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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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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谀铣抢铮嫌琶溃枪笞迕蔷幼∮卫稚习嘀F矫裨蛟诠且酝庥氪蟪侵洹猽ptown。如果商汤在uptown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一边半地穴的坑屋,屋里有低矮的土床,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他们一般都是可怜的上班族,在手工业场上班,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商朝的刑罚是相当苛酷的。商汤也可以看见一些隆起于地面上的大点房子,门口往往埋着人殉,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一样,是有钱人家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的骨头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
  商汤走在新修建的商城里,发现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屋子的柱子石础(托着柱子的石块)闪闪发光,耀眼刺目。随行的“贞人”对他说:“按照我们神职人员的学术观点,对付从夏朝持续至今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香味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命令气象诸神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众人有罪,在我一身。我的职责就是事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现在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降下干旱灾祸,那我牺牲自己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断掉指甲,免得上帝吃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它牛羊祭品摆成一排,伴着咩咩、哞哞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调料。
  贞人从兜里掏出面具戴上,看了看商汤,又拿出打火机。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当柴禾劈劈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感人的场面终于振动了上帝,晴天一个霹雳,上帝命令属下的气象诸神(风雨雷电)一起动员,哗哗拉拉下起普天同庆的一千里喜雨来。
商祖烈烈六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时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想去缅怀商汤的伟业,建议到河南偃师商城旅游。希望你从这一片沉睡着的遗迹找到商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的平均寿命是32岁左右——如果我生活在那一时代现在已经该升天了。
  接着,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亲近愚蠢幼稚的人,他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成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三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两年多,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逃脱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三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国呢?这个困惑后代学者的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在当时不算很严重的问题,当时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没有激起当时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似乎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视皇权为至上、不可更移,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伊尹是个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另一方面,即便商王太甲不贤,伊尹放逐他,在后代学者们眼中仍是谋逆篡国。一个原本高大全的形象全被放逐太甲的事给玷污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在的《尚书》一些伪造的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伊尹就把他又迎回都城复辟,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伊尹的人格于是完美无缺了,学者们才舒服起来。
  其实这是替古人瞎操心。“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是悔过自新与否。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给它改过来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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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带着“甲乙丙丁戊。。。”的序号,类似于“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其实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但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在商王去世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的名号。另一种说法是,这是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的编号,叫做“庙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商纣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伷”、“密”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都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不是上帝对我不满意了,跑到宫殿前来吓唬我啦?”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邪不能战胜道德。现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伊陟赶紧大肆宣扬太戊的德政,说是得到上帝的福佑,妖树也惧怕而枯死了。为了报答上帝的福佑,太戊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在王都郊外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上帝”这个词在商汤的嘴里就开始反复提到了。商汤“焚身求雨”就是朝着上帝来的。组织了男女演员,排练“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的舞蹈《桑林》,给上帝看,一边还有铙、铎、磬、鼓的打击乐器娱情。(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
  上帝其实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在甲骨文、《尚书》、《诗经》、《史记》里上帝一词都屡见不鲜。后来,明朝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中国人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是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中,自有一个中国化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设想一下,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标明,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阿Q那样——也是清朝的)。商代妇女的发式,与男子大同小异,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髻中间还插簪子以固定。甲骨文里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顶上的簪子,以示爱美之心,而“妻”字上面簪子插得更多,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有一位出土的商朝妇女,脑袋上插着26枚玉簪。
  随着商朝帝国产生了君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在商人名目繁多的祭祀中,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排在第一位,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这时所有帝国的通性:在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也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开始有顶级之神,譬如上帝。这位拖着清朝大辫子的中国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住的地方在天上,但也经常跑到祭庙去作生意。降旱灾是他的拿手戏,“令雨”、“令风”、“令雷”,也是他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下雨刮风。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的不顺心,就会下雨不止,形成涝灾、风灾,直到商王奏乐、唱歌、跳舞,献上美玉给他,以及黍稷给他吃,他才止风息雨。这的交易的仪式过程就是祭祀。祭祀时候要使用礼器。所谓礼器,包括酒器和鼎、鬲之类的炊器,带着饕餮纹、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让人眼花缭乱,一副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带平顶帽的商朝小民。商朝这些礼器目前挖出来好多,累计数千件。
  我想,圣神和虐妖虽有正义、邪恶之别,但人们结交他们的策略却是一样的,就是用好话哄他,好酒灌他,好肉供他,他就风调雨顺,一旦你不奉承他了,不管是中国的上帝还是外国的God,他就下硫磺烧你,发大水淹你,只把几个时常念经讲他好处的,装在方舟上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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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半夜,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在旧的都城里,忧烦更是旧的,没有稳定的情绪。到了天色微明,盘庚的心境就给无形的风团搅动了。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用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总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但是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迁都的另一个说法是反奢侈,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则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创业机会。在新的艰苦地方锻炼,也去掉了奢侈之风。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一个固定的饭馆吃腻了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徒到很远的地方,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而且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迁都了,难道农业技术突然大跃进了。
  盘庚在给群众代表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事实上,商朝王位的“兄终弟及”或“父死传子”,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王位传给谁因而变得暧昧不清。商汤时代制定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而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堂兄、堂弟之间)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继承制度,在后来春秋时代的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堂兄堂弟之间为了互相防范,都穿上三层皮甲,并且成就了一个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新的商王抢来位子,往往要迁都,目的是离敌对的贵族远一点,摆脱政治对手们的牵绊、威胁,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要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王朝的都城已经经过四次迁徙挪到了山东曲阜。呆在这里的是商朝第十七位商王“盘庚”。在盘庚时代,“兄终弟及制”已经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弟弟,在前代颇有旧例可循。盘庚作为弟弟接了哥哥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内心难免不安。哥哥已经经营曲阜地区很多年,曲阜到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半夜常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曲阜,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只能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祖先)的意旨。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可是你们不体会我的苦心,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慌,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盘庚的话含糊其词,人们越听越不理解,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事奉我的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他们好好地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谁的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盘庚迁都的背后一定应该隐藏着一场史籍失载的高层政治斗争,所以才对民众威胁利诱。
  虽然成串的贝壳(钱)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但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虽然据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运输工具,但总不能也把良田也拉走吧。反对派的贵族们被迫抛弃许多财富,迁徙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他们也明白,到了新都将不再具备从前的地位和财富。但不等他们犹豫,已经被裹着来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如今的殷墟),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开始向盘庚叫嚣:“盘庚不是借助先王地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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