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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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丧事啊，与臣子的见面礼啊，种种流程。这些东西，前朝商人都有了完备的体系，周人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加以学习继承。
但是周成王毕竟年纪太小，能力有限，根本震慑不住“商朝余孽”和“东夷蛮方”的威胁，纣王的猛将“飞廉”也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于是，人们请他的四叔周公旦辅政。
周公旦作为周武王的四弟善于意识形态工作，曾提出“天命”和“敬德、保民”的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以天代替了商人的上帝，并被后世所沿用。周公旦还编排了大型革命历史剧《大武》，共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武王伐纣从出征、渡黄河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手举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不过这种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样板音乐，“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政府音乐，调子却沉闷了点，演奏起来繁复缓慢，唉声叹气，实在使人不耐。关于这点，去问问孔老夫子就知道了。他老人家在研究大韶的时候，三个月恶心得吃不下肉去。
周公旦辅佐小孩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制定战俘政策，签署禁酒条例，安抚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那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客人，一般都是来自外地的领导干部——那一时期的中国据说还有一千八百个小诸侯国呢。这一千八百诸侯与方国，是否接受大周天子领导，该按什么政策处理，如何对待纷纷拎着礼物跑来寻求周王朝支持的诸侯贵人，特别是来自同一诸侯的不同敌对派系，所有事情都需要逐个解决。周公接见完这些客人，又跑进去接着洗澡，洗着洗着又握着湿头发出来了，反复三次，中间料理三拨客人，经常得感冒。
除了洗澡被打扰，大忙人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人——“汤武周孔”中的周就是他，排名还在孔老二之前。孔子后来继承了周公的衣钵，发挥“周礼”的礼乐仁德，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做梦的时候还经常自诩“梦见周公”，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柯云路大气功师则硬胡说孔子这是“开天目”。）
总之周公是个圣人，就像尧帝眉分八彩、大舜目有重瞳、大禹耳有三漏、周文王四个乳头一样，周公手能反握。就是说，他两手如绵，可以反握。这都是圣人的异禀。手能反握的周公不光主持政府工作可以，文笔也很行，他的会议讲话稿好几篇被收在后来的《尚书》里边。即使是周公这样一个圣人，也会遭受不白之冤。留在中原看管武庚（纣王的儿子）的“三监”中的老大——管叔，心怀嫉恨，就诬陷咱们周圣人想篡夺小孩周成王的权位，并且策反了其他“两监”（蔡叔、武庚）加盟。“武庚”作为商朝遗民首脑，整天正想着“反周复商”呢，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去和东夷特派员洽谈，获得部分东夷族武装力量支持，与三监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在历史关键时刻，社稷存亡之机，毅然决定用武，他与姜子牙再次从陕西出发，向中原讨乱。在战斗中，东夷人往中原冲，被姜子牙隔住，姜子牙硬顶着，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但给身后西边的周公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得以从容聚歼中原的三监暴乱分子：把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然后周公向惊恐甫定的周成王解释自己的忠诚，并在周成王20岁时长大成人后，归还政权给周成王，自己重新做臣子。后代科举考试，写策论或者八股文，周公成了文章里的明星，言必及周公。他给后人立下了做“辅政大臣”的规矩和标准。
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蹑了七年的天子位，《史记》上说他坐于宝位，面向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和放风筝（这句是我说的，不过当时确实有了风筝，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因为周公自立为天子，他的三哥管叔（二哥是周武王）觉得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于是管叔发动暴乱，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朝“余孽”武庚粘乎在一起，又招来东夷人，只能使自己陷于舆论上的被动。而且三方势力背景各异，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最终被击溃。
接着，周公和姜子牙又联手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摘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人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十几个国家卷入其中，流浪于山东的商将飞廉也与东夷人并肩战斗。但整个战争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公把反周最厉的奄人（曲阜地区）全部骟掉（限于男人），作为严厉的报复和惩罚。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管太监又叫“阉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战争幸存的男人，他们的家园在焚烧，他们在周人的驱赶下跌跌撞撞地走向远方，成群结队去中原各种劳动场所消磨残生，有的人额上被路上了墨印，有的被刺瞎了一只眼睛，这些都是奴隶的标识。这些亡国奴再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而那些惊慌失措的妇女们，则被狂喜的敌人你争我夺。东夷贵族的公主，美丽娇弱的躯体更来不及挣扎，就被剥掉哀悼父兄的丧服，像一具具雪白的牺牲，被献于庆功的祭台。据说只有她们纯洁的血，才能安慰阵亡的战土之灵。
当然，这些想象也许对周公不太公平，而人祭的现象，随着文明的进步，到了周朝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事是：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一边流浪，一边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他失去帝国财政支持，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告白祭祀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因为善走，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
姜子牙因为功大，被封到了东夷之地——齐国，也许是为了监督姜子牙吧，周公被封到了齐国附近的鲁国，这就是山东为什么被称为齐鲁大地了。但是周公很忙，离不开陕西镐京，就让儿子“周小公”去了鲁国。周小公名字叫伯鲁，是个刻板的人，把鲁国搞得教条僵化。而姜子牙是武人，保存了齐地东夷人的尚武精神，倒也朝气蓬勃。姜子牙功成名就，十分发达了的时候，以前把他休掉了的老婆，看看不行，又来找他来了，要求复婚。姜子牙觉得好马不要吃回头草，于是没有客气，泼了一盆水，让从前的老婆收起来。老婆明白了，羞愧地走掉。这就是覆水难收的成语故事。这也是“泼妇”一词之来由。
大周天子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在他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边长两千多米），而政治中心依旧在陕西的镐京。洛邑、镐京各有八个师和六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控制幅员辽阔的中国，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创造了礼仪。他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世说新语》上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公的老婆（周婆）定的就好了，就能反过来压迫男人了。
其实周公的老婆也不叫“周婆”，周公旦也不姓周。周公应该姓周王族的姬姓，名字叫旦，合称“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事实上，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并且，鸡在那时候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为了避讳刘邦的毒婆子吕太后——“吕雉”，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现在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按照周公的礼仪，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坏了宝玉。
好，整套动作连贯地作下来，我们请未来的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孔子进入国君院子大门时，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不站在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几案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故意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整天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开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以免看不清书或者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为什么是坐席子而没有椅子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照明条件比较差，室内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和盛饭的东西都很沉重，只能摆在地上，餐具也不轻便，就放在矮的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人们就是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睡）。
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两腿必须跪坐，屁股压在后脚跟上。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上身的称“衣”，下体的称“裳”。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是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俩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脱鞋跪坐好了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这种鼎也不是很贵，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鼎是放在地上的，里边盛放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搭配了调料分好，实行分餐制，放在进餐者在几案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也是落在地上的。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也有详细要求。总之，礼仪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至关重要。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不过，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时代，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可知很多男人打着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周人也是如此，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男女可以自由结合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梁地，没人管。这和纣王的“使男女裸奔其中”没有太大区别。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总之，那时的男人、女子在结婚之前，有绝对的性交自由。而那些一辈子不准备结婚的人，就一辈子有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