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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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什么“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更说明是战俘。他们的脑壳上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让上帝吃的时候先看看见。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而且从总的被杀者数量看也并不多。如今挖出来的是1178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日）。幸好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一个月四人。对于一个诺大的商王朝来说，一个星期杀掉一个人作为人牲，实在不是太多，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其实，人牲、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出于对神灵祖先的敬仰。仅仅因为一周平均杀掉一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
其实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与养马一样被当作一种投资，奴婢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目睹了他们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点，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朝以后的朝代暂不赘述，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贾宝玉身边的丫鬟也净是买来的。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一次达到一万人），战俘又多被当即杀掉用于祭祀，实在没有多少奴隶。
商朝最主体的人口，也不是奴隶，而是守着几千年时代相传的土地，土地上的宗族农户。他们平时聚族而居，战时按族出征，这是社会的主体。他们在族长布署下合族协作，“庶民经于千亩”，上千人在田上进行集体劳动，场面十分壮观。他们把收成的一部分上交国君，其它则留在农民宗族内分配。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而西方晚些时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恩格斯说，雅典公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多，可以买卖，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奴隶，安东尼时代一个有钱寡妇的遗产中包括了6000名奴隶。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宁愿购买奴隶而不愿意雇佣自由人。有人估计罗马在奥古斯都时代有大约5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奴隶。事实上；基于奴隶的经济和使用奴隶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奴隶社会，因为它的存在靠着奴隶来维持。但后者，譬如美国从前存在黑奴，不能以为黑奴存在美国就是奴隶社会。同样，也不能因为商朝存在少量奴隶，就说这是奴隶社会。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中国汉代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都有大量奴隶，政府中称褚衣，私奴男称家臣，女称室妾，也够算奴隶社会了。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曾存在奴隶，美国建国时有70万奴隶，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我发现了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地中海的希腊、罗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建立在奴隶者的劳动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埃及、古巴比伦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的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会生产者的主体。
关于商朝土地上的稼穑，我们还有必要多谈两句。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作“民”，在甲骨文中被称作“众”。郭沫若老先生解释说：“众”就是奴隶，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似火烧的山野里，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其实，农田劳动自然是在日头底下，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室内化才会改变，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上及神农氏，下及今天的农村，干活的人都在日头底下，难道都是奴隶？再说，“赤身裸体”这也是郭老放任自己的想象，“众”中的“人”（图片）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哪个字中出现都是这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众”字中就看出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几乎没有证据的基础上，仅从字样上就断言“众”是奴隶，实在让人不能服气。对于史料上的“民”字，郭老也释为奴隶。他把一段关于商周的古文翻译得有声有色。原文是：“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春，令民毕出于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邻，毕出然后归。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本是一个祥和的农村生活，简直和现今没有什么两样，但郭老为了证明他的奴隶制，作出翻译是：“这里的邑，很象是奴隶劳动的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民’之出入。连妇人的工作时间一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可以想见。”
里胥、邻长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任何时代的劳动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组织监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么理由一见有人监督，就把它同奴隶集中营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如果是一群带锁链被强迫劳动得奴隶，光靠这两个老头子还根本监督不了他们呢！这两个人只是宗族长者罢了，指挥一帮宗族农夫在田野上劳动。而“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说她们勤快，聚在一起集体纺织节省蜡烛，相当于节省了工作日。郭老竟也能从中计算出奴隶制的“十八小时”工作日来。如此丰富的想象能力，除了诗人郭老以外，恐们很难找出第二人。
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这些民二十岁时国家发给他们田地，六十岁时候收回——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么会授田呢。
