直持续到天亮。正当她们在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去。李立三因外出采购年货，晚上9点才回家。他得知后，便直奔联络部而去。家里人对李立三此去的吉凶深感不安，10点多钟还不见人归来，焦急万分，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后来也说，刚开始他也以为是又被逮捕了，并做好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时过11点，李立三回到家里，心情无比激动。李莎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李立三像小孩子似的说：“你猜猜，找我有什么事？”接着又说：“亲爱的，你是不会猜得到的，我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李莎简直不敢相信，反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你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怎么可能呢？”这时，李立三详细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到苏共中央联络部，潘友新部长对我说，接中国党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向你祝贺，并通知你可以无条件回国。当时，事出意外，还以为是听错了，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一遍，我惊呆了。一时百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十多年，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部长的催问下，我只是连声地说：我要立即回国。部长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在苏联还是保密的。部长给我看，是表示对我的信任。”
这个意外的喜讯，给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李立三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感激的心情，含着热泪对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他激动得彻夜未眠，顾不上吃年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他被书中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所吸引，想着又可以回到祖国大显身手了，他在思考和筹划着回国后为党为人民效力的美好前景，决心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
李立三动身回国之前，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携带妻子和女儿英娜一同回国的申请，但未得批准。夫妻俩马上面临分别的命运。对李立三的回国，李莎是既高兴又发愁。她最担心的是她可能从此要与李立三永远天各一方了，因为过去许多在苏联有妻室的中国同志回国，都没有获准带家属同行……但是，妻离女别的遭遇，不能阻止李立三回国的急切心情。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吻别妻子、女儿，与杨至诚、袁牧之二人一起，乘火车长途跋涉抵达海参崴。在等候回国的飞机时，李立三给李莎寄去一封信，说他回到国内一定想办法接她来中国团聚。
李立三于1946年1月底从海参崴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达哈尔滨，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大地。他通过努力，终于办好了李莎来华的各种手续。在罗荣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机，把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来华的文件带到莫斯科。李莎见到批准书后，喜出望外，她庆幸很快就可以飞到丈夫的身边了。
李莎要带女儿英娜去中国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了。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的亲友们，都竭力劝说她留在苏联：“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现在又要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那里的生活将要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艰苦和动荡不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去呢？”李莎毫不犹豫地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去？我作为中国人的儿媳妇，也应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把力。李明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我应当到他的身边去，协助他完成崇高的事业。我热爱故乡，热爱莫斯科，但现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够不去吗？我已经做好到中国去过那种艰苦、危险的战争生活的准备。”
正当李莎在莫斯科积极准备来华时，哈尔滨的战事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疯狂进攻，我军曾一度考虑撤离哈尔滨。显然，这种时候李莎不宜来中国。李立三赶紧先发出了电报，9月20日又写了下面这样一封长信：
我亲爱的丽扎：
五天连续收到您的两封信，是喜出望外！每封信都反复看了好几遍，不时停下来拭泪。您不相信吧，可当我读这几封信的时候，我的确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您想像不到，我是那么想念您。当然，到了办公室，就能忘掉一切。可是一回到家里，顿时感到孤单、空虚。家里的确是空荡荡的。我住五间房，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位同志，是我的下级，我们之间谈论的都是公事，心事却无法向他们诉说。
我们这所住宅，非常像俄罗斯的郊外小房，周围是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每当我在花园里散步，我总是想起您和小女儿。心想：为什么我的丽扎和小英娜不在这里？为什么她们不能跟我在一起？我们何时才能团聚？假如她们能在这里，我的生活该多么美满，她们母女二人又会多么幸福呀！瞧，这里有一堆沙土，小英娜来了，可以在这里玩。我想起了去年她是多么喜欢玩沙子啊，还让我用沙子给她堆成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现在她在哪里呢？是不是还在玩沙子？或者和保姆一起在公园里散步？
丽扎，这三个月来，东北的形势比较平静。我们的工作虽然很紧张，生活还算安定。假如您在这里，您一定会十分满意，可惜您还没来。眼下形势又开始起变化了，战火重新燃起，短期内，战争是不会结束的，您又偏赶在这种时期来。难道我们俩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艰难时期才能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困难时期我有你这样的亲人在身边，就能力量倍增，去克服困难。可是您呢？我为您感到痛惜！您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我没有任何欢乐，简直没有真正的生活（注：指李立三l938年在苏坐牢时期）！
昨天，我本想给您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日趋复杂，暂勿启程，一俟形势明朗，再定行期。”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沉，去找一些同志谈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大家都说：你们丽扎一定能和你一起克服一切困难。后来，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您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却叫您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您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为的是什么呀？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您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假如战争时期我们不能在一起，那么我们再也不能团聚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呀，丽扎！
