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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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划分１６个受降区。其受降长官、受降地点及日军投降代表、部队集中地点分别为：
河内区第１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日军第３８军司令官土桥勇逸集中于越南北方（具体地点由卢汉指定）
广州区第２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日军第２３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集中于广州及雷州半岛
汕头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日军第２３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集中于汕头
长沙区第４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日军第２０军司令官坂西一良集中于长沙、衡阳
南昌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日军第１１军司令官笠原幸雄集中于南昌、九江
杭州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日军第１３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集中于厦门、杭州
京沪区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日军第６军、第１３军司令官十川次郎、松井太久郎集中于南京、上海
汉口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
日军第６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集中于汉口、武昌
徐州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
日军第６军司令官十川次郎集中于徐州、蚌埠、安庆
平津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集中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
太原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日军第１军司令官澄田四郎集中于山西（具体地点由阎锡山指定）
郑州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日军第１２军司令官鹰森孝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新乡
郾城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
日军第１２军司令官鹰森孝集中于郾城
济南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
日军第４３军司令官细川忠康集中于济南、青岛
归绥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
日军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集中于包头
台湾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日军第１０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集中于台湾（具体地点由陈仪指定）
至１９４６年２月，绝大多数日军已缴械完毕。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收缴的日军主要武器装备有步骑枪６８５８９７枝、手枪６０３７７枝、轻重机枪２９８２２挺、各种火炮１２４４６门、战车３８３辆、装甲车１５１辆、军用汽车（包括特种车辆）１５７８５辆、军马７４１５９匹、飞机１０６８架（内堪用者２９１架，待修者６２６架，不堪用者１５１架）、军舰２６艘（每艘９０吨至１０００吨），另有快艇、炮艇、潜艇计２９艘。以上不包括伪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数伪军一变而为国民党军，仅少数缴械）。
国民党利用其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受降，而在敌后，坚持８年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等全被排除在受降之外。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诬蔑抗日人民武装为“奸匪”，企图以收缴和美国援助的大量日械、美械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以及收编的大量伪军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其实早在日军投降之前，国民党就决定消灭人民抗日武装了。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２日，配合盟军登陆的《东南战场作战计划》呈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为：〔13〕
第一方针
１ 东南战场为期与盟军会师之目的，应即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以军事为主、党政为辅，先积极剿灭防线内及沿海、沿江各要地之奸匪，再于沿海、沿江各要地挺进有力部队，彻底建立以军事为主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准备接应盟军之登陆。
第二指导要领
２ 各战区应以剿灭奸匪、接应盟军登陆为主任务，以保守根据地为副任务。针对实况，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配合党政、地方武力、敌后游击队及运用伪军，限制奸匪之活动区域而逐次剿灭之。
３ 挺入敌后沿海各要地之部队，应彻底以军事为主，建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并运用伪军，广为巩卫据点之外围，绝对清剿奸匪之潜伏。常备必要译员及向导，准备接应盟军之登陆。
４ 对于敌我中间地带大股奸匪之清剿，应针对敌、匪、我之态势，集结必要兵力，妥为部署。一面以稳扎猛打之原则，依碉堡构成坚固地带，区分为进剿部队及守碉部队，逐次推进而剿之；一面防制敌之流窜，以免妨害国军之进剿。
并具体部署了第三、第七、第九战区的“行动准据”。蒋介石于２８日批示：“仰严督各战区积极实施。务于限期内完成任务，并将督剿情形随时具报。”〔１４〕
正是由于国民党的上述决策，严重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局势的发展。
但人民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公正的选择。
注释：
〔１〕《国际条约集（１９４５—１９４７）》。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７７—７８页。
〔２〕日本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日本最长的一天前夕》。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中译本，第６页。
〔３〕〔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中译本，第１６３８页。
〔４〕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台北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２册第１１４页。
〔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临时）档案２５６７号。转引自罗焕章、高培《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７８页。
〔６〕〔７〕美国陆军部： 《在中缅印战区时已不多》，第３８１页。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８页。
〔８〕《杜鲁门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4年中译本，第７２页。
〔９〕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卷第３０９页。
〔10〕同〔４〕，第１４２页。
〔11〕同〔４〕，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１２〕《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中译本，第１５页。
〔１３〕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１４〕同〔１３〕，第１４１页。
…
138
第十部分：后论
战略决策
…
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及反法西斯盟国的配合下获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一改近百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的主要战争中屡屡失败的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族人民（包括广大爱国侨胞）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因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由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族人民及广大爱国侨胞共同奋斗获得的。仅就战场上的作战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则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分别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奋战获得的。为了全面地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有必要对正面战场作战的主要经验、教训作一简略的论析。
