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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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反对计件工资。我们是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体力劳动的计件工资，还不要急于取消……因此，搞计件工资试点，不是不可以的。”
　　3月17日，李立三在华北局书记处办公会上发言说：“分配制度上也有问题，要看按劳分配原则贯彻的好与不好。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贯彻了。但是，还不够。也就是说，搞的还不十分好，多少还有平均主义。”
　　5月9日，李立三在华北企业整风座谈会上说：“生产关系中的分配问题，目前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企业中主要应该是多劳多得。解决的原则是政治挂帅第一，物质鼓励第二；计时为主，计件为辅。1956年，中央提出，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这个原则也对，这个总方针要遵守。当前，不是高低悬殊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是工资奖励中的平均主义。要调动群众积极性，解决平均主义是一个问题。一些单纯体力劳动的，如挖煤工，可以恢复计件工资。一切（都）实行计件（工资）不对，1956年前的教训不能忘记。机械化程度高的工种，不能实行计件。但手工操作的（工种）就可以实行计件。现在实行的‘综合奖’，仍然存在有问题，有平均主义。不行。应该把‘超额奖’建立起来，搞定额。我在大同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七八个支部书记异口同声地说，过去实行的‘死级活评’办法好。我同意在小范围试验。计件工资已经在两个队试验。大同矿务局张万福队试验恢复计件工资，结果比另一个同样条件的先进队的产量高一倍。同时，劳动力减少了，劳动不好的工人，队里不愿意要了。这件事值得深思。都恢复计件工资不对。总之，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其次，有些地方提出多劳、多得、多吃、多用的问题。现在轻重劳动不同，粮食定量不同，也就是多劳多吃……山西把旷工工人减下来的粮食归队分配，奖励给劳动好的人。这种做法好不好？可以研究，可以搞试点。多劳多用，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试行。如山西对超产的工人奖励购物优待券的办法，也可以考虑，这是一种分配方法，可以试验。工人拿着优待购物券，可以到商店里购买到一般难以买到的奇缺商品。”
　在解决分配问题上，早在1958年李立三还主张实行工龄津贴的制度。
　　1958年2月15日，李立三在接见湖北参观团时讲道：“老工人的福利，一点也不能降低，一个钱也不能够减少……所以，我考虑应该采取工龄津贴的办法。过去，有人反对搞工龄津贴，说这不是按劳取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我国的工资政策上，提出实工龄津贴，李立三是第一个人。
　　李立三讲了他主张实行工龄津贴的三条理由：“第一，劳动有现在的劳动，有过去的劳动，劳动也有积累。工龄越长，贡献越大，还是按劳取酬。第二，实行这种办法，有鼓舞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待老工人，鼓舞新工人，使工人能够安于本行。社会需要小学教员、勤杂工、低级技术工人，他们都不安心于自己的本行，而这些工种又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只有稳定，才能提高。要叫他稳定，必须有工龄津贴。第三，这样做，不至于因调整不合理的福利待遇，过多地影响到老工人的收入和生活。”

8。在邓小平主持下参与起草《工业七十条》
　1961年7月10日，李立三应薄一波之邀，离开北京颐和园内的“益寿堂”，赶到北戴河去参加《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起草工作。
　　当时，起草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小组成员有李立三、彭涛、王鹤寿、许力群、田家英、谷牧、梅青、郭洪涛、马洪等。根据分工，李立三负责起草原提纲中的第十章群众路线和第十一章党的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工作，工会、青年团工作，党的建设等章节。为此，李立三又邀集了原中共中央工业部的几位同志，他们是：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的贾步斌、刘明义，国家机关党委的赵海峰，中央组织部的马耀骥，华北局的苏谦益及华北局研究室的李泽、高仲禹和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杨惠杰等参加具体起草工作。此前，李立三在大同煤矿蹲点半年期间，已经组织联合工作团起草了煤峪口矿工作条例六十条，为这次参加起草工作做了充分准备，有了一定的基础。
　　《工业七十条》的起草，主要是因为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国营工业企业中原有的规章制度被废弃，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党政不分的混乱局面，生产形势已经走入低谷。李立三在发言中多次强调“要看清三分大不好形势”，坚持“不提大搞群众运动”。
　　7月31日，在分组讨论第十章群众路线时，李立三说：“群众路线一条，要从正面写，不搞高产日、放卫星。大搞群众运动，偏差比较多。所以，要写不应该怎样做，不提大搞群众运动，不提把先进水平变成全社会水平。”“一长制无疑是错的，但是一长制时期的一些规章制度是对的，是适合现代化企业的。我们应当否定一长制忽视党的领导，肯定正确的规章制度。五八年打破了一长制的束缚，群众发动起来了，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这是好的。问题在于对五七年前的全面否定，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敢想敢干发展为蛮干……五七年否定一长制，加强党的领导，对。但出现党委包办代替行政，强迫命令有所发展。党不管党，不做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严重，原来的行政一长制变成了书记一专制。不关心工人，生产积极性如何提高？原因何在？上面压任务，高指标。书记睡在炉旁，为什么？也是要任务，要数字，不关心工人。与其受几次批评，不如受一次批评，比如像峰峰煤矿那样……今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动群众，无法搞生产。”