几个月前，我们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和平解决还抱有希望。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不过是幻想。敌人迫使我们打仗，我们就决心打下去，一直打到胜利。是的，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们不仅要同蒋介石，还要同美国人打仗）。但是，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丽扎，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恐怕会很难过。不过，这都是事实，前景就是这样的，我有义务明明白白地告诉您。我相信您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在我们撤离哈尔滨之前到达。否则您要找到我将是很困难的。
吻您！亲切地吻您！
你的明
9月20日
李莎非常理解李立三此时的矛盾心情。读完信后，急于来华与丈夫团聚的她立即到莫斯科饭店会见了罗荣桓，终于拿到了由苏联边防军司令签发的过境通行证明，9月24日，李莎匆忙告别了老母和兄嫂，在林莉、孙维世二人陪伴下，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当列车徐徐启动，李莎抱着刚刚3岁的女儿英娜，向站台上为她送行的亲友挥手告别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默默地说：再见吧，莫斯科！再见吧，亲人们！我将永远怀念你们……
列车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昼夜向东方的中国奔驰。在苏、中边境小站——满洲里，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走进车厢，向李莎敬了一个军礼，亲切地报告：“首长工作很忙，派我来接您！”在李立三的警卫员照料下，李莎一行换乘一列载送外交文件的专车，于10月6日安全抵达她的第二祖国——中国哈尔滨，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吉林街11号安了家。
1947年10月，她们的第二个女儿雅兰就降生在这里。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
一生传奇的他，继续书写着传奇：参与军事调停、
担任敌工部长、保护丰满电站……
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他被压抑了15年的工作激情，
像火山爆发般喷泻而出；
无意中，他却与林彪结了怨……
一、东北调停中的中共首席代表
李立三辗转回到国内后，暂时就留在东北工作。
此时的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也是各种利益矛盾激烈冲突碰撞之地。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4日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成立了东北局，彭真为书记。9月19日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紧接着，派出了10万大军和两万干部陆续进入了东北，与国民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
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则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1月1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提出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
1月3日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
1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1月13日，军调处三方代表：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特，飞赴北平执行任务。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停战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悍然宣布《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几省。他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特别是经过我东北军对蒋军的奋勇抗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27日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29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因此，饶漱石乘美国飞机由北平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东北局的彭真、林枫、李立三、伍修权等到机场迎接。饶漱石向东北局传达了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除了在沈阳成立第27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等地设立四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彭真等研究后，决定由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与伍修权参加在沈阳的第27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是莫文骅，本溪小组是萧华，四平小组是耿飙，辽西小组是王首道。4月4日，李立三、伍修权等就从梅河口到东丰机场和饶漱石、美方代表贝鲁特少将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任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在第27小组的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中共代表活动的军警特宪。
最初，代表国民党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中与我军有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因此，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系，很快就把他撤换了，来接替赵毅的叫蔡中濂，也是一个中将，东北人。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换为泰勒上校，他们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
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长篇报告《东北情况》，交给了党中央。这个报告是他回国5个月对东北地区的调查和研究的总结，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报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汇报了他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在东北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衷心感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让李立三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派他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主动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