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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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以后稷的名字来命名。或者说，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命名了后稷。
　　后稷还优化了麻。麻分公母，母的麻产籽，可以煮了当饭吃，但味道不怎么样，所以慢慢就少有人吃它了，只是用作炼油。现在，不但没人吃它，连油也不用它炼了。公的麻剥皮，可以织衣服。麻的大量推广，减轻了人对对贵重的兽皮蚕丝的依赖，这也是人们最早对植物的性别有了认识。
　　与后稷同时，美洲印第安人正在培育玉米，后稷则又发明了伟大的大豆，四千年后大豆传到欧洲，轰动了1873年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外国人从来没见过大豆和豆腐。而且奇怪的是，夏商周人把大豆煮熟了，做成豆子粥吃。如今，大豆也没人吃了，只是用来做豆腐，以及用来炼油——豆油。
　　夏商周人的主食稷（结出粟，脱壳是小米）、大豆、麻，都是后稷的科研成果。后稷有大功于天下，五谷熟而人民育，于是成了谷子神，受到后来历代帝王崇祀。而现代人的主食完全与三四千年前不同，现在吃稻子和麦子，而当时人很少吃。稻子是大禹治水时候引进到北方的，脱壳以后是大米，但当时北方人几乎不怎么吃它。麦子当时也有，可能是从西方引进的，碾碎了就是白面，夏商周人吃白面很少。
　　另有一种庄稼黍，跟小米差不多，但是没有小米好吃，却非常合适酿酒，是夏商周的酿酒主原料。
　　总之，稷、稻、黍、麦、大豆、大麻子六种作物，就是古人常说的五谷。具体六种中的哪五个是五谷，历来众说纷纭。
　　后稷掌管农业，不久，天下开始闹那次知名的洪水，人们纷纷爬上了大树。后稷参加了以大禹为首的F4组合，一起战天斗地。其中的商祖子契（东夷人）、秦祖伯益（东夷人）主要协助大禹跑外，后稷就跑内，从各地征集救济粮，散发到灾区，又教民耕种，积极组织生产自救。终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大舜，赐给后稷“姬”姓以示嘉奖，封地在陕西武功县一带。
　　F4的老大——大禹催促着舜帝退休养老以后，开创了虚无之中的夏朝。后稷懂得与时俱退，为了不给大禹家族捣乱，随着商祖子契东迁去了山东，后稷也西迁去了陕西渭水流域，而伯益勇敢地留了下来，接大禹班当了三年见习天子，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干掉。这就是F4的结局。
　　一千年过去了，后稷的子孙则没有辜负“姬”姓这个伟大字眼，他们在我国西部（陕西）顽强地摸索着，一截一截地，去点亮另一个光辉的朝代。种地英雄后稷的第十三代孙，就是老谋深算的“西伯姬昌”成为周方国领袖时，天下的君主正是众所周知的“坏蛋”商纣王。西伯姬昌领着大伙在陕西岐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大力发展农业。此地后来听见了凤凰打鸣，所以现在叫凤鸣，属于宝鸡地区（诸葛亮和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对峙一百天后死掉时的五丈原，也就在岐山）。
　　西伯姬昌的爹是有名的、武功赫赫但是含冤而死的季牧师（季历）。但是西伯轻易不敢发作，因为周方偏在西陲，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周国的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譬如那些犯罪的人，西伯就让他们背着个木牌，上边画上所干的坏事图片，立在交通路口罚站，教育过往群众并且羞辱自己。这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原始性，然而却被后来的学者们理解成优点，用于歌颂西伯仁义爱民，轻刑布德。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反映了它文明的程度。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不过这也被当作了西伯的仁政举措。其实，这些“仁政”只能说明西伯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时代的水平罢了。直到若干年后周人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利用上了：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才华和创造力的空间。
　　西伯姬昌在岐山居住的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坑屋：坑里支几根柱子，柱子上像蘑菇一样支起半个茅盖，就充做房子了。不过西伯不住这样的地方，他是地面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还盖了瓦，但仅限于屋脊，其它屋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瓦太多了会把房子压趴下）。从考古上看，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领先商王朝的地方。
大周天子　二　
　　我们说，方国处于商王朝最外环，从行政上都是相当独立的，不过出于一种名义上的尊重和积累的习惯，向商王朝纳贡，提交祭祀所用的牺牲。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在冷兵器时代商纣王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于是纣王请了中环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意思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他在《封神演义》里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姬昌在大行仁义。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周是姬姓国家，但不能把“姬”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为“嬴政”也是错误的，应该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或者叫他的官号“西伯”，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
　　不管怎么样，西伯自称为王，野心不小，想当老大。据《左传》记载，周文王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要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表示他对犯罪份子并不手软，这种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它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使国家文弱，如同现在的瑞士、瑞典等北欧小国那样，不可能有迅速向外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周文王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史书所写的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政府军兵力匹敌。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周文王的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无主的尸骨得到政府公款的掩埋，国家天然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让商人们发财——这多是后代学者的美化，周文王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导致国家税收匮乏，养不起军队。可据说周文王还自掏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在周文王的仁义感化下，据说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周文王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相互谦让（也说明农人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界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去进攻中央。