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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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梧之流，在正规军的支持下也开始制造摩擦和进行军事挑衅，不仅向先被日军占领原为政府军驻守、后由中共武装收复的地区进攻，而且向早已建立的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并不断捕杀共产党员。为了团结抗战，中共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如河北民军重要首领乔明礼在准备进攻冀中根据地时，在深县附近被中共吕正操部俘获。由于他表示悔悟，要求抗日，中共不但发还了被缴获的300余枝枪，而且应允每月补给军费700元、发给冬衣5000套。中共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亲自将其送回，刘伯承和邓小平还派杨秀峰、王宏坤前去慰问。但他回去后继任了河北民军总司令，继续反共。在国民党军队坚持反共摩擦的情况下，中共部队被迫实施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于是国共两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有时就发生武装冲突。　　　　
　　　　但即使如此，共产党仍极力忍耐，以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如1940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指示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100〕以后又指示向相邻的国民党军“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摩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并规定“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等。〔101〕　　　　
　　　　国民党当局并不因共产党的忍耐、容让而放弃反共政策，相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致力于反共。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所说的：“自从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深信日本终将被击败”，“国民党主要力量集中于北方抑制共产党”。例如1942年3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下达电令：“国军以先肃清黄河以南奸伪（指共产党），以利抗战之目的，各战区同时行动，一举歼灭华中、华南方面之奸伪；华北方面，亦相机袭攻，巩固并扩充游击地。”〔102〕　　　　
　　　　这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就无法完全避免。　　　　
　　　　日军则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渔翁得利。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坚决抗日的中共部队，对不游不击的国民党系某些部队不采取行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纲要》中的“作战指导要领”就明确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103〕如1941年11月间日军进行的“鲁南作战”，就是日军“第12军利用鲁南共军与重庆方面的于学忠军之间的矛盾，以消灭共军为目的”而发动的。〔104〕当然，对于必须控制的地区，日军仍是要进攻的。如1942年2月间进行的“鲁中作战”，目的就是为了“歼灭盘据在以临朐南、博山东南山岳地带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于学忠所属重庆军”的。〔105〕　　　　
　　　　正是由于国民党为限制中共发展而引起的国共摩擦，使敌后战场的总体抗战力量受到削弱；而日军得以利用矛盾，集中兵力加强“治安战”，使国共两党的敌后部队都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但是共产党的部队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抗日意志坚强，依靠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又采用了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游击作战，民兵联防，以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扫荡”和“辗转抉剔”等各种残酷、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封锁、清乡等，不仅坚持住了各抗日根据地，而且愈战愈强，很快恢复并获得更大的再发展。国民党的敌后部队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又采用了不适合敌后游击的呆板战术，而且与抗日的友军为敌，所以在日军扫荡、围攻下，大批将领率部投敌，反转来协同日军围剿残存的抗日据点。因此，国民党敌后战场游击战的失败，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　　　
（完）