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行天下-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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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莱舟接过报纸看着，感慨万端：不容易，不容易，都30年了，恒源祥总算开始装修店面了。他仔细算了一下说：“你回去告诉他，恒源祥应该是60岁了……唉，我都老了，只记得是民国16年恒源祥开张，哪一天已经记不清了……”
席孟博还告诉他，新开张的恒源祥装修一新，店堂里挂着恒源祥的金字招牌，再有三只巨大的绒线球，二根绒线针…… 沈莱舟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再次对席孟博讲：这个叫刘瑞旗的小伙子不简单…… 席孟博回答讲：他有点你像年轻时的你，个头不高，人很精神，做起事来很有魄力。
“不，他比我要强。”沈莱舟讲：“现在做生意，比当年要难多了。恒源祥交到他的手里，以后他的市面会做得很大……”
两位老人相约，趁着秋高气爽，等沈莱舟身体好了，席孟博一定推他到恒源祥去看一看……
但是沈莱舟没有等到这一天，刘瑞旗也没有等到这一天，两人擦肩而过，留下的是永久的遗憾。
1987年9月25日，沈莱舟在东湖路自己的家里去世，终年94岁，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服侍了自己50多年的老保姆奶婶婶讲的。这天晚上奶婶婶为他炖了一只老母鸡，沈莱舟喝了几口，对奶婶婶讲：“今天这只鸡汤倒是蛮鲜的……”
蛰伏
蛰伏 1（1）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母亲一辈子辛劳，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在贫困和期盼的双重压力之下长大成人。
1987年1月1日，元旦，开岁发春，百卉含英，万象更新的一天。这是这一年的冬日里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清晨，薄雾笼罩，太阳懒洋洋地升上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上空，给冬日带来丝丝暖意。
上午10点，我们这本书下卷的主人公刘瑞旗在黄浦区百货公司党委副副书记林珊瑚的陪同下，踏进了上海闹市中心南京东路广西路口的恒源祥绒线店──今天这里已是豪华的南新雅大酒店了。店门已经开了，稀稀落落地有几个顾客。林珊瑚将刘瑞旗介绍给大伙，店堂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这样，刘瑞旗走马上任，担任起恒源祥绒线店的经理，为本书的下卷拉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序幕。说来也巧，当时恒源祥绒线店的职工人数为39人，与恒源祥从四马路搬迁到法大马路开张时职工的人员数完全相同。那时沈莱舟先生已过耄耋之年，而刘瑞旗还不满30岁。
据当时担任恒源祥绒线店副经理的周维乔回忆：年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刘瑞旗要到我们店来当经理，说实话，我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店是上海的一家老字号，又地处南京路的黄金地段。俗话说，在南京路就是石头也能卖出金子价。但当时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10年了，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还没有打破，处境不好不坏，一年几百万元的营业额，几十万元的利润，养养自己是足足有余了……熟悉那个时代的人都晓得，绒线是配给商品，市面上非常行销，拿到全毛绒线就是拿到钞票。但那时给恒源祥多少绒线是由国家规定的。如果给中百一店100斤，华联商厦只有80斤，而恒源祥属于专业绒线店，国家是特别照顾的，也只有60斤，全按这样的比例配额，其它店就更少了……再说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一点也不能动。营业额不足就卖其它商品，羊毛衫、拎包，样样都有。说是专营绒线店，其实还是百货铺。
至于刘瑞旗，我早就听说过了，多年劳模，市财贸先进工作者，离市劳模就差一个台阶……他年纪轻，目光敏锐，胆子大。再说我快要退休了，再加上身体也不好，力不从心。恒源祥这家老字号的振兴，真的就靠他了……
周维乔几次强调恒源祥是家老字号，用了“振兴”这个字……
据现在担任恒源祥集团科研部负责人的何爱芳回忆：我是1980年进恒源祥的，在这以前已经在崇明的医院里当了10年麻醉师。我上调到恒源祥当营业员，明显专业不对口，但一来我已经结婚了，刚养了孩子；二来我的丈夫在海运局工作，经常出海，一去就几个月，照顾不了家庭，于是我也就安心当营业员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当了柜组长，物价员……原先的经理（副经理），人倒也老实，从小在恒源祥当学徒，是个老绒线了，就是保守，墨守成规。全国各行各业轰轰烈烈，都已经在改革了，但我们这里还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我们早就企盼着刘瑞旗来了，他是市新长征突击手，在财贸系统的青年中，相当有影响……
据一直在刘瑞旗身边工作、原先担任恒源祥集团绒线公司副总经理的胡文忠回忆：我是1979年进恒源祥的，我父亲是恒源祥老职工，叫胡善定，也曾担任过恒源祥的经理，我到黑龙江军垦农场10年，是顶替父亲进恒源祥的。上海做绒线的老字号，原先还有几家，淮海路上的麒麟，还有老西门、四川路都有，但后来就剩下恒源祥了，关键是进不到货，靠国家配给根本吃不饱。刘总来以前，恒源祥至少还来过四五位正、副经理，但改变不大。再加上店里年轻人本来就比较少，店就更显得没有啥活力……
