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网 > 体育电子书 > 16.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 >

第1章

16.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上)-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上篇我们曾提到,在袁世凯死后,他的两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势成水火,两不相让。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终于把个统一的中国,弄得一分为二。骨牌效应,直到今天(二○○一年),还无法复合。话说到底,他二人为什么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可呢?为什么他二人斗争后遗症的骨牌效应,又拖得如此深远呢?一般史家都见怪不怪,认为这只是两个军阀的争权夺利,在那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不管是哪一派军阀,争权夺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们斗争的骨牌效应,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为意了。

  问题是:军阀时代固然如此,根据我们读史的经验,不特他们底帝制时代的前辈早已如此,他们底国共两党的后辈,在后军阀时代也还是如此啊。试看‘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两派,对中日和战的辩论与斗争,和‘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时的帝后两党,他们之间的斗争误国,比黎段二人严重得多呢!

  再看后军阀时代,国民党之内的汪蒋之争,蒋李冯阎之争,甚至CC与黄埔之争,相形之下,黎段之争,都是小巫见大巫呢。

  再看自称最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早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毋烦细说。其后他们当权者之间的毛刘之争、毛林之争,不露骨的毛周之争,乖乖,那还了得,老段老黎这两个‘老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他们这些‘小党阀’相比,岂不是小儿科哉?

  效验明时方论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二十世纪中国,史有明文,国共两党的党史家,如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我想这该是绝对否认不了的、绝对的事实吧!哪能专怪‘军阀’呢?我们这群‘丑陋的中国人’(引一句柏杨名言),尤其是政客、党棍,何以下流至此,这就发人深思了。

  不过,朋友们,我们也不能专门迷信柏杨先生,只顾丑化自己同胞。其实所谓先进国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样丑陋呢。有名的英国绅士,该是民主运动历史上最标准的模式吧!你知道他们唱‘虚君实相’这出样板戏,唱了多少年,才唱出点名堂来?从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开始,人家搞虚君实相,搞了好几百年,才搞出一套两造相安的制度来呢!其间闹革命、闹复辟、诛议员、杀大臣,不但丑态百出,更是人头滚滚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们只看人家美丽的结果,不看人家丑陋的开始,就以为我们包办了丑陋了。这是个制度转型必有的现象嘛。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成绩,尤其是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还不算太见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二八○),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来说,毛泽东当国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应该和两汉、唐宋明清的开国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这个‘开国之君’却把他的新朝代的开国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无法无天的烂时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传统的开国之君,医国医民,只要按老药方,医一种病。而老毛之所要医者,则在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老毛病之外,还要加医一个一时并发的现代爱滋病,他这个训练不足的传统庸医,和乱用西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强不知以为知的,药石乱投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痨病鬼,没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采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魁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底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魁,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底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的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底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只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

返回目录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