一、 战 略 决 策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抗日战略总方针，或者说一般的方针，是“持久消耗”战略。这一战略是随着中日关系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后才逐渐形成、确立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似乎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就有了基本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明确地说过：“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１〕当时连抗战的决心尚未定下，怎么可能产生抗战的战略构想？那一时期国民党对日本的根本方针其实就是忍让妥协。虽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不断抵抗”、“长期的抗战”之类的话，但把这些泛泛之言上升到战略决策的高度，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1935年，日本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要求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八一宣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军追击红军入川。蒋介石到四川，认为“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这时国民党才“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２〕才产生了抗日战略的初步构想。当时蒋介石设想的对日政策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３〕至于如何达到持久战的目的，则尚无明确的设想。
1936年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在拟制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将作战指导要领写为：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４〕这是第一次将持久战写入国防作战计划。但很显然，这个计划中的持久战还不是战略方针，仅是作战指导方针，其基本内涵是依托多道阵地进行逐次抵抗。
“七七”事变爆发后1个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等参加的国防会议，经研究、讨论，最后决议“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至此，持久战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在8月20日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的“方略”中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基本主旨”。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对持久战的认识，大多仍侧重于战术运用方面。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向军队发表的演讲中就说：“观察倭寇此次的企图，在倾其全国可能对华的兵力，运用飞机大炮战车的威赫，要求速战速决，先解决冀察，压服我国……我们的应敌战术是什么？第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消耗战”；第二到第五战术是“守住一个地方或一个据点，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是镇静防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充分利用民力与地物……坚守阵地，乘虚出击”，“讲求防避敌机大炮战车毒气等的战术和方法”。〔５〕9月1日，蒋介石在出席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时说：“现在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必须设法使战胜必需具备的要件——即全国军民的战斗准备和战时必需的物质条件，逐渐充实调整起来，尽可能的迅速准备妥当，则一年的战争，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他还说：“我们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到相当时间，他自然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为正义、为自由而发动的神圣战争；不仅苏俄要参加，他现在还在运用他的外交，使各国都不能旁观。”〔６〕可以看出，蒋介石这时还存在着完全依赖国际力量迅速结束战争的幻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持久抗战的思想。
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之后，蒋介石等才认识到“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但他对战争的长期性依然估计不足，说“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日本“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７〕 徐州会战结束后，德国决定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日本又通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宣称即将进攻武汉，要求各国的军舰、商船撤离芜湖至湖口间的长江江面，而英、美等国虽对两大阵营的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无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和干预日本侵略行为的表示，这就促使蒋介石等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8月13日，蒋介石在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讲演中公开宣布：“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１１〕众所周知，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所谓全局，则包括空间、时间两方面的因素，既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又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总方针，是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而制订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不仅要能指导当前阶段的战争，而且还必须能指导尔后阶段的战争。综观蒋介石的各次讲话、命令和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计划，到此时为止还都是以加强防御措施、保卫武汉核心为中心，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指导尔后阶段战争的具体方针。
当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日军在大亚湾突然登陆时，蒋介石认为“我军战略政略皆有重新检讨之必要”，曾分别向高级将领征求今后对战争指导的意见。如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报说：“倭寇在粤登陆，战局又进一步，对于以后外交军事之战略与政略之运用，吾兄荩筹硕画，必有所见，请详告是荷。”〔１２〕经过对一年半抗战实践的总结，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从战略上将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期”。第一期是“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现在“已经完成战略上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部署”，今后“第二期的抗战”则是“遂行转守为攻的任务，达到转败为胜的目的”。〔１３〕两个战略阶段任务的规定，标志着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总方针已经全面形成并确立。
而1938年5—6月徐州会战时期，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了他的《论持久战》。该文也已通过周恩来等传至国民党许多高层将领手中。文中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思想，提出持久战总方针，以及预测抗日战争将经历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三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对近一年全面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可惜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高层将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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