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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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有：“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大唐国之关白，授予秀次……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高丽（朝鲜）国由岐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1592年和1597年两次征服朝鲜的战争虽然在中、朝两国军队的抗击下失败了，但是丰臣秀吉侵略大陆、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扩张思想却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丰臣秀吉的侵略扩张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河天民所著《开疆录》说：“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这种“大大日本”的构想正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先声。佐藤信渊则更进一步，不仅提出了扩张的目标，而且设想了侵略的步骤。他在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说：“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罗、印度诸国……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又说：“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精于军事学的藩士吉田松阴也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总之，日本幕府时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基本上都主张向大陆扩张。而其中又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更具有理论的代表性。1885年3月，中法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中国东南沿海面临严重危机之际，福泽谕吉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脱亚论》。其主要内容是说：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日本国民已渐知采纳此近世之文明。不幸其近邻有两国曰“支那”、曰“朝鲜”者，在方今文明东渐之潮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维持其独立，今后不出数年其国将亡，其领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故“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待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这一理论既指出了在西方列强竞相侵略中国之际日本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又在舆论上配合了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战。这时，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均已齐备，以后即进入形成时期。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大陆政策的基本形成时期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即将向外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掌握政府实权的藩主萨长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宣称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大陆上的中国和朝鲜。参谋本部成立之初即成立了专门负责侦察、调查中国东北地区及西伯利亚等地和朝鲜及中国沿海地区军事地理、军政情况等的管东局和管西局。1879年至1880年间，参谋本部派出管西局局长桂太郎、局员小川又次以及志水直大尉等十几名军官，以驻华武官和语文研究生等名义到中国搜集军政情报。他们在归国后写成《邻邦兵备略》《与清朝斗争方策》等报告。日本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据此上奏天皇，力请加强军备。1886年参谋本部派荒尾精至中国发展间谍组织，派已经升任局长（后又升大将）的小川又次再度至中国进行调查。小川回国后于1888年为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而且有详细的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趣旨：　　　　
　　　　“政略存则战略成，战略存则政略全。欲确定战略，不可不知政略如何”。“谋清国，须先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于今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必“取进取计划”。“自今年起，在未来五年间完成准备，若有时机到来，则攻击之”。　　　　
　　　　进攻方略：　　　　
　　　　“第一篇彼我形势。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清人虽愚蠢不决，但受此屡屡失败刺激，对须培养实力已稍有感悟。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清国优柔，显然不能一举成强国。但是只要努力不懈，理应达到此境界。由当前形势看来，２０年后可能稍有完备……因此，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清国军队有“旗兵30万，绿营兵60万，蒙古兵10万，共100万。八旗兵属无用之长物，绿营兵之弊风亦与日俱增……近年又选绿营兵中之精兵，仿勇军编制，组成所谓练军。一旦有事，入守有用者，实此勇、练二种……此二种兵合计40万，而此40万兵属各省总督巡抚分辖，并非归一名元帅统辖。故兵制、阵式、枪炮器械各有差异，军制不能统一……加之更可怜者，将校虽有文官、武官，皆不懂任何兵学，只图利己。由此可见，将校实无指挥此兵临阵对敌之技。此40万兵员配置于１０倍于我国之面积上，道路粗劣，交通不便，即使一方告急，也不能从邻省调兵。且内地常有教匪、苗民等思乱之徒。防练军平时主要用于镇压叛乱，不能以其大半援助邻省。加之战时无动员编制，只能临时招募无赖、游民，增加、补充战兵。以上所论者，不过实力之一斑，但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实非国家之良策。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　　　
　　　　“第二篇作战计划。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而欲奏此功，则须于进攻北京之同时阻击来援京畿之敌兵。”“为达此目的，派出远征军总数应为八个师团（常备师团六个，后备师团两个）……分北、南两部。北部六个师团，南部两个师团。此乃依清国今日兵力而定。”“其部署任务如下：在海军掩护下，把五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运至直隶湾，于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夺取昌黎、滦州、永平府”；再“命一个常备师团”占领唐山，“做欲攻入天津之样态，以牵制天津兵北上，保护我军背后安全”；“以两个常备师团，经滦州……香河县进入通州”，“对天津方向保持战备”；“另两个师团经永平……三河县进入通州”，“不断对通热河道路及北京北方保持战备”，“防止清帝逃脱，阻止援兵”；对北京“围东、西、北三面……以东北角为主攻点”，“一个后备师团……坚守山海关，断东三省之援兵”。“以一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同海军一起进入扬子江，先克吴淞据之，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克江阴……宜昌等沿岸要冲”，“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亦使之不能北上”，“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　　　　
　　　　“第三篇善后”。在西方列强介入之前，设法形成有利于日本之态势。“无论于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把下述六要冲划入我国版图”：一、旅顺半岛；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三、浙江舟山群岛；四、澎湖群岛；五、台湾全岛；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　　　　
