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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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又有石英、黄齐生二人出面调停，一面同吴稚晖商议根本解决办法，一面要求公使陈箓履行前诺，同法政府交涉，恢复同学自由。陈表面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说什么“愿意去力争”、“屡向法外（交）部交涉。”其实骨子里深恨学生，大搞阴谋诡计，他既把学生鼓动起来“闹事”，又趁机挑唆法国政府，想借这个机会，行他一网打尽之计，以报私仇。陈箓与法国政府串通一气，意欲将同学们置于死地，为把同学们遣送回国制造根据。
　　李立三在回忆中写道：
　　当我们得知法国当局要把我们押送回国的消息后，我便和世炎同志商量下一步如何办。当时认为，回国也好，到国内去进行革命。但同时又认为法国还有那么多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没有人领导也不行。世炎劝我留下，我则认为他是勤工俭学会的负责人，因此建议他留下，他同意了。
　　在双十节我们绝食一天以示抗议。商议时本来打算较长时间的绝食，但内部有人不同意，而对外宣布时并未说明是一天。吴稚晖等人害怕事态扩大，因此在我们宣布绝食后着了慌，吴稚晖来和我们讲话，我也起而讲话驳斥他。骂他出卖中国勤工俭学生，和法国政府勾结压迫学生。吴稚晖看说服不行，便回去了，与法国当局商定把我们押送回国。
　　李立三等在开展绝食斗争时，还发表了绝食宣言：
　　自法兰西学者以自由平等之说，主民主政治之基，而吾国人乃有此双十节之纪念。吾人对于此以自由平等为特殊属性之纪会日，应如何庆幸于有此纪念日之第十年？吾人乃以求教育平等之故，系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国徽之法兰西监狱。吾人将以何者酬此国庆？吾人百无所有，惟有热血与热泪耳。“不自由毋宁死”一语，为发扬光大自由之精义。吾人殊不敢死。吾人于此最后之努力未伸，受良心上之鞭策而不敢死之时，乃不得不“自悼”，悲愤之余，“绝食一日”。在以自由为标帜之民主政治之下，吾人乃以求平等之故而不自由，夫复何言？吾人惟有用此极悲伤之表示，使民主二字得有明确之解释。
　　九、万里迢迢“押解”路
　　图穷而匕首见，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达成“共识”：要把这批学生“押送回国”。
　　10月13日晚，李立三、蔡和森、陈毅、陈公培等104人被强行押解到马赛港停泊的一艘邮船底部，穿上由法国当局发给的颜色、样式完全一样的绒衣裤，像犯人一般被严加看管起来。
　　“当时军警突来，计武装兵约百人，荷枪上刺，如临大敌。又警兵百余人，手持利刃，胸怀手枪，势更凶猛，将同人押上囚车，四周均用铁门关锁。到车站时不见一人，惟有纠纠者无数，露刺以待，将囚车直靠火车，按名送上。车上又有警兵无数，每六人用四警看守，不许移动一步。窗门窗帘，全行紧闭，空气不通，黑暗如旧，直到马赛靠岸。出车即上船。有一法警自说，彼等办理强盗亦无如此次之严。则同人被迫之痛苦，可想而知矣！”
　　在被押送回国的104人中，真正勤工俭学生仅60余人，其余都是自费生及官费生。李立三等与所有被押送的中国学生，被如狼似虎的法国军警用枪刀比画着、吆喝着，塞进“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内，用警兵严加看守，连求一方便的自由也得不到。14日下午4时，轮船从马赛港起航，仍有一名法国军官并士兵8名监送同舱看守，他们将一直押运着这批学生直至一同到达上海。沿途所经各埠，均不准学生上岸。及到槟榔屿与新加坡时，得华人林长民先生之助，这些学生才得上岸一游，透透气。当地许多侨胞，见这些学生如此痛苦，深表同情，纷纷馈赠食品、衣物，聊表心意。然而，赤道万里，酷热异常，身着夹衣，汗流如洗，其痛苦实在不堪忍受，再加上船上的伙食极差，学生中生病的人不少……
　　在如此艰难的押解途中，李立三等人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斗志。为改善待遇，他们经常与法国军警据理力争，同时把学生也组织起来，大家互相鼓励，紧紧团结在一起。也就在这次押解途中，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相伴终生的围棋之缘。这是后话。
　　被押回国的104人，除李肇熙等5人在中途离船，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颜昌颐、张昆弟、罗学瓒等22人于11月中旬在香港登岸以外，陈毅等其余77人于11月23日晚抵达上海。万里押解回国的结束，也同时标志着由李立三等人发动的争回“里大”运动的失败。
　　这次斗争的参加者唐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虽然是失败了，却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中国青年所表现出的坚定革命精神，使中法反动当局胆寒。立三同志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一直同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一起，战斗在最前列，表现了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革命战斗精神，也表现和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李立三、蔡和森在法国时就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选举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当押解他们的轮船1921年11月20日左右抵达香港时，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张昆弟、罗汉、贺果、罗学瓒、周钦岳等22人，争得海员们的帮助，即离船登岸，意在去广州与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取得联系。