　　8月6日，在讨论第三章“责任制度”时，李立三说：“厂长和矿长也有好的，也忙得要死，但他无法负责。因为，他说话不算数，而是书记说了算，是书记在直接指挥生产……在党委直接指挥和管理生产的情况下，厂、矿长无法负责，也不敢负责。因此，搞的很乱。这种乱，不能怪下面……必须肯定一长制时期企业管理有很多好的东西，是符合现代化科学规律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党委直接管生产，发号施令，党政不分。不要工会，党群不分……企业中，群众运动要搞。但是，不能不回忆这几年的教训，所以，不提大搞（群众运动）。”
　　“五九年的报告（注：指原中央工业部关于加强企业管理问题向中央写的报告），在庐山会议后，吹掉了。六0年下半年，高指标，压任务，强迫命令，群众路线也不要了。不是行政的强迫命令，而是党委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五九年问题很严重，直到现在，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有发展。
　　“要正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要看到两方面，正确估计这几年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也要看到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党把自己的领导降低到行政的地位，瞎指挥。对一长制的全面否定，对规章制度的全面否定，只强调思想解放、破除迷信，是走向另一个片面性，造成有章不循和无章可循。
　　“责任制怎样才能建立呢？……是不是要提政治挂帅几个字呢？要进一步考虑。在企业里，最大的政治就是生产。生产好就是政治好。职工评级主要是看其生产表现，不能单纯强调政治。在工交企业中，党支部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
　　邓小平专程从庐山赶到北戴河，于8月11日主持召开《工业七十条》起草定稿会议。李立三特别叮嘱秘书，对会议讨论的意见，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指示，一定要详细记录，以便会后好进一步修改。秘书是按他的要求做了的。可惜的是全部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三办李立三专案组给烧掉了，没有保存下来。
　　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小组讨论定稿后，把“草案”带到庐山，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修改，最后才形成了提交8月23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的正式草案。9月5日会议正式通过，9月16日向全国公布。这个条例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工业七十条》的公布和试行，对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起了重大作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由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国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9。“七千人大会”前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县级以上单位的党的第一把手，人数达7000多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历史上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任务，就是对三年“大跃进　”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会议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个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讨论，而是在工作班子起草出来后，直接发给到会的每一个成员进行讨论，反复修改。然后中央又组织了一个有21人参加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与会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又讨论了8天，反复修改了七八遍。这个政治报告，可以说是七千人的集体创作，空前绝后了。
　　会议第二阶段主要是“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
　　1月2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次用这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议，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还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我建议让大家出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呢？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给到会的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作出了榜样，使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全党上下更加团结了。这次大会开成了一个真正的胜利的大会。
