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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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苹陌才牛夜木媒ㄉ柙斐芍卮笏鹗А＝莆一拐茄┥霞铀Ｔ诠冢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左”的思潮发展，狠批“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造成人人自危；“大跃进”以来种种矛盾的积累，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样，我们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大危机。
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把1954年撤销的6个中央局重新恢复起来，作为中共中央在各个大区的派出机构。相继任命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柯庆施、陶铸、李井泉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第一书记。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祝贺各中央局成立时说：中央局的任务是：“统帅一切，贯彻一切，承上启下，顶上护下”，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六个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打不烂的独立经济体系。
在此形势下，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工业部、交通部和财贸部撤销，把3个部的干部调往新组建的几个中央局。当时，中央决定，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林铁任第二书记，乌兰夫任第三书记，李立三、刘仁、陶鲁笳、解学恭、苏谦益任书记处书记、张邦英任候补书记。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它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今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1月18日，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
当时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煤炭、木材、运输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大，严重地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进行。那时，山西煤炭的生产与调配是全国的重中之重，因此，周恩来特别关心那里的情况，及时帮助山西解决困难，调劳力，增拨粮食、白酒，保证井下工人的物资供应。
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全会。
之一、组织大同煤矿工作团
为了以实际行动落实全会的精神，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身为华北局分管工业的书记，李立三首先组织了一个有华北局、中央林业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参加的庞大的林业工作团，由华北局计委副主任刘玉柱带领，前往大兴安岭林区狠抓木材生产。接着又组织了赴开滦和峰峰两个煤炭工作组。1月24日，李雪峰在华北局召开的京、津、太原三市汇报会上说：工业企业的十二条怎么搞法，要有一个组织，华北局由李立三、苏谦益、刘星、张铁夫、郭春原、刘莱夫、黄文、瞿英等组成，同时，京、津各指定一人参加。李立三在参加完全会几天后于1月25日亲自到大同，组织起有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央煤炭部、山西省委和大同市委60多人参加的大同煤矿联合工作团。其任务是：把因放“卫星”而伤了元气的煤炭生产抓上去，同时为参加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后简称“工业七十条”，下同）进行调查研究，做好准备。为此，他于1月、3月、4月先后3次到大同。他不顾旅途疲劳，总是一下火车就开始工作，无论白天、晚上，一天三班，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脚迹走遍矿务局各个角落。对来自工作团成员多次劝他适当注意休息的建议，均不采纳。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总理交给我的任务啊！他严厉谴责了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关心工人疾苦的恶劣作风；他不听劝阻、不顾安危，两次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去看望战斗在第一线的挖煤工；他事先不打招呼多次直接到工人食堂去排队买饭吃，以了解工人食堂的真实情况；他深入工人宿舍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疾苦；他提出要把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为此，他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人打电话，给矿工调拨莜面和牛、羊下水；要求矿党委作出决定限期解决工人喝开水、洗澡的问题；要求山西省团委书记王德总结宿舍工作的经验；他到职工医院看望伤病员；到老白洞煤矿视察瓦斯爆炸现场，亲笔为死难烈士写了长篇悼词，反复强调“生产必须安全，安全为了生产。”为解决井下工人不安心在井下工作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实行义务轮换工制度的设想。他反对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提倡多劳、多吃、多得、多用。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计件工资制度。提出在目前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还可以学习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办法，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班组、个人，奖励实物、奖励优待购物券。他主张对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可以给高薪，实行技术赎买，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科学，不能单凭热情办事，要认真吸取过去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的教训，一定要加强企业管理。不然的话，就会受大自然的惩罚、吃苦头。以上这些思想，在后来起草的《工业企业七十条》中都得到了体现。