　　　　小川又次的“方略”对以后日本陆军产生较大影响。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日本将向大陆扩张的政策。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又说：“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他还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与此同时，他还写出《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等文件，主张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列强争斗等。外相青木周藏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主张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他的主张也都得到了内阁认可。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形成，对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也趋于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寻找时机或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大陆政策的推行、发展时期　
　　　
　　　　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事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走上推行大陆政策、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在华驻军权，并夺占了中国东北南部大片领土，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其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召开有朝鲜总督、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和奉天领事以及驻青岛、西伯利亚日军司令官参加的第一次“东方会议”，研究侵华政策问题。最后认为：满蒙同日本领土接壤（指朝鲜），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日本不但要维护其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要努力获得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与利权。因而决定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张。　　　　
　　　　1923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扩大军备和侵略中国的问题受到美国等国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日本在制定国防计划时，将主要假想敌国定为“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而将中国与俄国作为第二号假想敌。但是为了与美国或俄国作战，又规定必须准备好占领“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等“大陆要域所必需兵力的整备”，作战的“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实际上不论对谁作战，日本都把中国作为其侵略的首要对象。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日本参谋本部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预计动员32个师团的兵力，其中以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美作战，以1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俄作战，而以16个师团用于对中国作战。由此可见日本作战的重心仍然是中国。而且对俄作战时，其大部兵力仍将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是：以5个师团占领南满及北满一部，以7个师团进占河北及山东，以3个师团进占上海地区，以1个师团进占福建。　　　　
　　　　1927年，一贯主张“经营大陆”的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继山县有朋组织新内阁，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又有新的发展。早在1913年，田中义一就著书鼓吹向大陆扩张。他说：“我们认为向大陆扩张乃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立经营满蒙的大方针”。他还表示决心为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这次当上了首相后自兼外相，任命一贯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的“满蒙第一主义者”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认为“日本应当确保满蒙”，“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这“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当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有陆海军首脑、关东军司令官、驻中国使领和外务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统一认识，制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会议实际上由森恪主持。最后由田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共八条。前五条规定了对中国整体的政策，后三条规定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第五条就明确地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二是将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作为日本的殖民地。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还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不问来自何方”这句话时说：“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的内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的东北完全置于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既不允许其他帝国主义染指，也不允许中国人民为维护主权而采取正当的行动。日本实际上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已视为自己的领土了。　　　
　　　　会后，田中将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秘密上奏天皇，因而这一文件又称“田中奏折”。文件首先说明向满蒙扩张的“理由”：“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完成新大陆政策。”其次又提出向大陆扩张的总目标：“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并进一步强调掌握满蒙之利权是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大关键”，说“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止中国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中国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利源。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尔后详细地阐述了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取得满蒙的土地租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等；以日本人充任满蒙政治、财政及军事的顾问和教官；派遣军人秘密进入蒙古，以控制旧王公等等；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进程中因有可能“不得不与美国一战”，“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要作决战的准备，迅速修建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将满蒙与朝鲜联结起来，加强对满蒙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