　　可是，当他们转赴广州，见到了粤区党委负责人陈公博时，才得知陈独秀已于1921年8月（注：应该是9月）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为了与陈独秀取得联系，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和其他6名同学只好又折回香港，再乘轮船于12月11日抵达上海。在铭德里2号党中央机关，由共产党员陈公培介绍，李立三、蔡和森拜见了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向党中央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他们本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与他们一起商议了成立旅法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还请李立三写信给赵世炎，让他也迅速回国参加党的工作。李立三和蔡和森两人当即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无介绍人，无候补期）。李立三被派遣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蔡和森留在中央，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
　　归国学生到达上海后，一边靠各界人士的捐款救济维持食宿，一边等候留法同学寄回的行李。而李立三没有等行李运抵上海，就怀着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立即动身赶赴长沙。

3。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
　　安源，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漫漫革命征程中的
　　一个成功起点；他一生中有声有色的重要时期之一。
　　然而，由于政治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人把本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
　　一、安源路矿与毛泽东的考察
　　安源是江西省萍乡市城东南6公里处的一个古老煤矿，有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安源路矿，是汉冶萍公司形成过程中创办的萍乡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合称。1898年，汉阳铁厂为运输该厂所需燃料，在安源设立了萍乡煤矿局，并于次年动工筑建通往株洲的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接，命名为株萍铁路。1908年，以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组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该公司逐步被日本资本家完全控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据点。
　　20年代初，路矿两局共有工人13000多人，工人受压迫格外沉重，因而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格外坚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安源工人就多次爆发较大规模的斗争，包括破坏机器、同工头清算工资、罢工、捣坏洋人住宅、痛打洋监工、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直至发生大规模武装起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鉴于安源工人运动的基础，党把安源列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地区之一。但由于当时江西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而安源路矿与湖南联系密切，所以发动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责任，便自然地落到了中共湖南党组织的肩上。
　　毛泽东在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8月回到长沙，积极着手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0月10日，毛泽东、何叔衡、彭平之、易礼容等建立起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当选为支部书记，11月又被任命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领导成员还有易礼容、罗君强），负责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由黄爱、庞人铨领导的、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动团，改组其基层组织，成立了10多个工会。经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和帮助，黄、庞二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1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煤矿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与工人们建立起联系。
　　通过考察，毛泽东认定安源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发展起来的地方。回到长沙后，他同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利用朋友的关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与安源工人通信，并寄送各种进步报刊。“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
　　就在此时，受陈独秀的派遣，李立三拿着中共中央的介绍信兴冲冲地赶到了湖南长沙，在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找到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伏案疾书，杨开慧见有客来，即向毛泽东通报。毛泽东起身出迎，说：“洞庭有归客，”李立三随即应对：“潇湘逢故人。”两人相视大笑。