3月8日，李立三第二次到大同，深入第一线总结了“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回采五队是怎样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经验，”3月17日写信向李雪峰并华北局汇报，华北局很快将此汇报以正式文件转发给华北各省、市、自治区。
但是，3月18日上午，华北局研究室的高仲禹（参加大同工作团）向李立三汇报了煤炭部长张霖之3月16日关于不同意李立三在大同的一些做法的讲话。由于李立三受薄一波之托要去峰峰煤矿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暂不能前往大同，他就要高仲禹立即赶去大同向黄书麟（华北局经委副主任、联合工作团党委书记）、王金林（煤炭部部长助理、联合工作团团长）、赵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工作团抓整风）、池必卿（山西省委工业书记、在大同抓整风）作了传达。
4月30日下午，李立三在听取华北局经委主任刘星汇报参加全国经委主任会议的准备情况后说道：“张霖之到焦作，观点改变了，与我们在大同的搞法一致，讲话中有自我批评，认为（当前）主要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命令主义。李富春同志要我到煤炭整风会议上去讲讲大同的情况。我去讲了两个反复的原因，三年大跃进，二月下降、三月上升，四月又下降，原因主要是工作部署上的错误。”
5月8日，李立三在同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说道：“5月2日安子文的讲话与池必卿的讲话强调不同。大同（工作团）研究的结果，是照安子文的意见办。王蕴心（大同矿务局党委书记）不同意，要照池必卿的意见办。安子文强调整风主要是整局、矿两级，池必卿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我给池必卿谈了以后，他说他同（李）雪峰说过。从他的思想发展看，一直是以整工人为主的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之二、奉命去邯郸
3月20日，李立三奉薄一波之命到达邯郸，第二天由邯郸市委工业书记刘英陪同到达峰峰煤矿，为的是去解决那里领导干部之间的分歧。在此之前，华北局由瞿英率领的工作组早已在峰峰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究竟该如何组织生产。以党委副书记、局长李春斌为一方，坚持搞突击，创高产日，即放“班产卫星”。而以市委工业部长杜文敏和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为一方，则以大跃进中的教训，不同意李春斌的意见，主张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稳步前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有的甚至认为前者是高举三面红旗的先进思想，后者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李立三非常耐心地分别听取了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副书记王丕成、局长李春斌陈述的理由，先后在五矿和二矿召开了区段长和支部书记座谈会。3月23日，在矿务局党委会议上，首先肯定了峰峰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煤炭年产量由300万吨上升到800多万吨，3年增加了两倍，创造了奇迹。然后强调指出，一定要认真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煤矿整风的意见，认真搞好边整边改，大整大改，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工作。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稳步前进。这实际上是支持了杜文敏和王致道的观点。
这次在峰峰煤矿，他又一次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主动到工人食堂排队买饭吃，给广大矿工以很大鼓舞，长时间后还在一些老工人中传为美谈。
李立三离开邯郸峰峰矿务局后不久，4月6日至13日邯郸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企业整风应该着重解决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畏难松劲情绪。随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煤炭部基建局局长范文彩、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吴砚农、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郝田役、省煤炭管理局局长邹桐等率领工作组到峰峰矿务局解决该局长期完不成生产任务的问题。工作组认为：邯郸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王致道“思想右倾，缺乏组织力和魄力”，并决定将其调离峰峰矿务局，同时任命河北省科委主任苏峰为峰峰矿务局党委书记。此后，峰峰矿务局的生产局面并没有改变，原煤生产继续下降。
4月18日，李立三在听取刘星关于华北地区钢铁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在发言中说道：“（在）峰峰（矿的问题上）也与煤炭部的看法不同。煤炭部认为，产量上不去，是由于王致道右倾。因此，主张揭盖子，对王致道进行批判。我去以前，（薄）一波认为有怀疑，要我去看看。王致道虽有错误，特别是杜文敏，是观点错误，（注：当时认为是右倾保守）但不是当前的阻力……领导集中力量批判过去的事，这个作法有问题。回来（我）向一波同志说了。中央研究后，派赵汉（中组部副部长）去，不是揭盖子，而是加盖子，加强领导。王致道的问题，放在以后解决，这是正确的。”
