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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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造反派按事先计划，把李立三与他夫人李莎押在一起开了一次斗争会。
　　斗争会设在华北局礼堂里。由于李莎是个“洋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钦点”的“苏修特务”，人们像看“西洋镜”似的，都想看个稀奇。所以，整个礼堂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陪斗的还有所谓“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张某某，所谓“叛徒”苏某某等七八人。
　　斗争会历时3个多小时，李立三与李莎始终被按站在台前。李立三面容憔悴，颤颤巍巍，一副站立不稳、随时都要倒下的样子，但面对造反派的厉声呵斥，他仍然“死不认罪”，矢口否认有什么“特务活动”。李莎则被弯腰达90度，以至汗流浃背，衣衫全湿透了。尽管这样，她还不时偷偷看一眼李立三，见到李立三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般……
　　好不容易批斗会结束，按事先约定，主持这场批斗会的造反派要把李立三“交还”给另一个造反组织。为了不暴露李立三的藏身之地（惟恐别的造反组织知道将其抢去），他们先把李立三夫妇放在一辆黑色伏尔加汽车里，后面又暗地里跟了一辆汽车，先向东往李立三家的方向行驶，行进到文津街附近突然停车，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车里，单独送回东单北极阁家中。李莎毫无思想准备，连与李立三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更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批斗会上夫妇二人的见面，竟成他们俩最后的生死诀别……

6。李立三自杀之谜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遗书上云：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李立三死后，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放出风来说：6月21日李立三与李莎在汽车上分手时，他的“特务上级”李莎向李立三发出要他自杀的指令，意图灭口。安眠药是李莎交给李立三的。
　　华北局机关干部对李立三之死，议论纷纷，纷纷要求查清其真正的死因。然而，种种解释都让人疑窦丛生。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李立三服毒自杀的“毒品”，也就是大剂量的安眠药，究竟从何而来？
　　由于真正的知情人为数极其有限，所以始终没有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而那“权威人士”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为：
　　其一，据1967年6月22日下午，华北局某造反组织向中央写的“关于李立三突然死亡情况报告”中称：“6月21日下午，××总部即召开斗争会，把李（立三）和李的老婆一起斗了三个小时。斗完后，将李和其老婆交给我联络站，我们将李夫妇同车送回住处，李在车上向其老婆要求给他捎几副药品（硫磺蛋白、降压灵、索密痛）和烟嘴，两人并作了如下对话……”
　　而据6月21日当时押解李立三夫妇的常某（批斗李立三联络站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6月22日的交代称：
　　　　昨天李（立三）与李莎在车上对话：
　　　　莎：你什么时间来的？
　　　　李（立三）：十点来的。
　　　　莎：（在）哪里吃饭？
　　　　李：在机关吃的。
　　　　莎：走了。
　　　　李：再见。
　　这是押解人常某写的李立三夫妇在车上的谈话内容。根本没有向李莎要“几副药品”的内容，更没有要安眠药的内容。
　　其二、6月21日下午常某押送李立三夫妇上了同一辆汽车，原以为是送他们回家。谁知车行到文津街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近突然停下，常某命令李莎下车转到另一辆汽车去时，李莎当时根本不可能有要把他们分开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她怎么有机会在这时向李立三下达“让其自杀的指令”呢？在这种情况下，李莎怎么会有可能当着常某的面把安眠药交给李立三呢？
　　其三、据说，1970年华北局机关干部在追查李立三的死因时（这时，作为秘书的我已去甘肃省农村落户，没有机会参加这次追查活动），原造反组织的“权威人士”又说，“李立三自杀时服的安眠药是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早就带在自己身上的。”这种说法同样毫无根据。
　　李立三服用安眠药有几十年的历史，这点我们当秘书的最了解。晚上没有安眠药，他不能入睡。华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对着李立三的。李立三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为防不测，我曾经给李立三的服务员胡玉珍明确提出要求：必须加强对安眠药的保管，每晚只给李立三两粒（这是李立三习惯服用量），不能多给。我说，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李立三服用的药品包括安眠药，都是由服务员从北京医院取回，由服务员保管配发给他）。胡玉珍说，她是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的。后来，在李立三思想斗争最剧烈的时候，服二粒安眠药不能入睡，就找服务员胡玉珍要安眠药。胡玉珍对他说，李秘书早有交代每天只给两粒，坚持多要不给。第二天，李立三把我叫去，对着我大发脾气，追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安眠药。我笑着回答说：“立三同志，我这是好意。”李立三更不冷静，向我吼着，“这简直是笑话，几十年风风火火我都过来了，难道还经不起这次考验？你不就怕我自杀吗？自杀是叛党行为，这点我明白，难道我能走上叛党的道路吗？简直是笑话。”表现得很激动。但无论李立三怎么发火，我始终是笑着向他说：“立三同志，请您原谅，这是我的职责，完全是好意，为了您好。”谈话只得不欢而散，他对我没有办法。事后我对胡玉珍更加明确地要求：把安眠药保管好，控制好。这说明，服务员每天给他送两粒安眠药，他每天必须吃掉，不可能不吃或少吃积攒起来。也就是说李立三根本没有自带大量安眠药在身上的可能。
