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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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饶漱石调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东北调停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权为副手。小组由沈阳迁往长春，住长春东北旅馆。国民党代表住在中国旅馆，美国人住在大和旅馆。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
李立三担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负责人，惊动了美蒋情报部门。他们很快搞清并公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立三历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派特务在李立三的住处长春市东北旅馆安上窃听装置，严密监视李立三的行踪和出入人员，给李立三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李立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问题和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最终达成了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金人。李立三还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谈判，迫使国民党从松花江北和江桥以北的据点撤到江南去，并停止修复松花江大桥，以保证江北解放区的安全。这些谈判活动，为我军在东北地区争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时间作出了贡献。
伍修权在回忆中写道：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李立三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比如有一次他与我一起会见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李立三寸步不让，严正指责对方的无理言行，捍卫了我党的立场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一次在拜访国民党军队将领廖耀湘时，虽然李立三与廖耀湘有同乡之谊，但在廖耀湘自吹国民党也是为国为民时，李立三很不客气地马上加以反驳，并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求民族解放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劝说后，这对同学才停止了争论。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了。随即，李立三被调回东北局（在哈尔滨），他把第27小组的工作交给了伍修权。
二、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他与林彪之间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不过是叶挺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他们相互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就天各一方。
1946年 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也没什么，以李立三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是个“能上能下”的人，只要有工作做，他很少计较权大权小。但令李立三始料未及的是，在与林彪极为有限的共事中，竟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使得林彪与他结了怨。
之一、梅河口“放炮”埋下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萧劲光等。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东北地区同全国一样，暂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做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其理由是，东北的人民军队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民主联军的总司令部应该有到达东北来的所有部队的代表参加。会议争持不下，没有取得统一意见。
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这一调整，说明党中央对不久前梅河口会议上的分歧意见作出了正式结论。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更是“刺激”了林彪，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不解的祸根。
之二、他竟敢批评林彪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林彪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敬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做驯服工具。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作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据一位知情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惟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到：“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一双大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心里想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立三。当然，他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李立三的话并没有完，仍旧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这一下子弄得林彪原来那张蜡黄的脸，顿时涨红了起来。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李立三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大家都替这位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一把汗。
之三、为“救”孙维世而终身受屈
孙维世是周总理1939年从延安带到莫斯科去学习的一位烈士遗孤，后来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专业。1946年l0月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随同她一道回国的就有孙维世。因此，到哈尔滨后，孙维世就住在李立三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未结婚，加之林彪当年在莫斯科曾经拚命地追求过她，她一回国立刻引发了争风吃醋的风波。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偷偷地把孙维世用飞机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逐渐平息了下来，李立三暗中庆幸。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总理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吗？”李立三着了慌，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这个电报呀！”总理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我就是收到过你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了呢？”李立三见总理生气了，不好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生怕林彪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字给周恩来发去上述内容的电报。对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像这样内容的电报，当然只能属于闲事的范围。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无稽之谈去向总理进行解释。李立三只好是受了一辈子的“屈”……
其实，李立三做梦都没想到，林彪的企图，并非自哈尔滨始，而是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
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这群青年人当时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林彪给他们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除了惶恐、惊疑之外，不知所措。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吃过晚饭，他领着这位比他小13岁的女青年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去。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在再三求爱不得的情况下尽管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好再勉强了：“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呐！”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4年生下了林立衡，1945年又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林莉回到哈尔滨，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欣喜若狂，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盛的晚宴。
当时，林彪在东北局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重新赢得孙维世时，哪知被这个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这一连串的事情，在林彪心中埋下了对李立三仇恨的种子。
三、在东北局敌工部长任上
在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上发生分歧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由梅河口迁到哈尔滨。
6月26日，东北局就东北局领导人员分工问题向中央报告，又提出由彭真担任我占区和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并担任社会部的工作。6月2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东北局的分工。
李立三回到东北局后在东北局担任联络部部长和敌工部部长职务。一时，在苏方人士中流传着李立三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之说。
7月上旬，李立三出席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扩大会议。
10月28日，李立三以东北局敌工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局会议上汇报了在国民党军内开展工作的情况。
真是冤家路窄。原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苏联克格勃重要人物、曾经诬告陷害过李立三，把李立三抓进监狱，并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和李立三对质的马尔特维奇，早就在哈尔滨中长铁路局担任副局长，只不过他己改名为卡尔洛夫。李立三经常要和他打交道，联系工作。一次，为一件小事，卡尔洛夫无中生有地对林彪说，李立三是托派分子，美国间谍，为美国人服务，现在又挑拨破坏解放军和苏联的关系，他搞外事工作是不适宜的。卡尔洛夫以苏联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表示他不愿再同李立三打交道了，实际是要求东北局撤换李立三的外事职务。林彪为照顾与苏联的关系，征得李立三同意，李立三不再担任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专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1947年 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中央和各级党委都要成立城市工作部，因此把原敌工部改称城工部）部长，后于1947年5月9日被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战场上的作战，派遣人员进入蒋管区去“发动第二战场”，搞情报，特别是要搞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从此，李立三全力以赴开始了对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国民党占据东北的军队，有从云南省调去的93军（军长卢俊泉）和 60军（军长曾泽生）。为了对滇军开展策反工作，党中央从延安把云南籍干部刘浩（在云南时叫刘若坚，在延安时叫刘健）、李竞、刘惠之、苏民、徐克、左仲云等派到东北局。1947年2月，党中央给东北局发电报称：“刘浩今后的工作完全由东北局决定。”刘浩到达哈尔滨后，把叶剑英亲笔写的介绍信交给了当时担任敌工部长的李立三。从那时起，刘浩就在李立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
图29：1947年，李立三在哈尔滨与夫人李莎、女儿李英娜在一起
1947年3月，东北局成立了滇军工作委员会，由李立三兼该委员会的书记，李立果、刘浩为副书记。下设吉北、吉南、辽北三个联络处，具体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吉北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