　　会议结束以后，全党上下仿照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做法，认真贯彻大会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特别是集中一段时间，对在三年来因所谓犯“政治错误”受过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团结一致向前看，齐心协力渡难关，国民经济形势很快出现了转机。
　　在这次难得的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作为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仍然发扬他那“坦克车”精神，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果断有力地做了一些为后人大为称道的工作。
　　之一、全力敦促河北省委的“甄别平反”
　　为了帮助各省、市、自治区贯彻好大会精神，根据华北局书记处的分工，李立三带着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和时习之、王孝祖、牛巩、袁勃等5人，于3月9日至28日在天津对河北省委正在召开的扩大会议进行指导。63岁的李立三，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坚持不停地工作。除了参加省委的会议，还深入到一些厅局机关去了解情况。一方面与省委领导同志单独谈话，督促省委抓紧对前几年受到错误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另一方面找受到过错误处分的同志谈话，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要他们能够正确对待，尽快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3月13日上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后发言。他用了大量篇幅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问题后说，雪峰同志说，这次会议叫出气大会，什么形式都可以，反正要同志们能把意见都提出来，这样才能上下通气，增强团结。
　　李立三在这里带头作自我批评。他说，虽然我们（在大跃进中）没有兴风作浪，但是推波助澜总是有的，特别是我们（中央）工业部。讲到这方面，首先我要负责。我想大家一定有意见，要让他们提出来。
　　李立三说，党内团结问题，雪峰同志很重视甄别工作。党内团结，问题很多。突出的是五九年整风反右，伤害了若干同志，许多同志被错误地批判，错误地处分。在这里就有一个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团结问题。被批判者受了委屈，领导者和批判者要主动出来搞好团结。这次要搞好这个问题，必须由领导者承担责任。批判的检查，被批判的才心服，才敢讲话。另一方面，被批判者，如果真正能够站在党的立场，就不会有埋怨思想，或者说（埋怨思想）不多。能够重新搞好团结。不能对他们（指被批判者）太苛刻。他们有意见，有埋怨情绪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公正的。消除他们这种心情。被批判的，要给以平反，要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但是，也还有个积极分子（原来批判人）的问题，原来批判（别人）的很厉害，现在怎么办？如果把（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搞得灰溜溜的，也不好。所以，首先是（当时领导斗争的）领导者把责任承担起来。积极分子无非是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说了一些过头话。解决问题，还是要实事求是，部分错的，部分改，没有（批判）错的，还是要肯定。总的看，搞错了的是主要的。虽然当时批判是事出有因，但是扩大化了，要承认搞错了。不是机会主义的搞成了机会主义。错了就纠正。所以，雪峰同志强调，一般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就不给留尾巴。雪峰同志讲，抓甄别，也是贯彻这次扩大会议精神。
　　李立三最后说，把困难讲够，把缺点讲够，是不是会丧失信心呢？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不会的。只有把困难估计够，措施才能正确；把缺点错误讲够，认识才能深刻，才能更好地吸取教训。全党更团结了，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是更弱。强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学习的情况。有的学的好，强的很厉害，有的学习不好，可能继续犯错误。
　　河北在1959年大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原副省长杨英杰、原唐山地委第一书记刘汉生、原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等同志。
　　当时，河北省委对杨英杰、刘汉生、王克东、葛启、杜文敏、常立木、杨远、杨立昌等人的平反意见，已经写出了草稿。只是省委在同意对他们进行平反时，又还多少都留了一些尾巴。在李立三的催促下，省委于3月15日开会专题进行讨论。李立三向参加会议的同志做工作说，既然过去把人家批判处分错了，人家已经受委曲多年了，主要方面都平反了，那就不要留尾巴了，而且还要官复原职。李立三具体说道：王克东回承德任第一书记，这样好，决定是正确的。要让干部们认识明确，因为他过去本来是正确的。刘汉生是否可以考虑调回省里来？已经委屈了两年，还在下面当个副厂长，于心不忍啊！
　　3月19日下午，李立三在河北省委书记处办公会议上听取各口汇报学习情况以后发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