　　在愉快的气氛中，两人畅谈了几年来各自的经历。毛泽东热情地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向李立三详细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毛泽东说，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中共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的斗争情况，并建议李立三到安源去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一听说要他到离他家乡醴陵只有几十里的安源去搞工人运动，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据李立三回忆说：“毛泽东对我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但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容易，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
　　李立三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在长沙很快找到从事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面，介绍李立三到安源。
　　1921年12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着李立三和青年团员、湖南一师附小教员宋友生二人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生陪同，从长沙乘火车到安源去实地考察。
　　安源距李立三老家醴陵近在咫尺，离家去国两年多、远渡重洋归来的李立三，路过家门时却无暇回去看看，而是直接奔向了安源。
　　在安源，他们住在老后街一个十分简陋的小店——刘和盛饭店，白天到各地访问工友，晚上约一些工友到客店来座谈。他们向围坐在小方桌旁的工友们问寒问暖，亲切地询问工友们的生活、家庭情况，由浅入深地讲述一些革命道理。
　　考察结束，毛泽东离开安源时，决定由李立三常住安源指导工作，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工作。
　　二、从平民学校开始的火种播撒
　　李立三留在了安源。
　　为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他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在安源商会的一位姓贾的开明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的知事范子宣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反对白话文。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份备案的“禀帖”，请那位绅士帮助呈到萍乡县公署。“呈文”的中心意思是“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果然得到县知事的“青睐”。他看了“呈文”，又得知李立三是刚从法国留洋回来的，大为高兴，很快就找李立三去谈话。
　　“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县知事很客气地说。
　　“我准备在安源办个平民学校，教工人读书识字，希望县大人早日批准。”李立三说。
　　“这个办法好，我很赞成！安源那个地方嫖赌逍遥的恶习必须纠正。”
　　县知事满以为李立三办学可以奴化工人，帮助维护其统治，故连连称赞。因为当时的安源工人中不少人都参加洪帮组织，吸食鸦片和赌博极为普遍，街上到处都是大烟馆和赌场，社会风气极坏。县知事以为李立三到那里去帮助搞平民教育，对他没有坏处。所以，当李立三提出，要县府在他写的呈文前后写几句话，发一个布告，对学校加以保护时，县知事也满口答应了，立即命令司书写了一张布告交给李立三。由此，李立三很容易地就争取到在安源办学的公开合法身份。
　　李立三回到安源，通过铁路工人周镜泉、李涤生认识了火车司机朱少连等一些工人，并由他们帮助在五福巷工人张紫民家的楼上办起了平民学校，在门口挂上了学校的牌子，贴上县府的布告。又写了几张招生广告贴到街头和矿上。李立三用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拨给的经费，购置了简单的桌椅板凳及黑板、粉笔等教学工具，同时走街串巷，动员工人子女入学。最初入学的三四十个工人子女，完全免费，由李立三直接任教。由于房舍狭窄，李立三便采用复式教学的方法。
　　在办学过程中，李立三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与工人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李立三向他们宣传团结奋斗的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现和训练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很快从中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由8名团员组成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路矿支部，由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到1922年9月安源大罢工以后，团员发展到90多人，于是在当年12月改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由陆沉接任委员长，下属7个支部。
　　正是依靠这些青年团员们的集体努力，李立三很快又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附设在平民小学内。李立三白天给儿童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桌椅都是由工人自己带来或借来的，大小长短极不一致，黑板也是由工人自己动手做的。”初开学时，只有朱少连、李涤生、李德炳、周镜泉、贺春生、颜焕才、杨庆仁等一二十人。李立三穿件蓝布褂子，一家一户去串门，动员工人来读书，工人都叫他为“游学先生”。后来逐渐增加到四五十人，路局工人居多，按照文化程度的高下，分为两个组。使用的课本有两种，公开使用的是平民教育的课本，实际使用的是李立三自己编写的课本。李立三结合工人的实际情况，自己动手编写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教材，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例如：《劳动歌》
　　你种田，我织布，他烧砖瓦盖房屋。哼哼！呵呵！哼哼！呵呵！做工八钟点！休息八钟点！教育八钟点！大家要求生活才劳动。
　　认识字，好读书，工人不是本来粗。读书，识字，识字，读书。教育八点钟！休息八点钟！做工八点钟！大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