5月8日，李立三在与苏谦益、黄文、刘莱夫、李泽等谈话中又说：“吴砚农、池必卿（分别是河北、山西的工业书记）谈的，与经委开会的情况基本相同。昨天与一波同志谈了一下，他基本同意我们的意见。”
吴砚农主张峰峰把王致道调走。李立三认为，王致道虽有观点错误，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李春斌主要是对下压、批，强迫命令。王致道去后，给李春斌纠正了，做了很多基本工作。煤炭部要撤（王致道的）职。赵汉去了以后很慎重。由于煤炭部很坚决，就调了一下。八个书记，就有七个不同意。煤炭部认为，只要批判、撤职，就会把产量搞上去，是不了解情况。因为峰峰发展很快，很多新矿，要作基本工作。
李立三这次在对煤炭生产的调查研究中，一直是顶着煤炭部、山西、河北两省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事实证明，李立三的一系列主张，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之三、痛呼安全生产
1960年5月9日13时45分，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煤矿15号井喷出强烈的火焰和浓烟，威力不亚于12级台风，随即从16号井口也喷出浓烟，巨大的风力把打钟工和跟车工摔成重伤，井口房屋被摧毁，地面配电所掉闸停止运行，电源全部中断，电话交换机失灵。此时，正是井下交叉作业时间，接班的职工已下井，交班职工还没有上来，两个班的905名干部职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经紧急抢救，事故死亡人数达682名，烧伤200多人，不少人终身残疾。
“五九”爆炸事故的发生，完全是由于“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在安排生产计划时层层加码，逐级下压的结果。当时安排老白洞矿产量猛增到152万吨，超出设计能力90万吨的52％。人们只是单凭主观愿望，不尊重科学、缺乏严格的管理，盲目蛮干。谁也不曾想到，大巷内积聚的煤尘正在集合动荡，淡薄的安全观念使事故隐患严重到甚至可以在井下举行电焊大比武的地步。事故发生后，整个矿井报废，教训惨痛。
时过半年多，1961年2月1日，李立三到现场视察，惨不忍睹，伤员躺在医院，死难家属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李立三亲笔写了长篇悼词，向因公牺牲的全体职工们——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向地球开战的劳动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李立三在悼词中首先讲了“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道理。他强调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要搞好生产，必须全面关心人，关心全体职工的生活、安全和思想。关心他们的食、穿、住、行、疾病、困难，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最重要的条件。尤其在目前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关心职工生活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委的领导干部，必须把关心生产安全，关心职工生活，当成自己首要的责任和义务。”
1月25日，李立三早上乘火车抵达大同矿务局，当天上午在听取矿务局党委汇报时，当他听到晋华宫、大巴沟矿没有工人澡堂的问题时，当即很气愤地说：“这是不关心工人的表现。工人上井没澡堂洗澡是不行的。全身都黑了，不洗澡还能休息吃饭？”李立三难过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应该这样。”他责问道：“难道修个澡堂很困难吗？”
当他得知同家梁矿把工人澡堂子拆了不修，矿上盖了小澡堂、高干宿舍时，李立三生气地说：“工人澡堂不修，而修小澡堂、高干宿舍，这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的行为，是国民党作风，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李立三说：“煤矿工人不洗澡，‘煤黑子’，这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没有工人阶级观点。”他责问矿党委书记：“刘素善同志，我不知道你的觉悟程度如何？但仅这一点就说明你没有工人阶级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你与资本家管理企业有什么区别？……这些事情，矿务局不是完全不知道，所以，也有责任。”李立三说：“三矿，在58年就有拖班拖点现象，工人说，‘那时（拖班拖点）大家是自觉自愿的，59年是半自愿的，去年就完全是被迫的。’这就值得我们深思，认真研究，找出原因来。”李立三特别强调要关心工人生活，解决食堂问题，解决买粮排队问题，解决工人上下班交通问题，解决洗澡、喝开水问题等等。“把关心工人生活摆在第一位来解决。要使煤炭工人吃饱、尽可能吃好。”
2月12日，李立三在山西省委谈大同煤矿的问题时说，我原来认为大同煤矿问题的关键，是干部中强迫命令，后来才发现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领导不关心工人生活。所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必须解决诸如食堂问题，下班洗澡问题，宿舍问题，喝开水问题，厕所问题，上下班交通车问题等等。现在的问题是领导和群众之间有隔膜，群众有怨气、不满。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群众才能真正成为领导者的靠山。
之四、力主改变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
1961年，李立三在深入煤矿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严重地影响到工人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因此，他多次讲到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1月25日，李立三在大同矿务局党委常委与工作团联席会议上说：“关于工资制度问题，从来是政治挂帅第一，物质鼓励第二；计时为主，计件为辅，从来不完全反对计件工资。我们是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体力劳动的计件工资，还不要急于取消……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