　退一步讲，如果李立三的确“存”有安眠药，他也不可能一直带在自己身上，因为他压根并不知道6月19日那天造反派把他从家里带走后，就不让他回家，会把他关押起来，这是突然行动。
　　再退一步讲，即便李立三在身上带有大量安眠药，看管人员也不可能不发现。因为，6月20日左右北京的天气已很炎热，李立三只穿一件单衣单裤，是无处可藏的，他的衣袋里少不了香烟和火柴。况且，看管人员又曾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副处长（行政15级干部）王××，他完全有这方面的“专业”常识，怎么可能不对如他们所说李立三这样的“苏修特务”有可能“自杀”而预先设防呢？
　　直到1983年，河北省委机关在整党中，又对涉及李立三自杀问题（因一些当事人在河北省直机关）进行过一番追查，同样毫无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1980年3月，中央决定给李立三召开追悼大会前，中央组织部让李立三的家属子女看了李立在死亡时的医院“验尸报告单”，上面记载：身高1米63（与实际的1米78相差了15公分），体重56公斤。这显然也不符合实际，成了又一个谜……
　　所以，李立三之“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7。悲剧在李莎身上继续延续着
　　　1967年6月22日，就在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关押地被迫害致死的当天下午，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闯进李立三的家里。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对李莎宣布道：“你被逮捕了！”李莎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一眼望见逮捕证上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签名。
　　这些人把李莎先是押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楼住下。第二天，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志叫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请吧！”李莎无可奈何，只得听从吩咐，随他走出了教学大楼。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时兴的那种警笛呜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黑色小卧车，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车，从北京外国语学院院内驶出来，先是向东，再是向北驶去。车上的囚犯——中国籍俄罗斯人李莎，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两旁有两个公安人员“保护陪伴”。但她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徒。囚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来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没有透明的玻璃窗户，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类似日军时碉堡墙上的了瞭望孔。这就是当时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后来才得知：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成立以来，煞有介事地大搞起“李立三叛国集团”的专案来。谢富治、康生、江青多次在“李立三专案办公室”的报告上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等字样。江青更在一份材料上诬称“林莉、孙维世和李莎……是特务关系”。专案组在他们指使下，大搞逼供信，材料越搞越神奇，弄出了一个所谓的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有在国外的郭绍唐、国内的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赵洵、欧阳飞、林莉、孙维世、葛拉娘等几十个人。说他们在国内外活动了几十年，目的是要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李莎被单独关押，住进鸽子牢房，插翅难飞。进入监狱后，立即被换上一身黑色囚服，原先的衣着丝毫不见了。看管人员向她宣布：“从现在起，你没有姓名了，只有一个号码，你是77号。”同时要求她每天要正襟危坐于离地面只有8寸高的木板床上，不许靠墙。
　　就在这一天，李莎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座监狱。但是，母女、姐妹之间，近在咫尺，彼此不知下落。