对于刘瑞旗，我是翘首以待，他与中国跳高名将、三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是同一届的新长征突击手。当一个基层小店的领导，吃苦肯干自然是不用说了，关键在于他有一种异乎常人的超前意识……恒源祥的事业做到今天这么大，几乎所有跟随他的老职工都没有想到的。
据始终在恒源祥当一名普通营业员的詹彐芬回忆：我是1977年进恒源祥的，当时店名还叫大海绒线店。恒源祥多灾多难，地方搬了几次，店名也改了2次，1966年改名大海绒线语，一直到1978年才改回来。我进店时只有18岁，是店是最年轻的营业员。当时沈莱舟先生的大儿子沈玉丞也在店里当营业员，我和他站一个柜台，关系相当好。沈先生每天晃晃悠悠来上班，拎一个包，包里总是装着吃的东西，他老爱从包里拿出东西来给我们吃……一直到前几年，沈先生身体还可以走动时，还常到店里来，碰到我，还会送一点小礼物给我。
蛰伏 1（2）
其实，我和刘瑞旗很早就认识了，与刘总是在一个团支部的。我当时年轻，干劲足，工作非常努力，与刘总一样多次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还有三八红旗手等等，至今翻翻，奖章有一大叠，当然刘总获奖的层次比我要高一级……
我们店里，周维乔经理是老绒线，除了他没换，其它经理换了五六位。刘总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来了以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工资提高了。我进店拿十几块钱工资，奖金仅两三元；后来工资加了一些，但还是很低，而且做好做坏一个样。刘总来了以后，将奖金与营业额挂钩，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奖金就大幅度提高了。刘总是个做事业的人，他来以后提出要振兴老字号。其实我从沈玉丞先生嘴里，早就听说过，大海绒线店前身是恒源祥，恒源祥是他父亲沈莱舟创办的，是一个老字号，已经有60年了。至于其他嘛，自然就不会思考得那么多了……
上海老字号，今天看来十分荣耀。因为字号（招牌）就代表了历史，代表了文化，代表了品牌的信誉，自然也代表了金钱。不久前，上海滩发生过两场官司，其一是为了争夺吴良材眼镜店的控制权，其二涉及到张小泉剪刀店。不要讲文化大革命了，就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碰到这种老字号，躲还来不及，现在却争得不可开交。结果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市面上就出现了吴良材、老吴良材，张小泉、上海张小泉等等。“井水不犯河水”，皆大欢喜。但就是在80年代初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老字号的真正价值，意识到老字号其实就是一堆开挖不尽的金矿。上海的老字号源远流长。上海开埠以后，1662年创建于苏州的雷允上，1663年创建于杭州的张小泉就将商业企业搬迁到上海。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王宝和酒店，创建于1744年。到了上一世纪初叶，上海老字号林立，业绩显赫，比如中药业的蔡同德、徐重道、余天成、童涵春；饮食业中的老半斋、杏花楼、德兴馆、老正兴；比如制笔业中的绿宝、关勒铭；再比如兰棠、博步、朋街、老妙香、裘天宝、培罗蒙、盛锡福……这么多家的老字号，大多数比恒源祥的历史还要悠久绵长。但时至今日，有的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仅留在文人骚客封尘的记忆之中；有的尚在苟延残喘；自然也有的被后人拾起，发扬光大，勃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据有关方面统计，但凡有50年历史以上的所谓老字号，不论是在中国其它地方（主要集中在天津）或是在上海，百分之七十已经泯灭；百分之二十尚生存着，但情况不佳；真正在改革开放年代重新焕发生机、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社会影响能够超过以往历史的，仅占百分之十！
让我们还是回到恒源祥，回到刘瑞旗。
在中国，一个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往往是与第一把手的能力性格，与第一把手的魄力意识是密不可分的。旧社会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社会也是这样。
中国有一名古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一个真正大有作为的人，必定要经过贫穷、苦难、反复挫折的磨练。