倘若商朝不是奴隶社全，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认为，它是初级的分封社会。说到这，不免有人惊诧，甚至愤慨。是啊，这不太适合我们已经养成的思维习惯。但是，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那些在农田里合族劳动的农夫大家族们。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这就是所谓“井田制”，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是一种原始公有制。国家组织土地上地农户合族劳动，类似后代的国营农场。“农场”十分之一的面积作为公田，农户们要照顾耕作公田，把公田的收成上交国家，私田的收成留给自己族内分配。国家还要派田官到这“国营农场”来监督工作，就是郭沫若所说的“里胥”。
这种原始公有制的土地分配方式，直到东周春秋时期，才开始瓦解，原因是国营农场大家干活不卖力，于是慢慢出现私营，也就是土地私有，私人拥有土地的地主也出现了。
商祖烈烈十二
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随后驾崩了。作为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武丁的特点是武力最强，猛攻上工下口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颠峰状态。这时候的中国分成三个环，中间王畿千里，是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这类似于集团公司总部），往外一环是诸侯，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著名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国土（这算是商王投资控股的公司）。打仗时候他们跟随商王出征，平时向商王朝进贡赋税，干些修城挖河之类的杂役，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或友好或敌对的方国（算是商王参股的公司，弄不好的则是竞争对手），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土方、虎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淮夷、龙方、羌方、鬼方，他们的领导人称伯。鬼方、周方这些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改叫鬼侯、周侯。周侯需要特别提及一下，他向武丁敬献了龟骨、牛和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一位美女，以示臣服。一旦周方发生二心，不勤劳王事时，武丁就会命令犬侯、仓侯这些与周方为邻的诸侯出兵去警告他，迫其服商。
所以商朝的结构，还不能跟秦汉王朝去比。真正的商朝，只是中间那一小块（王畿千里），古文中所说的商人、殷人，也只是这一小块土地上生活的人。其它地方，都是商王朝控股、参股的而已。而在秦汉王朝，中国的每一个郡县，都是中央的独资子公司。在全国大一统的程度，商与秦汉还是有差别的，不能相提并论啊。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这是穷兵黩武。其实武丁的远征是防御性的进攻，用他的话来讲叫“以保我后生”——我去打你们这些方国，打怕了你们，以免未来你们欺负我的后嗣。这就是以攻为守。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武丁并不是为了掠夺财富、掳取人口而发动战争，而是出于保疆守土。这就像汉武帝北征匈奴，难道是看中了匈奴的财富吗？当然不是。于是，商王武丁的对外战争，是具备积极意义的国家防御，而且为大中国的最后一族，做着细致持久的兼并工作，也算是深入险阻、不辞劳苦了。后来的西周王朝就因为只重文事，不加意对外用兵，结果亡于西边的犬戎。犬戎对华夏文明备加蹂躏，导致生民涂炭。所以，不要一见到打仗，就认为是坏事，对外用兵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丁的对外战争给他的继任者们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武丁的继任者得以安常处顺，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武丁的孙子武乙很值得一提，他是个很有个性的商王，一名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他对于神职人员们借助占卜以上帝代言人的角色来干涉他的权威非常不满。为了加强王权，打破神权，武乙命令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称做天神。把木偶安置在王廷中，设下赌局，召集朝臣前来观局，他要亲自与天神赌博。神职人员告诉他，木偶不会赌博，他便命这个史官代替天神来和他赌，史官只得应付，步步退让。武乙连赢三局，便问道，“你既是能替天神言事，为何还输，可见天神无灵”。便命侍卫们将木偶的衣冠剥去，痛打一顿。在场的神职人员吓得面色苍白，背后骂他无道。武乙知道以后，也不以为意。他又把一袋子牛羊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曰“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这标志着神权的跌落，人类开始摆脱对虚无神力的恐惧和桎梏，走向成熟。自此以后，神职人员们不敢再干预武乙的行动。王权与与神权二元分离，互相进行较量和斗争，是商朝的特点，比如盘庚迁都就遭到神职人员占卜的阻挠。但是商王不断尝试兼并神职人员的祭祀、占卜特权，政教分离向王权一元专制转化。由于武乙射天的努力，王权的地位空前提升，人间造神运动蓬勃发展，竟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当上帝的副官（宾于上帝），后来干脆平起平坐，合为一体，商王的祖先就是上帝。从此以后，神权开始跌落，王权统治着上界和尘世。上帝的代言人神职人员也没了大树可以依靠，商王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权力衰微。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同一时代的埃及帝国，也存在政教二元的斗争。法老“埃赫那吞”也与对阿蒙神庙的祭司集团进行了坚决打击，把阿蒙神庙列为虚妄而封闭之，财产没收，祭司驱逐，凡公共场所刻着的“阿蒙”（太阳）字样悉被剥除磨灭。然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盘根错节的势力并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法老埃赫那吞虽然也实行迁都另辟蹊径，给帝国带来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气象，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祭司集团消耗着大量的财富，它的陈腐气氛和僵化管理笼罩在埃及上空，最终拖累了埃及，使埃及走上衰落。（看来，宗教权与王权并立不是好事情，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和停滞，也归咎于政教分离，基督教势力压倒了王权。）
武乙，这个敢于跟上帝叫板的中国商王，最后跑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被上帝的暴雷劈死了。这当然给那些迷信很深的神职人员提供了因果报应的证明。其实武乙在历代商王中，敢于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至于被雷击死，那完全是不懂得科学，在山顶上不知避雷雨的结果。当然，渭河流域是周人的活动区，武乙打猎死在那里，不排除是周人行凶。有人考证，武乙的“打猎”就是征伐周人的代名词，在与周人的战斗中他不幸死掉了，为了避讳自己的失败，史官把武乙之死说为打猎中途出了意外。
武乙的武功其实不错，他在位的时候是祖爷爷武丁死后第五六十年。由于长期缺少大的对外战事，西北地区的方国——旨方、羊方、觑方、周方在武乙时代开始陆续反叛——这是国家忽略兵事的恶果。并且一直很乖的东夷人也不知撒了什么臆症，突然侵入王畿。武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离自己近的东夷人，被迫结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