之所以美化周文王的仁爱形象，连死人的白骨都受到他泽被，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后代学者想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然而周文王如果真是以内施仁义为专长，而不搞点像商鞅那样战时法西斯，那只能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周文王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周文王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一个国家想要崛起，想对它国构成威胁，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而不是行仁义。积德行善并不足以带来富强壮大。如果周文王真的“笃仁、敬老、慈少”，在当时野蛮落后、纷纭多争的边地，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而不是四邻拱服的盟主。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儒家学者以为周文王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别说，到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历史前后真是如出一辙啊。
　　事实上，崇侯虎带给纣王的真实消息是，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周国拼命发展国力，累年对外扩张，走上了战时法西斯的道路。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无奈的境地，朝夕不安。崇侯虎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周文王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周文王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周文王手下的人送来宝马美女，纣王立刻笑逐颜开地释放周文王，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殴打诸侯。好像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似的。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不是亡于周文王，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拉下马来。不等周文王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的王者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周文王，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杀死了他。欲知具体过程，请看下回分解。
大周天子　三　
　　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周文王在陕西西部宝鸡地区岐山大本营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首先攻剿了岐山附近地区的犬戎，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以及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周文王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
　　须知，陕西省四周都是群山，号称有四塞之固，黄河在东边围护，只要扫清了陕西的商王朝势力，就可以割据此地（后来的秦国、刘邦都是从陕西建国起家，再俯冲中原的。这确实是王业之基，占了地利的优势。于是，周人在攻破犬戎、密须、阮、共之后，又组织了对陕西中部西安地区（户县）的崇侯虎先生的征伐，以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崇侯虎作为崇国的诸侯，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们把盾牌拼在一起，举在头上，形成一个顶盖。在顶盖下，士兵们像团乌云一样向城门推进，头上听到无数石块、飞箭砸下来的声音。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周文王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说是修文德去了），其实按照《诗经》描述周人建国过程的诗歌和《左传》记载，周人建造了大型攻城器械，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用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
　　接着，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蹈袭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东距商都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跑着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怎么办啊，纣王？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知道，秋天将遗弃所有重重顾虑的人，我如果缺乏志气，秋天也要遗弃我。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万余人），以及勤王诸侯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到了指定的相会之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举行了军事大检阅。两马驾辕、每轮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往来趋逞。千万不要以为木头轱辘不好用，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大量炮车、马车轱辘还都是木头的呢，一样南征北战地跑。纣王战车上的重装武士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戟，身披牛甲，弯弓拈箭，军威严整，士气高昂。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观的诸侯看的目瞪口呆。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包括当初F4中“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
　　恶来在《封神演义》里是一名文官，其实不对，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部分就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用横枝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汇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朝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割人柔弱的脖子。所以戈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当然，戈还可以拨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物。戈的不足在于杀伤创面小（啄和钩的受力点小），攻击面积也小，如果站在车上，车驾驶得不好，互相的戈谁也够不着谁。所以，戈的攻击效果未必比弓箭好。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