1958年，刘瑞旗降生在上海一个穷苦的城市贫民家庭里。他的父亲刘宏祥早年在河南老家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他吃尽千辛万苦从旧军队里逃了出来，一路流浪，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畔一个煤炭装卸码头里当了一个挑煤工。看过京剧或电影《海港》的人都晓得，这是一个何等危险而又辛苦的工作，说得白一点就是一个苦力，靠搏命、靠力气挣几个血汗钱。不幸的是他20岁那年，由于喝了不干净的冷水得了伤寒——命运竟有如此奇怪的地方，当年沈莱舟的父亲也是得了伤寒而丧命的。但刘宏祥的命运似乎比沈莱舟的父亲沈绥之要稍稍幸运一点，或许讲是更为痛苦。他没有死，但却发烧烧坏了神经，听得见，但不会说话，只会咿咿呀呀非常吃力地吐出几个音节。刘瑞旗出生以后，一直到父亲2003年去世，都没有听到父亲稍微完整地说过一句话。这对他来讲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真可谓“内心的痛苦无法叙说”。解放以后，走“过山跳”、扛大煤筐这样危险的行当一去不复返了。刘宏祥进了煤球厂，当了一名工人，不幸的是晚年还被冲床冲去了一个手指。刘宏祥没有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他对自己的子女却寄予厚望，再穷再苦也要让他们读书——这是刘瑞旗终生感激父亲的。刘宏祥待人热心豪爽，非常肯干，退休了还闲不住，帮别人修自行车……一直到刘瑞旗当了集团的老总，有了钱，让他在家里享清福，但他依然闲不住，邻居有什么事要帮忙，都能看到他苍老的身影。刘瑞旗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不无感慨：父亲正是以自己一个劳动人民朴实的品格，潜移默化，教会了我去怎样做人。
蛰伏 1（3）
刘瑞旗的母亲王秀英也出身农村，8岁就跟随父亲逃难到了上海，在上海摆一个小菜摊安身立命。但不幸的是不久她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二女一男三个孩子。王秀英是长女，很小便挑起了养活弟妹的担子，女大当嫁，于是便由亲戚介绍，嫁给了同样贫穷但心肠甚好的刘宏祥。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但许多劳动人民的生活依然相当清苦，生第一胎时，为了省些钱，王秀英是挺着大肚子回到河南老家去生产的，结果生下的是颇为罕见的龙凤胎，但由于乡下条件有限，女孩活下来了，就是刘瑞旗的姐姐，而男孩却不幸夭折了。
1958年，刘瑞旗在上海出生了。作为长子，父母自然十分宝贝，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毛头”，以示疼爱。现在有些老邻居看到刘瑞旗依然会叫他“毛头”。而身为一个大集团总裁的刘瑞旗就会笑得十分灿烂地爽朗回答“哎”！当时他们住在南京路上海杂技场对面的弄堂里，与静安区中心医院仅一墙之隔。父亲晚年得了风湿病，腿肿起来有水桶那样粗。刘瑞旗总忘不了，父亲住在医院里，他站在后窗还能看到父亲站在病房的窗口前向他招手并露出苦涩的微笑。
刘瑞旗生下来十分瘦弱，个子也小，但相貌英俊，国字脸，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而且非常安静，他不爱说话，在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大半天。当时，没有电视机，家里贫穷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刘瑞旗只是默默地坐着，瞪着明亮的大眼睛，观察人生，品味生活。一直到今天，刘瑞旗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他在集团公司的大办公室里，从来也不开电视机。如果没有会议，没有客人，他喜欢一个人坐在桌子前，燃起了一枝烟，静静地看着书，更多的时间是在默默地思索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市民的生活也大受影响，刘瑞旗终生难忘这么一件小事：这一日早晨，他提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弄堂口晒太阳。虽然已经吃了早饭，但肚子依然饿得咕咕叫，母亲急着上班，匆匆从他身边走过，随手朝他手里塞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烘山芋……他想站起来，对母亲说一句话，但母亲步履匆匆早已走开了。他把烘山芋一直握在手里，他知道这是母亲一天的吃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他望着母亲的背影，眼泪如线一样地挂了下来……
1965年9月，刘瑞旗走进了江阴路第一小学，这是一座由清朝末年的大庙改成的小学校，他上学了。1972年他又进了中学，读的是储能中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深知读书的机会来之多么不易，学习非常用功。但由于父母都没有文化，底子差，因而文科只有中等水平，但数理化绝对是第一流的，尤其是化学，还当上了课代表。此时，他碰到一生中的第一个关口，他得了一种颇为凶险的疾病：血小板减少症，整个下半身几乎每个毛孔都发出红色的疹子，医生关照，如果疹子蔓延到上半身，便会危及生命……父亲将他带到自己单位的医务室，找了一位姓顾的医生给他看病。这位顾先生颇有水平，给他吃了一种丸药。当时药价便宜，不过一毛钱一粒，一天3粒，需要连服3个月。但当时人们的工资也低，刘瑞旗的父亲工资算高的，每个月69元；而他的母亲在里弄生产组拉黄鱼车，每天8小时上班，拉着装满纸板箱的黄鱼车，不知要走多少路，一天的工资才只有7毛钱。隔壁邻居介绍了一个偏方，说是吃生花生米的皮能治这种病，她正好在酱菜厂工作，于是每天下班带回来一包花生皮，用水煮着给刘瑞旗吃。这种东西自然十分难吃，但刘瑞旗坚持下来了。母亲站在一旁，看着他一口口艰难吞咽的样子，就会摸着他的脑袋对他讲：好孩子，乖孩子，你是爹妈的命根子。你要快快的长大，好好的长大。吃这点苦水我们不怕，吃下去病就好了。就这样洋方土方吃了3个月的药，病情控制住了，但刘瑞旗看着父亲付费时那种精打细算、颇为为难的神情，心里非常着急。因为当时他们一家5口，一天的小菜钱不过5毛钱，而他的药费就要3毛。于是他下决心要靠锻炼身体来增强自己的体质，他选择的是长跑，一项需要毅力，需要吃苦，但不需要什么器械也最不会受到伤害的运动。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起床，从南京路上海杂技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