　　在监狱中，李莎与审讯人员经常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要老实交代李立三的罪行！
　　　　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李立三没有罪，我不能无中生有。
　　　　你不老实，就别想从这里出去！
　　　　你们迟早会知道，是你们错了。
　　　　你是中央委员的老婆，没有根据我们能抓你吗？
　　　　……
　　好在事实是不能伪造的，他们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
　　在狱中，专案组逼着李莎交代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逼她承认她是早被招聘的“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这些都被李莎一一顶了回去。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让她站着交代问题，从晚上十时直至下半夜三四点钟，对她轮番审讯，长期进行精神和肉体折磨。然而，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半句假话。
　　在伙食方面，对这个所谓的“苏修特务”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吃的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碗底混杂着厚厚的泥沙，表面漂着一层蜜虫。既吃不饱也饿不死。1972年初，毛泽东得知监狱的恶劣情况后，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让犯人在没有疾病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即使讨要玉米窝窝头也是没有。李莎对笔者说：当时看到这样好的伙食，心里想，像这样的监狱，再住几年也没有关系。
　　在狱中，狱方只允许李莎看《毛选》和《人民日报》，这给她创造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极好机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她就敲门，向外面的警卫战士请教。战士见到这个外国老太太谦虚好学，大为赞赏，谁都非常乐意教她。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被关押8年的日子里，她曾请求给一本字典学习汉语，监狱就是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想练习书写中国字，但专案组只在让她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给她纸张和笔，而在写完材料后一张不少地要全部收走。李莎对笔者说：“我在秦城监狱蹲了8年，如果他们给我纸和笔，我肯定能学会写汉字。现在，我只是认得汉字，却不会写汉字。”
　　8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在长达2880多个日日夜夜里，没有笑脸，后来没有审讯，也没有人同她讲话。她张开嘴，发现喉咙已经不会发音，她抬起脚，发现两腿已难迈步。只有在那种逆境下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才知道寂寞是多么可怕！她日盼丽阳，夜盼繁星，对残酷的现实，无所畏惧；对未来的命运充满希望。8年的铁窗生涯，锻炼了她的意志。她要活着，不是为别人而活，不能看别人的眼色而活。她有着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追求。她坚信风暴、乌云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
　8年的寒霜染白了她的头发，8年的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的丈夫、女儿、同志、学生……
　　1975年，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以后，5月22日，一位公安人员通知李莎要带她离开秦城监狱。李莎询问：“要我去哪里？”回答：“到山西运城去。”“是去运城坐监狱吗？”“不去坐牢，是去那里养老。”监狱看管人员从李莎进监狱前在银行的存款中拿出200元，为李莎购买了更换的衣服，随即通知李莎，把公物全部整理好，只带上属于私人的物品。李莎本来不想带走任何东西，“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算了”，但又想到为了不忘记这8年的历史，她把狱方发给她的一条贴身棉布内裤带走了。这是8年铁窗的纪念品，十分珍贵。
　　从秦城监狱乘上了同8年前进秦城监狱时一样的小轿车，在一名女公安人员和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党总支书记王德胜、山西省委组织部女干部韩江兰的“陪同”下，直奔北京火车站，转上了开往山西运城的火车。在途中，李莎向“陪同”人员提问：“李立三现在在哪里？”她们闪烁其词：“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满以为李立三已在运城迎候她，暗怀喜悦心情期待着与丈夫的团聚。
　　李莎回忆说：“我刚到运城，他们为我安排的住处，只见整洁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有崭新的被褥，还有一双枕头。我实在太天真多情了，不禁想起立三，想到他也可能来这里，我们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唉！这不是在做梦吧！”
　　冷酷无情的事实证明，她的确是在做梦。他们没有把李立三早已离开人世的真相告诉她。还是在1976年春节期间，两个女儿获准去运城看望她时，她才得知：就在她被送进秦城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